许知远，著名作家，单向空间书店老板，网络访谈节目《十三邀》主持人。近一阶段，《十三邀》第七季对费翔、韩红、陈晓卿等人的采访引发舆论热议，《梁启超传》第二卷的出版又带来了一场场读书分享热潮。许知远一直是文化界的热门人物，其鲜明独特的“许氏风格”影响也必然是长久的。

越是被骂，评分越高

网络视频访谈节目《十三邀》创办于2016年。当时，许知远和张帆、于威突发奇想，打算做一档采访节目，每次采访13位名人。这13个人横亘各行各业，中西各方、男女老少都有，通俗来说就是“十三不靠”，节目《十三邀》由此得名。制作完成后，在腾讯新闻定期播出。

与《鲁豫有约》《名人面对面》《大家》等传统访谈节目不同，《十三邀》是一档清谈节目，频繁出现的场景只不过是两个人坐着聊天，背景十分简单，甚至在话题遇冷时还有长时间的沉默。画面没有任何特效，连贯性与故事性差强人意，显得特别“原生态”，也比较粗糙随意。对此，许知远并不在意，他认为真实的谈话本身就会存在摩擦，不一定非要用流畅的表演来完成一场对话。

然而，正是靠着“不走寻常路”的访谈模式，《十三邀》不是因为一致好评的口碑出名，而是由于主持人与访谈嘉宾身份、学识、表现等方面的巨大反差，让这档节目口碑相当分裂，赞誉者和痛骂者都各执一词、激烈交锋。有争议自然就有了关注、流量，《十三邀》的评分节节攀高，也一直做到了今天，算是访谈节目中的“常青树”。

在早期的节目中，不乏这样的“名场面”：许知远面对心目中的完美女神俞飞鸿，显得特别的尴尬和羞涩，问美得动人心魄的她为什么要去拍那么庸俗的剧；问林志玲，怎么看待东亚社会的单调性？问罗振宇，不觉得唱挽歌很美吗？问李诞，做脱口秀不觉得肤浅吗？当然，也有嘉宾直截了当地回击，比如张楚一开场就主动提出：“我们能否不讨论人生？”韩红也说：“我觉得说很多话不如去行动，说话一点都不酷。”

许知远访谈俞飞鸿

在采访马东时，许知远直言《奇葩说》一类的节目粗鄙，很难真正影响一代人，质问马东“为什么不抵触这个（粗鄙化）的时代？”结果马东回怼了他一句：“我没那么自恋。”这句话在网络上一下子火了，成为人们嘲讽许知远最常用的话语。

之所以存在这样的冲突，说到底还是因为许知远秉持着老牌知识分子的清高、愤怒、矫情、偏见，保持着对时代和世界的尖锐批判性，认为自己肩负着教育、警醒、塑造的重任；但娱乐化、碎片化、快节奏的时代潮流不可逆转，这种格调与情怀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很少有人再愿意去高谈阔论什么时代与人生。

随着节目时间的延长，许知远的风格在改变、趋向成熟，观众的评价也在改变，更多人开始去思考和理解许知远访谈背后的意蕴，也慢慢接受了他的笨拙和不合时宜。在近期播出的《十三邀》节目中，访谈嘉宾是因为《封神》而再次爆火、重回大众视野的62岁明星费翔。当他们聊起一些作家的作品时，费翔就对许知远说：“一般的采访中，我提到安·兰德，没有人会认得，只有你认得，然后你会理解我说的话，我就觉得特别高兴。”“我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我跟你在一起变得非常不内向。”从嘉宾这样的评价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许知远广泛的知识涉猎，为他的采访深入提供了很好的前提和基础。

许知远在海边

许知远还有一种走红的方式，那就是他的“不合群”。2022年，他参加了湖南卫视真人秀节目《向往的生活》，虽然出场的嘉宾很多，但剪辑成片后，基本上超过一半的画面都是许知远。当其他嘉宾正在认真完成规定的各个环节时，黄磊总是要发问：“许知远怎么又不见了？”他经常是一个人坐在沙滩上喝茶，和渔民打招呼，聊当地的风土人情，就是不愿意硬性融入嘉宾的圈子之中。何炅说许知远就是野王，自由自在惯了，过着随心所欲的生活，还调侃他的名字意思是，“许你把我越支越远”。然而，常常游离于人群之外的他，却意外获得大家很高的评价：“许知远过的，才是真正的向往的生活。”乃至节目最后一期，许知远走了以后，黄磊一个人端着茶杯，笑着对众人说：“我也想做一回许知远，我去海边坐一会儿！”

许知远身上的这种拧巴劲，与他的成长经历关系很大。

圆梦北大，梦又碎了

1976年，许知远出生于江苏连云港。他的父亲是一名铁道兵，工作调动频繁，做事讲求规矩和秩序，这些对许知远的性格塑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7岁时，他随父亲搬到了北京，住在部队大院里。20世纪80年代的大院，早已不是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中的“叛逆、渴望创造规则”的激情涌动，已经变得十分安分守己了，大院孩子们按部就班地学习、生活，与违纲乱纪完全不沾边。许知远更是最“驯服”的那个，害怕冲突、从不打架，放了学就回家看书。

因为父亲工作调整的缘故，许知远经常转学，小学6年辗转读了5所学校，以至于在每所学校同学都没认齐，熟悉的朋友还没几个，就又要重新开始。后来，他干脆不去交朋友，也不怎么说话，往往习惯于当一名旁观者，冷静地观察着身边人的举动，却从来不会融入他们。就这样，他成为父母眼中的乖孩子，做事认真，成绩较好，也从不调皮捣蛋。但只有他自己知道，多么讨厌自己这种“正常得令人发指”的生活。

直到在首都师范大学附中读高中时，埋藏在许知远心中的反叛种子开始发芽生长了。父母为他设想的人生路径是进机关、国企，在体制内安度余生。但他沉迷于读鲁迅、读李敖，还读柏杨、爱默生，每每惊叹于他们的正气和风骨，向往能过上他们的生活。有一天，教语文的孔庆东老师在课堂上朗诵《荷塘月色》，极富感染力的声音让大家深深陶醉。孔老师说自己是朱自清的徒孙，说北大的学生都是心忧天下的人，甚至还说：“如果在北大扔下一颗炸弹，中国将倒退50年。”许知远深受震撼，下定决心要报考北大。

当时许知远的成绩并不是最拔尖的，很多人都认为他是异想天开。为了实现目标，他每天都在拼命学习。高考成绩公布前一夜，他自己估算了分数，认为考取北大无望，感到十分悲观。出乎意料的是，他竟然踩着分数线过关，被北大微电子专业录取。虽然不是梦寐以求的文学系，但是毕竟进了“梦中情校”，他还是十分开心的。

然而，入校之后，许知远却感觉北大与理想中的样子相差甚远。早先的文学热、诗歌潮，已经被“出国热”所取代，大家聚在一起，讨论更多的是经商发财，怎么考取托福、雅思后出国。曾经梦想的浪漫、诗意、自由，在现实中却很难找寻。他一度感到非常迷茫，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就是“这所学校，没法儿念了”。

大学军训中的许知远（中间绿衣服张大嘴戴眼镜的那个）

许知远开始逃避本专业的学习，很多时候溜到文学院系、历史系旁听，听戴锦华讲社会批评，听钱理群讲民国年代，渴望找到时代的新注脚。这个时候，孔庆东也来到北大任教，许知远经常上门请教，在孔老师那间拥挤的教工宿舍里，他认识了很多文学界的大咖，大家在一起谈论文学理想，讨论热点话题。

不久后，他办起了校园杂志《微光》，语言十分犀利，甚至用“流水线似的加工厂”来评价北大。杂志只出到第4期，学校领导就勒令他停办，理由是内容过于“世俗化”。一时激愤之下，他向学校打了休学报告，逛了大半个中国，还在桂林定居了一段时间。等到身体厌倦了的时候，他才回到学校。

许知远把自己感受到的所有痛苦、迷茫和挫折，都写在了文字里，成为《三联生活周刊》《书城》的撰稿人，后来还做起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后来，他出版了第一部著作《那些忧伤的年轻人》。这本书，是他在星巴克咖啡馆里、北大校园的男生宿舍床上、春天的北方城市街道边，一次次遭遇智慧或者青春才完成的。封面上用英文写着副标题“生于1970年代”，说的是这一年代的人与六零后、八零后截然不同。

在自序里，许知远这样介绍自己：“一位喜欢对世界进行广泛发言的知识分子”“一个怀抱梦想，并因为梦想碰壁而忧伤的骑士”“一个永远奔跑在雨中的叛逆少年”。书中人物的遭遇，引发了很多年轻读者的共鸣，该书几次再版，畅销了20多年。

走上巅峰，却辞了职

2000年，许知远大学毕业。他并没有从事电子产业，而是投身媒体界，先是在一家网站工作，第一个月的工资相当于母亲一年的收入。网络泡沫破灭后，他就跳槽去了《经济观察报》，在与报社社长谈入职没几分钟，许知远的双脚就翘到了办公室茶几上。好在社长欣赏他的才气，并不拘泥于这些小节，当即将他录取。他成为《经济观察报》的主笔，负责“全球视角”专栏。他的语言风格受到英美文化的深厚影响，使用长而复杂的句式，谈论的话题包括文明的冲突与融合、构建世界新秩序等，都很先锋、前沿。文章中满是熊彼得、马修·阿诺德等西方著名知识分子的名字，许知远经常大段大段地引用他们的观点。

后来，许知远把在《经济观察报》的专栏文字结集成册《昨日与明日》，名字就是模仿李普曼的专栏“今日与明日”。他的优长在于熟悉西方，相比之下对中国传统文化却知之甚少，朋友说他谈论中国时的口气“就像一个外来者”。

一时间，《经济观察报》深得年轻读者的喜爱，他们视许知远为启蒙老师，报纸一上市就立即购买，有的甚至专程赶到报社，就为了能够见到真容，哪怕远远地看一眼就能心满意足。

一年之后，“9·11事件”爆发，西方世界在许知远的心中也发生了深刻变化。2002年3月，许知远第一次来到美国。他和朋友给很多名人发去了邀请函，最终有15人接受了他们的采访，包括著名的《外交政策》杂志主编基布尼、美国尼克松中心的中国研究部主席大卫·兰普顿约，特别是经济学家肯尼斯·加尔布雷斯让他印象尤为深刻，94岁高龄依然思维敏捷、笔耕不辍。相关的采访报道，在媒体界也掀起了热潮。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既让许知远能够看得更远，也让他有些飘了、傲了、狂了，把谁都不放在眼里。2003年《经济观察报》公司年会上，领导邀请他作为颁奖嘉宾出席年会，这也算是对这位风头正劲的年轻人的认可。

然而，许知远丝毫不给面子，在看到获奖名单后却拉下了脸，公然批评道：“今年的奖项都给了不该给的人，这完全是利益平衡的结果，如果《经济观察报》这么办下去，就没啥希望了，我拒绝颁发这个奖项。”说完，他丢下奖项，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舞台，留下领导和嘉宾们格外尴尬。

自然，这份工作他也干不了了。

听说他放弃了收入稳定的工作，父亲专门打来电话训斥：“你不要太肆无忌惮了！”但许知远并没有放在心上，经历视野的开阔，让他能够摆脱父母的精神枷锁。后来，他担任新创杂志《生活》月刊和《东方企业家》杂志的主笔。在2005年，《生活》月刊就卖出了50元一本的天价，创刊团队中竟有“音乐总监谭盾”这样匪夷所思的职位，这一切都显得不合常理，但也让这本杂志变得更加独特，成为知识青年的精神读物。

许知远参加节目

在收获一部分人好评的同时，许知远也受到了诸多批评。他的口碑两极分化，爱之者称赞其为“知识分子的良心”“最后的古典主义者”，恶之者则直斥“穷酸油腻”“尬聊”。但许知远并不在意外界的赞与毁，依然坚持着自己的风格，坚守在自己的世界之中。

他决心更深入地了解中国与世界，先是花了两年时间在全国范围内游历，漫无目的地乘坐大巴车，停到哪儿就在哪儿下车，遇到谁就跟谁聊天。随着观察的深入，他撰写了《中国纪事》，交流一位年轻知识分子看待自己国家的真实努力。后来，他又如法炮制，漫游了埃及、俄罗斯等十几个国家。在这种多元文化的碰撞中，他学会了观察日常生活，也更深地懂得了时代变迁。

许知远有个绰号，叫“砸场子嘉宾”。一次，在某个知名企业举办的青年领袖颁奖活动上，被评为青年领袖的许知远登台时，果不其然又砸场了，直接说活动太冗长了，好几次都想走，看到大家对娱乐、对明星那种发自内心的追求，本质是沉迷在肤浅的大众狂欢，又指出主持、嘉宾、观众之间问题与对话阐述十分愚蠢。一番番话语夹枪带棒，让现场气氛尴尬到了极点。企业机构对他又爱又怕，爱的是他的真性情能够吸引年轻人的支持、增加活动的吸引力，怕的是他批判太猛完全招架不住。

单向空间，双向奔赴

“开书店是一个读书人的最大梦想。”2005年，许知远与吴晓波等13人一起，每人以5万元入股，创办了单向街书店。说起创办的初衷，其实十分简单，有一天许知远与好友去圆明园散步，晃悠进一条搁置的长廊，突发奇想就说“我们开个书店吧”，没想到朋友当即答应，就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准备工作。书店开在圆明园的东门，名称来自德国文学家本雅明的著作《单向街》。许知远想做一家有着浓厚文人气息的书店，来满足自己坐拥书堆的感觉。

与普通的书店相比，许知远和朋友们都是媒体人，手上掌握着不少文化和演艺界的名人明星资源。2006年3月5日，诗人西川第一个来到书店，创办了一场读诗会。以此为肇始，单向街的定位就不仅仅局限于一家书店，而是一个提供智力与异度思维碰撞融合的空间。其后，洪晃、陈冠中、莫言、严歌苓等一众作家、名人纷纷前来，与读者推介新书、交流感受。一时间，单向街书店成了文青们向往的圣地，他们在这里聚集、流连，让书店的名气大增，周末时那条街道都会变得拥挤不堪。嗅觉灵敏的资本也随之而来，愿意投资这个项目。许知远也从一个单纯的作家，慢慢变成了一个商人。

许知远奉行无为而治的理念，对书店的管理十分松散。经常是大中午的时候，他才会穿着人字拖，骑着一辆二八大杠自行车来到书店，然后把车横在店门口，就慢悠悠地晃进书店，巡视一两圈之后，让店员搬桌椅到书店门口的树荫下，因为他喜欢在那看书，但是看了十分钟后，又让店员把桌椅收起来。然后，就有店员在业务群里呼叫，谁的自行车赶紧弄走，不要再堵路。许知远还容易丢笔，经常不声不响拿走书店卖的笔，导致账目对不上。员工们经过内部投票，认定许知远是全公司工作量最不饱和的人，仅次于公司里的流浪猫，但他从来不会生气，还乐呵呵地给大家发微信红包。

后来，单向街书店规模扩充，开了好几家分店，改名为“单向空间”。但许知远也遭遇了书店老板们共同面对的难题，那就是随着短视频的风靡，碎片化的阅读浏览取代了啃读大部头的著作，很少有人再愿意静下心来买书、读书。为了生存下去，书店也开启了多元化的经营模式，变成了讲座沙龙、酒吧、咖啡馆、文创的复合体，走进去之后，人们感受更多的像是进了一家艺术画廊，而墙边书架里堆放的书籍，更多的像是一些装饰品。

书店为了生存的努力，也打动了读者和粉丝，甚至还发生过多次“众筹救店”的故事。第一次是发生在2009年，开在圆明园的书店因为房租涨价而面临关门，“单粉”就在网上发起募捐，号召4000位读友每人捐100元钱，要把单向街留在圆明园。最新的故事则是发生在2020年疫情期间，许知远发出公开信，坦言“书店平均每天只能卖出15本书，其中一半还是爱书如命的同事自己买走的”，向“单粉”们发起“走出孤岛、包围单向”众筹行动。结果，网络上应者如云，很快帮助单向空间走出了困境。

许知远在经营书店的同时，继续秉持着媒体人的敏锐，就社会热点事件频频发声。2010年，韩寒入选《时代》周刊世界影响力百人榜，许知远随即写了《庸众的胜利》，言辞激烈地批评“此时的中国都在讨论韩寒，仿佛他是这一代人最后的稻草”。然而，他的文章很快点燃了韩寒粉丝的怒火，他们组团对许知远发起反击，直斥“难道你不是一个庸众吗？”靠着被骂，许知远上了热搜，这个结果让他也是哭笑不得。实际上他也懂得，作为作家的清高、审视与批判，和作为商人的圆滑、逐利与世俗，在他身上呈现出一种分裂的状态。许知远说，这是一种人生的常态，既然无法拒绝，那就只能接受了。

创作传记，缓解焦虑

许知远决心用数十年的时间写一套关于梁启超的传记，这个决心其实下得很偶然，是不经意间的一次“偶遇”。那是2013年，许知远在旧金山的一家书店里，看到了一本书的封面，梁启超和泰戈尔，以及一位阿富汗思想家的照片印在了上面。

“梁启超正盯着我，他鼻正口阔，短发整洁而富有光泽，由中间清晰地分开，竖领白衫浆得笔挺，系一条窄领带，嘴角挂有一丝骄傲，眼神尤为坚定。”拍摄照片时的梁启超，才30岁，因为“戊戌变法”失败四处流亡，刚刚抵达旧金山。而审视照片的许知远，当年37岁。可以说，这是一个青年对另一个青年的打量、审视。他一下子就觉得，自己与梁启超“紧密相连”，因为梁启超是新闻业的风云人物，与许知远的经历很像，而且梁启超所处的历史时期确实是一个中国大转折的时段，这种丰富性很吸引他。于是，许知远有了要为梁启超写书立传的想法：“为何不写一部他的传记，借此追溯近代史的转型呢？”

这是一个颇具野心的创作计划，因为许知远准备写的不只是一本书，而是一个系列，一开始说写三卷本，后来又变成了五卷本，创作时间定为20年。他要一边开书店，一边主持《十三邀》，因此能够静下心来进行创作的时间也不多。为了能够尽快进入状态，就使用音乐来调节气氛和心情。像在写序言的时候，他就听电视剧《特工科恩》的插曲《那个间谍》，这个剧讲的是20世纪60年代一个以色列特工要隐藏自己的身份潜入敌国的故事。那种跌宕起伏的节奏感，与文章想要表达的情感就很共通，一下子能够触发很多的灵感。写不同的主题就听不同的音乐，在音乐的加持下，他的创作还算顺利。许知远曾坦言，“做视频节目，只花费了30%的精力，剩下70%的精力在写关于梁启超的新书”。

2019年，传记第一卷《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面世，写作花了5年多时间。为了写这本书，他也会追随梁启超的足迹，前往曾行经或驻留过的地方，一边喝着啤酒一边自问：“梁启超会看到什么景象？”特别是，当许知远发现了更多的史料，了解到关于梁启超的更多故事细节后，得知梁启超也曾经为创办书报亏损而抱怨，在同门面前忙于自辩，他一下子感到释然，自己经历的一切并不新鲜，极大缓解了创业带来的焦虑感。2023年8月，第二卷《梁启超：亡命（1898—1903）》出版，又花了4年时间。

关于梁启超的写作就像是一棵大树，总能生长出很多枝蔓，带来很多新的可能性。随着掌握资料的增多，他又对李鸿章产生了兴趣，因为李的人生贯穿整个19世纪，经历了中国盛极而衰的过程。等写完李鸿章，后面还想写林语堂……但按照许知远慢工出细活的节奏，真正把梁启超、李鸿章、林语堂写完，估计都是人生暮年了。他说，到时就可以写一部关于自己的回忆录了，给一生画个句号。

许知远的情感经历成谜。据他在一档电台谈话节目中披露，他曾经有过非常狂热的爱情，但是都比较短暂。他理想中的对象，就是比较成熟的、有理解能力的女性，只有这样才能构成对话的基础。

他的绯闻女友中，最知名的大概是台湾民意代表高金素梅。2011年，两人因为一场活动偶然结识，后来就擦出了爱情的火花。高比许大11岁，或许正是他心目中成熟女性的完美形象。但由于性格相差很大，两人的恋情没有维持多久即宣告结束。在一次节目中，许知远放了北野武演唱的歌曲《浅草》，对于这首歌他印象很深刻，因为是高金素梅专门打来电话，要求他认真听的，听完就分了手。此后，《浅草》曾数次在《十三邀》中作为配乐出现，不知是否寄托着许知远对当年那份感情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