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来森

闲读《嘉业堂藏书日记抄》，宣统二年七月十二日，记曰：“阅《郎潜纪闻三笔》完毕。观其所记各事，关乎经国者，殊亦不多，而琐琐杂事中亦复繁冗异常，断制既乏谨严，载记亦甚平率，甚无谓也。”

“甚无谓也”，是嘉业堂主刘承幹对《郎潜纪闻三笔》的结论性评价。而得出这样的结论的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关乎经国者，殊亦不多，而琐琐杂事中亦复繁冗异常”。不难看出，其中，“经国者”与“琐琐杂事”，又是两个关键词。

那么，何谓“经国者”？“经国者”，“经国之大事、大策”也，它是与“琐琐杂事”相对存在的；至于“琐琐杂事”，自不待言。

两个概念，对比存在，实际上涉及一个阅读和写作的认识问题：“识大”或“识小”。

有许多人，像刘承幹一样，喜欢“识大”，希望在阅读中，读到“经国之大事、经国之大策”，更希望在写作中，写出“经国之大事、大策”；但另有一些人，却喜欢“识小”，喜欢阅读“琐琐杂事”，也喜欢表现“琐琐杂事”。

上溯历史，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众多的“文人笔记”，而这些“笔记”的内容，就大多是书写“琐琐杂事”的（比如：风俗、掌故、传说、祀礼、文人轶事等等），上文刘承幹阅读的《郎潜纪闻三笔》，甚至于刘承幹自己的《嘉业堂藏书日记抄》等，均大多如此。事实上，文人笔记的作者，多是一些底层文人，让他们写出“经国之大事”，也难。“识小”，才是他们的写作之本。然而，你能说这些“文人笔记”价值不大吗？其产出，源源不断，其流传，经久不衰，本身就是其价值的最好彰显。

时至现、当代，喜欢、赞赏、践行“识小”者，更是大有其人。

周作人曾写过一组“草木虫鱼”的文章，“草木虫鱼”，对于许多人来说，可谓“小”矣，但知堂老人却说：“大致由草木虫鱼，窥知人类之事。”可见，在知堂老人看来，“草木虫鱼”“小而不小”也。

周氏更写过大量的随笔文章，对于自己的随笔文章，周氏亦坦然其宗旨：“原以识小为职”。在《关于身边琐事》一文中，他写道：“固然有时也不妨大发议论，但其主要的还是在记述个人的见闻，不怕琐屑，只要真实，不人云亦云，他的价值就有了。”

周氏的这句话，实在是道出了“识小”的关键：真实，有切身感受，不人云亦云，如此，文章也就有了它的价值。

邓云乡写过《鲁迅与北京风土》《红楼识小录》两本书，前者，是以之解读鲁迅；后者，则是以之解读《红楼梦》，虽然解读对象不同，但其共同特点，却都是从“小处”着手，力图以小见大。所以，止痷先生就评价道：“我读邓云乡的作品，的确较之那些正经八百的‘鲁学’、‘红学’论著获益多多。盖彼辈一味求‘大’，往往大而无当，结果‘大’‘小’两失之。”

其实，止痷自己，亦是不薄“识小”，甚至于赞赏“识小”的。他整理《周作人自编文集》，曾写下了一系列的札记，后来，将其汇编而成的一本书，就径直命名为《苦雨斋识小》。

当然，“识大”与“识小”，总是相对而然的，各有利弊。“识大”，有大境界，有思想高度，高屋建瓴，能起到指导性作用；但“识大”，若然做不好，就会高头讲章，走向空疏，走向“大而无当”。“识小”，从现象上看，似乎，显得琐碎、狭窄，甚至狭隘；但“识小”中的那个“小”，往往是身边人、身边事，关乎具体的人和事，因此，也就更“真实”，更切近实际，更接地气，容易为人接受，也容易影响别人。作为一篇文章，若然从“识小”切入，文章则会更具备可读性。

要在，“识小”的关键是“见微知著”，能“小中见大”。如此，“识小”以见大，则“识小”，又有何不可？有何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