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道关系与文辞义例——《文史通义诗教》意旨辨四川民族学院JOURNALOFSICHUANUNIVERSlTYFORNATIONALITIES第19Vo1。19No。2Apr。2010文学?艺术文道关系与文辞义例【摘要】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教》篇中,并不从传统的以风俗教化和温柔敦厚为主要内容的诗教观进行论述,而是从文辞义例方面来梳理诗教在文辞流变中的基础性作用。这是章学诚在治学上敢于,善于跳出前人成见和时代风气,而用探索文史的源流义例的方式来明道的追求的具体表现。在《诗教》上下两篇的论述过程中,章学诚从"离文而见道,而代变其体制"的关系,明辨由诗教起源而流变于后世的文辞义例,将对文道关系的分析与对文章流变的分析结合在一起,并且论证了义例与形貌的区别。《诗教》篇的论述意旨和论述方式,值得仔细分析,这对理解中国的文体发展和诗文传统,以及章学诚在学术史上的独特地位,都具有启迪作用。【关键词】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文体;义例【中图分类号1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1674—8824(2010)02—0077—05如果用最简练而准确的词语来概括我国古往今来源远流长的学问之道,莫过于《中庸》里提出的"尊德性"与"道问学"——"大抵子思以来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问学两事为用力之要"0,清代学术的汉宋之争,即可视作这两种道路的异见的体现。

在考据之学风行的乾嘉时期,与时代主潮格格不入的绍兴学者章学诚,也x,-j"这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在代表作品《文史通义》的《天喻》篇中说到:"汉学宋学之交讥,训诂辞章之互诋,德性学问之纷争,是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口]。在汉宋之间抛却纷争而求其融通的观点,在清儒之中并不鲜见,如桐城派在诗文创作领域就提出了文章与义理和考证"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学"之#1-另寻一个足以条疏学问发展的道路,这种文史校雠之学,他总结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z3,是要通过对古今学术发展史的分析,揭示出其中一以贯之的流别原则,如"明义例"之路途,一直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条隐线。从史学上来讲,六艺经传对编年与国别之体已经完成了创制,司马迁作《史记》,班固作《汉书》,为历代正史的体例奠定了基础:"左氏通》,形成了系统t5的史学理论,至司马光《资治通鉴》,而成编年体之通史,其鉴往知来之功,作者简介:唐元,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国北京,邮编:100875)张静,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国北京,邮编:100875)77四川民族学院(双月刊?1986年创刊)2010篇中对郑樵的申张:"学者少见多怪,不究其发凡起例,绝识旷论,所以斟酌群言,为史学要删;而徒摘其援据之疏略,裁剪之未定者,纷纷攻击,势若不共戴天"L1j,其实颇有自味。

而郑樵稍后的另一位南宋史学家袁枢,以《通鉴纪事本末》,开创了纪事本末体。我们来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史部总叙:"今总括群书,分十五类。首日正史,大纲也;次日编年,日别史,日杂史,日诏令奏议,日传记,日史钞,日载记,皆参考纪传者也;日时令,日地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缘于史书体例的关键性突破,而将文与史会通起来考察的章学诚,对史学义例的流变颇有心得,他也自然要将这样的论析方式运用到对文辞流变的思考上去。所谓"义例见于文辞"[1],在《文史通义》的《诗教》篇,我们可以看到揭示文辞的义例的特,《文史通义?诗教》与传统诗教观念的反差"诗教"一词,出自《礼记?经解》:"孔子日:'人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愚,则深于《诗》者也……"'。孔颖达《礼记正义》这样疏解:孔子日:"入其国,其教可知也"者,言人君以六经之道,各随其民教之,民从上教,各从六经之性观民风俗,则知其教,故云"其教可知也"。"温柔敦厚,《诗》教也"者,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情性和柔。《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是《诗》教也。……美感追求,这两个方面,其实章学诚都有很明确的认识,在《文史通义》的文章中,也都有直接的论述,却并不是在《诗教》篇中:关于《诗》的教化方面:《诗》《书》诵读,所以求效法之资,而非可即为效法也。

然古人不以行事为学,而以《诗》《书》诵读为学者,何邪?盖谓不格物而致知,则不可以诚意,专于诵读也。专于诵读而言学,世儒之陋也。口关于《诗》的"温柔敦厚":司马迁日:"《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所为作也。"是则慨叹于宋玉哉?夫诗人之旨,温柔而敦厚,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舒其所愤懑,而有裨于风教之万一焉,是其所志也。因是以为名,则是争于艺术之工巧,古人无是也。故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于文辞,而私据为己有也。_1]这些与传统意义上的"诗教"观念紧密相关的观点,并没有出现在《诗教》篇里,而章学诚以"诗教"名篇,却片语不及"温柔敦厚",至于风俗教化的方面,虽在《诗教》篇提及,不是论述的重点。这种看起来非常的特立独行的做法,表明他实在是要在传统的诗教观念之外另起炉灶。在《文史通义》的各个篇名中,章学诚袭用了很多前人成语,如"易教","意,他在学术上的创制追求,于此可见一斑。章学诚在文史校雠的道路上昌明古来文史之义例,这种治学路数不仅在乾嘉时是个异类,即便是放在中国的整个学术史上来看,与他同调的学者都很少。所以,他对时代风气的束缚之感特别明显,而对体例意旨的创识又特别敏学下》篇对于风气之弊的指摘:"所贵君子之学术,为能持世而救偏,一阴一阳之道,宜于调剂者然也。

风气之开也,必有所以取;学问文辞与义理,所以不无偏重畸轻之故也。风气78第i9期唐元张静:文道关系与文辞义例——《文史通义?诗教》意旨辨之迎;敝者纵名为正,必袭其伪者,为末流之讫;此亦自然之势也。而世之言学者,不知对识见的推崇:"学问文学,聪明才辨,不足以持世,所以持世者,存乎识也。所贵乎识者,非特能尚之偏而已也,知其所偏之中,亦有不得而废者焉"_】]。打破对于风气的盲目追随,形成自己的事理识见,这种追求贯穿于《文史通义》的全书,《诗教》篇在风俗教化和温柔敦厚之#l-,树立起诗教对于文辞义例的主导作用,也非常明确的表现出了章学诚治学的倾向。二,《文史通义?诗教上》论证文辞义例的方式要了解章学诚是怎样梳理出文辞义例的,我们必须仔细分析《诗教》上下两篇的论述过程。《诗教上》篇,开篇一句"周衰文弊,六艺道熄,而诸子争鸣",开宗明义的表明了实斋在此篇文章中的几个根本性的立场:第一,在文辞的范围内讨论诗教,并着重经典对文辞发展史的影响;第二,推尊六经,以六经为文辞的起源;第三,将论文辞与论着述相结合。接着,他提出了文辞发展史上的最关键时期——战国。"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着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

故论文于战国,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诗经》中的作品的形成年代至迟不过春秋前期,其后已经是一个"王者之迹熄而诗亡"0的时代,而章学诚却选择了战国时期作为他论述"诗教"的起点。为什么要在一个"诗亡"的时代提出"战国多出于《诗》教"源流,而要将诗教对后世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说清楚,战国这个在时间上直承《诗经》的文本编 集和早期的诗学教育的时代,就是不可回避的。而如果能在人们广泛的认为"诗亡" 的时代讲 清楚"诗存"的意义来,那么作者意欲在此文中完成的"后世之文,其源多出于诗教" 的论点, 就可迎刃而解了。前人学者多认为此开篇第一段乃是标举战国为古今文章升降之 枢纽,实际上, 这段论述并非只是为了表明战国在文章发展史上的关键作用,更是为了打开一个 与以往不同论 述诗教意义的表达空间。《文史通义?诗教》篇的行文看似不紧贴于"诗教",其实它 的一转一 合之间都是不离主题的。而章学诚以推尊经典的论断开篇,却不尽同于传统的宗经 观点,于此 也可以看出。 在提出了"文体备于战国","诸家本于六艺","战国多出于《诗》教"的观点之后,章 乃衷于道矣。迁,固之史,董,韩之文,庶几哉有所不得已于言者乎?不知其故,而但溺文辞, 其人不足道已。

即为高论者,以谓文贵明道,何取声情色采以为愉悦,亦非知道之言 尝无悦目娱心之适;而谓文章之用,必无咏叹抑扬之致哉?_1j可见,实斋是从器与道相辅相成的关系来论述文与道的关系的,"不知其故,而但溺 文辞" 的不能明道的做法是错误的,而只知明道却不知文辞的声情色采也是错误的。正确 的做法,应 该是"即器而明道",如《答客问上》所言:道之不明久矣。《六经》皆史也。形而上者 谓之道, 形而下者谓之器。孔子之作《春秋》也,盖日:"我欲讫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 然则典章事实,作者之所不敢忽,盖将即器而明道耳。其书足以明道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 君子不以是为琐琐也。道不明而争于器,实不足而竞于文,其弊与空言制胜,华辩伤 之人,而与论作述之旨哉!L】这段对文与道的关系的论述,最终归结到"作述之旨",可见章学诚是将对文道关系 的分析 与对文章流变中的体例,意旨的分析结合在一起的。接下来,作者在文章里就他在 开篇提出的 几个论点展开了分别的论述,诸家注本已经很详细地加以分析,此处就不赘言了。 若简单地总 结一下,诗教,战国之文与后世之文,就是篇中所言"承其流而代变其体制"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