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校勘方法论》 王瑞来 著 中华书局

本书题名为“古籍校勘方法论”，涵盖了三个关键词，“古籍”是讲对象，“校勘”是讲学科方向，“方法论”则为具体内容。其实，说到校勘，主要就是针对古籍而言，对古代以外读物的整理校订一般并不叫作校勘。因而“古籍校勘”是一个毋庸详释的连语。书名的重点是在后面。“方法论”云云，并非哲学意义上的理论建构，就是字面意思，直白的具体方法的讲述。

一

校勘，是一个十分古老的行当。自从有了书籍的流传，甚至在纸张没有发明之前的“有典有册”时代，应当说便有了这项工作。《国语·鲁语》记载春秋时期鲁大夫闵马父对景伯说：“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西汉刘向所描述的“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为雠”（此条史料的出处有争议，但描述的校勘情形则没问题），讲的都是校勘作业。西汉时代纸张或已发明，但尚未普遍使用，刘向、刘歆父子所校的“中秘书”，无疑就是竹简木牍，至多加上帛书。两人校书作业有一人进行，有两人操作，所以统称“校雠”。后世又因“雠”不雅训，遂通称为校勘。

校勘成为一门学问，正是从具体校勘作业中产生的。刘向在从事校勘之际，后世校勘所遇到的各种讹误，他多数已经遭遇。如在校勘《战国策》时，“字多误脱为半字，以赵为肖，以齐为立”（《战国策书录》）；校勘《列子》时，“字误以尽为进，以贤为形”（《列子书录》）；校勘《晏子》时，“中书以夭为芳，又为备，先为牛，章为长”（《晏子叙录》）。此外，还常见“以见为典，以陶为阴”（《别录》）。这些出自刘向的“夫子自道”，把后世校勘常见之形近而误、音近而误都涉及到了。《汉书·艺文志》也谈到了刘向校书时遭遇的脱误：“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至少从西汉时起，历代历朝均设置和配置有专门的校书机构与人员，长年累月从事校勘作业。如北宋的欧阳修就担任过馆阁校勘，他在自述校勘经历时说道：“予在馆中校勘羣书，见有八十馀篇，然多错乱重复。”

宋代科举规模空前扩大，造成知识人一统天下的士大夫政治。朝廷的重文导向，金榜题名的名利吸引，不仅促进了一定程度的社会流动，更是带动了全社会的向学，刺激了印刷业在商品经济背景下的发达。写本、刻本的增多不仅促进了书籍流通，还让校勘走出宫廷，成为读书人的普遍意识。在这个时代，校勘的普及，也使校勘作为一门学问开始被加以具体而细致的归纳。南宋初年史馆修撰范冲和秘书少监吴表臣就拟定有《校雠式》如下：

诸字有误者，以雌黄涂讫，别书。或多字，以雌黄圈之。少者，于字侧添入。或字侧不容注者，即用朱圈，仍于本行上下空纸上标写。倒置，于两字间书乙字。诸点语断处，以侧为正。其有人名、地名、物名等合细分者，即于中间细点。诸点发字本处注释有音者，即以朱抹出，仍点发。其无音而别经传子史音同有可参照者，亦行点发。或字有分明，如传记之传，为邮传之传，又为传习之传；断绝之断为断绝之断，又为决断之断；轻重之重为再重之重，又为重叠之重；春夏之夏为华夏之夏；远近之近为附近之近之类，虽本处无音，亦便行点发。点有差误，却行改正，即以雌黄盖朱点，应黄点处并不为点。点校讫，每册末各书臣某校正。所校书每校一部了毕，即旋申尚书省。

这一载于陈骙所编《南宋馆阁录》卷三《储藏》的《校雠式》是朝廷校勘的规范，对校勘操作有着细致的规定。这些规定无疑是来自长期积累的校勘实践。《校雠式》中所提及的“点校”，与今天常说的“点校”一语完全是同样的意思。

除了朝廷有这样的《校雠式》，民间也有对校勘方法的归纳，如南宋郑樵《通志》中的《校雠略》，张淳的《仪礼识误》、方崧卿的《韩集举正》、彭叔夏的《文苑英华辨证》、岳珂的《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等。从南宋开始，科学意义上的早期校勘学专著已经相继问世。在乾嘉之学的熏陶之下，清代校勘之学大盛。张之洞《书目答问》附录胪列有清代校勘之学家者凡三十一人：何焯、惠栋、卢见曾、全祖望、沈炳震、沈廷芳、谢墉、姚范、卢文弨、钱大昕、钱东垣、彭元瑞、李文藻、周永年、戴震、王念孙、张敦仁、丁杰、赵怀玉、鲍廷博、黄丕烈、孙星衍、秦恩复、阮元、顾广圻、袁廷梼、吴骞、陈鳣、钱泰吉、曾钊、汪远孙。校勘之学，其盛于此可见一斑。而章学诚的《校雠通义》以及清末叶德辉《藏书十约》第七《校勘》都有对古典校勘学的源流以及理论进行的归纳。

近代以来，对校勘学理论加以科学梳理的，当首推陈垣先生出版于1931年的《校勘学释例》，继之则有张舜徽先生初版于1946年的《广校雠略》和1962年出版的《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较近的则有1997年出版的程千帆先生和徐有富先生的《校雠广义》的目录编与版本编。当然近年还有数种，恕不赘述。

以上简略地缕述校勘学的源流，其实是想强调的是，作为文献学分支的校勘学是一种实践的学问，根植于文献的土壤之中。没有了具体文献的依托，校勘学就真的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们上述的例举，宋代的彭叔夏《文苑英华辨证》、岳珂《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是出自对具体典籍校勘归纳，而近代陈垣的《校勘学释例》又名《元典章校补释例》，张舜徽先生的《广校雠略》则附以《世说新语释例》《汉书艺文志释例》《毛诗故训传释例》，更是来自校勘的具体实践。

二

强调校勘学的实践功能，其实还是没有离开对本书的解题。本书使用了理论性很强的“方法论”为题，却很少纯粹阐述理论，这似乎不大像方法论之类的著述。想看纯粹的校勘学理论的读者，翻阅此书可能会有些失望。不过这正是校勘学的特性性质所决定的。离开了实例的依托，校勘学便无法阐述。如上所例举，宋代的彭叔夏依托于《文苑英华》、岳珂依托于九经三传，近代以来陈垣依托于《元典章》，张舜徽依托于《世说新语》《汉书艺文志》等。

理论须向实践求，这是千百年来校勘学走过的路径。本书自然也不例外。不过本书并非像上述所举诸例那样仅仅主要依托于一部书籍的阐述，而是依托于多种书籍。并且所依托的多种书籍，并不是翻检古今校勘实例所进行的归纳，而是来自我30多年自身的校勘实践。就是说，书中从不同角度、从不同古籍所列举的实例，都是我自己在具体校勘作业时发现的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例。

本书收录有80余篇校勘学短文。在30多年校勘实践中，偶有所得，间有所悟，陆续写成。除了20世纪80年代在《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刊出的18篇之外，近年所写曾在《文史知识》杂志开设过一年多的《校勘学摭谈》专栏连载，而后多数又收录于五卷本《王瑞来学术文丛》的《仇雠相对：版本校勘学述论》一书中。作为校勘学的专门著述，本书则是在有所增益的基础上首次面世。

30多年间陆续写成的文字，尽管涉及了校勘学领域的方方面面，但无疑显得有些“散”。有些问题的阐述还有些重复。不过由于是以不同的实例进行的阐述，所以重复也还是有其一定的存在意义，反复强调方能强化意识。这次结集成书，也并非是简单对既往短文的汇集，还是基于授课的需求。近些年，类似日本大学设置的集中讲义的课程，集中在一周左右的时间，在国内的几所大学都讲授过古籍整理方法论的课程，所依据的教材就是这些短文。根据授课之需，我就把短文作了大致分类，成为本书的雏形，即综论篇、方法篇、扩展篇和案例篇。综论篇以讲校勘学基础理论为主；方法篇则着眼于校勘方法，阐述对具体问题的处理方式；扩展篇从校勘学延伸到周边知识，如历史地理、历史年代、典章制度、天文知识以及辨伪、避讳、音韵等之于校勘学的关系；案例篇则是讲述对校勘实践中遭遇的各种典型问题的解决。不仅限于案例篇，几乎所有篇章都不是无的放矢的空谈，而是围绕校勘实例作出的展开。

就传统的校勘学来讲，本书已经通过个案于各个方面均有涉及，可以说是一部依托于多种古籍的“校勘学释例”。古籍整理工作者以及有志于校勘的读者阅读此书，相信会有所得。诸如中医的药引，在阅读此书获得一定具体知识和启发的读者，继而从事校勘学实践，则会更有助益。而校勘学的教授者，本书展示的大量实例，也能省却辛苦翻检之劳，开卷一阅，俯拾可得。直接用作教材，自无不可。除了专门从事校勘之业以外的文史研究者，自然也可以从并不乏味的叙述中获得一定的启发。

校勘学意识的拥有，对于文史研究其实是必不可少的。校勘学知识会使研究如虎添翼，可以借此解决不少问题，甚或是解开许多历史之谜。这样的案例，本书已经展示。比如对《隆平集》作者之谜的破解，对王安石是否斥《春秋》为“断烂朝报”的辨明，以及楚襄王是否梦会神女的辨伪等。我一直认为，有出息的文史研究者，一生至少要做一次古籍整理。哪怕是一部很小的古籍，具体动手，也会从实践中得到多方面的知识训练。这可以说是在书本上、课堂上难以学到的东西。

三

本书基本上还是传统意义上的校勘学著作。那么，或许要追问的是，在大数据时代，这样的知识有没有过时，还是不是适用？对于这样的发问，我想回应两点。

第一，相当肯定地说，完全没有过时，并且十分适用和需要。比如说现在文史研究者常用的数据库有《四库全书》电子版以及《中国基本古籍库》等。这些数据库的开发和投入使用，为文史研究带来了革命性的巨变，甚至使纯粹的资料性考证不再成为学问，而让每个文史研究者不必皓首穷经便可博闻强记，其功甚伟。然而所有数据库的制作都要涉及收录文献的底本问题。包括底本固化的《四库全书》，不少面向文史研究的数据库所采用的版本，都是未经整理过的古籍原生态。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个问题，即所收文献底本存在着或脱或缺和或衍或误等状况，从而就会影响到检索的结果。而不加留意地使用，则必然会影响研究的质量，甚或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数据库的这种缺陷如何改变？令人十分无奈的是，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文献底本的完善还必须依靠手工操作。就是说，需要古籍整理工作者和文史研究者精心校勘才能实现文献底本的完善。这就需要本书所提供的传统的校勘学知识。在大数据时代，更需要呼唤传统的版本学、目录学和校勘学的复活。而版本、目录、校勘之学又需要传统的文字、音韵、训诂这样“小学”的支撑，还需要广泛的文化史等知识的辅助。

现在，中华书局开发的《经典古籍库》是目前通行的古籍文献数据库中最为可靠的数据库。因为其中所收录的文献底本都是经过精心校勘后公开出版的新整理本。不过，由于局限于新整理本的收录，文献的涵盖范围还比较小。因此更需要有志者以及更多的古籍整理工作者和文史研究者加入文献整理的行列，运用校勘学知识整理古籍，充实数据库。

第二，在大数据时代，传统的校勘学也需要有与时俱进的更新之处。传统的校勘学有许多规范，是在从事校勘时必须恪守的原则。比如，无版本依据不得改字；又如，只校底本，无视他本之误。这些规范无疑是合理的。像无版本依据改字就会改变古籍原貌，校证与他本之误就会使与底本无关的校勘记增多等。

然而在大数据时代，数据库检索的便捷，往往使研究者怠于费事费时去查找纸本原典，常常惯于鼠标一点，瞬间即得。这样就随之带来的一个问题是，除了上述中华书局开发的《经典古籍库》，多数数据库采用的是未经整理的文献底本。今天的古籍整理者在校勘之际，无疑也使用各种收录有该整理古籍的数据库。这便常常会发现底本以外的数据库所收其他版本的讹误。按照传统的校勘学原则，当然可以无视底本以外的版本讹误，但是为多数使用数据库文献的研究者着想，我觉得应当对传统的校勘规范所有突破，正如本书中一文之题所示，“底本不误亦出校”。这样的校勘记便会使阅读校勘记的研究者对数据库相应的讹误有所警觉。至于版本无据改字的问题，其实在有十足的根据而又附以校勘记的前提下，是可以适当改字，进行有限度的越界。

从上述意义上讲，本书既是对传统校勘学方法的阐述，也包含有对传统校勘学如何更新发展的思考。校勘学在新时代的更新发展是所有古籍整理工作者和文史研究者的使命，我愿与同道共勉。

校勘学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是我在北大古典文献专业四年所学。而古籍整理的实践，是我在中华书局从事十年编辑工作和日后长期从事文史研究时所为。古文献的基本功底和校勘学的实践经验是我知识结构中不可或缺的构成。回顾40年的文史研究，深感得益于此。对于无缘进入古文献专业接受专门训练的古籍整理工作者和文史研究者来说，自信阅读本书会少走些弯路，径抵佳境。

校勘看似一门很专业的学问，其实入门并不难。本书权当入门教材，不仅阅读，重要的是亲下雌黄，具体实践。传承文化继绝学，其在吾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