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投稿邮箱：963458800@qq.com
霜风呼呼地吹着，
月光明明地照着。
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
却没有靠着。
《新青年》杂志书影
诗歌名为《月夜》，于1917年发表于《新青年》杂志，被认为中国新诗史上第一首散文诗。短短四行的诗歌，完全打破了旧体诗的格律，用纯熟的白话写成，虽不讲求韵律句法，但文字精粹凝练，具备新诗美的品格。诗歌塑造了霜风寒月中，顶天立地的高树与独立不倚的自我，充满了美的意蕴，表现了“五四”时期觉醒的一代知识分子强大的独立自主的意识和强大的人格。诗歌的作者，是祖籍吴兴竹墩的沈尹默，中国现代史上的著名学者、诗人、书法家与教育家。正如诗歌《月夜》表现手法上已经避免直白浅露，而追求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象征意境，沈尹默情感和思绪蕴藏很深。他以他的实践走完了他诗书的一生。
2007年5月新印制出版的《古村竹墩》专集在“前言”中，再次提及一流行多年的观点：“天下沈氏出吴兴，吴兴沈氏出竹墩。”竹墩村位于南浔区菱湖镇，距湖州市中心城区20公里，是太湖南岸著名的“菱湖粮桑鱼区”——菱湖湿地的中心。现村域面积5平方公里，有14个自然村。
早在4700多年前，竹墩的先民就已织出丝绸绢绫织物。秦汉时，桑树“有地即栽，无一旷土。”唐朝时这里丝织品已列为贡品。宋朝时，“茧泊山立，缫车之声，连甍相闻。”明清时期，竹墩所处的菱湖蚕丝产量、质量均湖州府第一，为“甲天下”的湖丝之冠。菱湖又是全国三大淡水鱼产量生产基地之一。战国时，已人工畜鱼，汉末开始掘地成荡，人工养鱼，唐朝时就有繁华的“水市”，明清时成为江南人工养鱼中心。这里桑地鱼荡，相依相连，蔚为壮观，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地球物理基金会赞赏的中国唯一保留完整的传统生态农业——桑基鱼塘基地。
现存湖州竹墩沈氏承志堂
不论是湖州城里，还是菱湖或竹墩，目前都已找不到沈氏家谱。湖州市博物馆及上海博物馆都还保存有《竹墩沈氏家乘卷之十二》三本，记录了竹溪（即竹墩）沈氏第十三世至第二十一世的家族谱。除以上三本家谱外，还有十数本前谱，记述了自周姬姓沈氏第一世直至到湖州定居的全部家族史。又据清同治《湖州府志》记载，湖州沈氏，周姬姓后，春秋有沈子国，既汝南平舆沈亭，秦末有沈逞，逞之曾孙汉封为竹邑侯。又据家谱所叙，吴兴竹墩沈氏上溯至周朝时，原居河南，姓“句”，分在沈地，故改姓“沈”。秦朝统一后，整个家族始南迁吴兴，即现在的湖州（吴兴）竹墩沈氏。竹墩沈家一直人才辈出，以从政和书画文人居多，现吴兴竹墩沈的后代遍布海内外各地。
沈尹默所书墨妙亭
人杰地灵，人文荟萃的竹墩，沈氏家族在此地根深叶茂，源远流长。历经三千余年的竹墩沈氏，以唐、宋、明、清和现代为盛。据《中国人名大辞典》收录至清末沈氏名人423人中，吴兴竹墩（竹溪）沈氏就有80人，约占五分之一；《辞源》收录古今名人39人，吴兴竹墩沈氏17人，将近一半；《辞海》收录沈氏名人56人中，吴兴竹墩及渊源的有47人，占十分之九。竹墩村按其家族兴旺发展过程有“朱、茅、吕、石、沈”五姓，而沈姓于明清时期已成吴兴望族。明朝时，竹墩的沈太宦，官至兵部尚书，其父沈玉阳亦被赐封。那时，竹墩沈家曾有因“私造楠木百桌厅”和在竹墩村西的“南凉山”私造“将台”、组建军队而被朝廷追查的传说。现竹墩村竹墩大桥西堍还有一段路，仍名“楠木埂”。据传，这就是当时沈家为逃避追查，将楠木排压沉的地方。
到了清朝康熙年间，“竹墩沈”迎来了鼎盛时期。开启这一时期的便是一位居家课艺的翰林沈三曾。康熙十五年(1676)，沈涵、沈三曾兄弟同榜进士，同入翰林。到了康熙五十一年(1712)沈三曾的儿子沈树本高中榜眼。沈三曾的孙儿沈荣仁、沈荣光、沈咸熙也连捷进士，成为翰林院的青年才俊。竹墩的沈炳震、炳巽兄弟，前者有《唐书合钞》、后者有《水经注集释订讹》等著作传世。辛亥革命时期，湖州教育会会长、竹墩人沈谱琴和湖州鲍山人、湖州府中学堂督学钱恂率领中学堂的学生军发动起义，驱走了清朝官员，宣布湖州光复。
2005年，韩国沈氏来湖州竹墩寻根时，在承志堂门前与竹墩沈等人留影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大陆有600万沈氏后裔，台湾有12万沈氏后代，韩国有25万沈氏族人，朝鲜有4万沈氏后代；欧美、东南亚的沈氏后裔，都把竹墩视为“吴兴沈氏”的发祥地，齐呼“天下沈氏是一家”、“天下沈氏出竹墩”。2005年3月16日，韩国丰山沈氏大宗会寻根访问团一行25人，来到竹墩村，在沈氏宗祠遗址，举行了“丰山沈氏大宗会寻根碑”揭碑仪式。碑上刻着：“韩国丰山沈氏大宗会寻根问祖到此吴兴竹墩村，确认天下之沈同根一源发祥圣地，爰将盛韩中合之士之磁器埋藏于此，此证后世。”资料显示，目前韩国朝鲜他们确认共同的始祖最早居住在丰山。韩国学者罗千诛著《韩国姓氏传自中国之研究》中有载：“丰山沈氏始祖沈满升，来自中国吴兴。高丽睿宗（1105—1122）年间定居於丰山县，官居尚书。”
许广平在《鲁迅和青年们》一文中写道：“我初到北平时，即听朋友说：‘北平文化界之权威，以三沈二周（周树人、周作人）二马（马幼渔、马衡）为最著名。’”“吴兴三沈，都是民初赫赫有大名的学者。”当时人们都以“大先生”“二先生”“三先生”称呼他们。许广平笔下的“三沈”，指的就是沈士远（1881—1955）、沈尹默（1883—1971）、沈兼士（1887—1947）三兄弟。
五四时期，三沈二马一周合影
沈尹默原名君墨，字中、秋明，别号鬼谷子，因其在北大任教时沉默寡言，被同事调侃说“要口干嘛”所以建议改其“君”为“尹”，随后便改名沈尹默。沈尹默祖籍浙江湖州，1883年生于陕西兴安府汉阴厅。他在《自述》中说：“我是浙江省吴兴县竹墩村人，但我出生在陕西兴安府属之汉阴厅，一直到二十四岁才离开陕西，回到故乡来，住了三年。”吴兴即为今天的湖州。“三沈”祖父沈际清（1807—1873），曾考取顺天府乡试解元，后赴京参加乙巳会试，挑取誊录，遵例改归原籍补国史馆誊录，议叙知县。初任江苏盐山知县，后升任顺天府宛平县知县。平定太平军后，随左宗棠赴京祭陕西，题补汉中府定远厅同知、调西安府宁陕同知；历充八年（1858）、九年（1859）乡试同考官；署鄜州绥德直隶州事；办理陕捐出力，奏保加运同衔；十年（1860）、十一年（1861）在全陕和金积堡荡平寇案内保升知府，后加盐运使衔正四品，诰授朝议大夫，举家迁徙兴安府汉阴定居。“三沈”之父沈祖颐（1854—1903），监生，曾任汉阴厅抚民通判、汉中府定远厅同知，在任上去世。1903年沈祖颐去世后沈家举家迁出汉阴，客居西安。1907年返居吴兴、杭州。
沈尹默《自述》（局部）
沈尹默兄弟姊妹6人。父亲非常重视对子女教育，在家塾读书，常赋诗作文，呈请父亲评定甲乙。沈尹默《自述》道：“我自小就没有记忆力，十四岁那一年，因为背不过书，急得生了病，在家中休养了一个时期，颇感到轻松自在。于是乎一连读了几遍《红楼梦》。又看了一些小仓山房的著作，以及李、杜、韩、白诸唐人的诗选，其中尤其喜读香山的作品，这样，就引起了对于诗歌浓厚的兴趣。”“我十五岁时，已略知书字，因命我将祖父题壁诗钩摹一通藏之。父亲亦喜吟咏，但矜慎不苟作，书字参合欧、赵，中年喜北碑，为人书字，稍不称意，必改为之。公余时读两汉书，尤爱范史。我幼年在家塾读书，父亲虽忙于公事，但于无形中受到薰育。”1905年，沈尹默与沈兼士自费赴日本留学，因家庭拮据，尹默不足一年即回国，兼士则继续留日，在章太炎门下求学。
左起：沈祖颐（左一）、沈祖寿（左二）、沈祖勋（左三）、沈际清（右一）
近代，浙江籍文化人群体的涌现并能在全国占据重要地位的现象。这其中，湖州吴兴竹墩的沈家、鲍山之钱家(钱振伦、钱振常、钱恂、钱玄同)、德清的俞氏（俞丹石、俞平伯、俞同奎）等在北平的思想文化教育界的活动，可圈可点。这些来自水文化、智者文化的江南水乡湖州的人士，处事善于把握行动时机，思维敏捷，创新进取，富有活力。而且在湖州“明体达用”的宋学文脉滋育下，“义利兼顾”，能做到经济与文化相同步，具有多元性、交融性和互补性特征。鸦片战争之后，毗邻开埠之上海的湖州，也是最早得以接触外来文化的地区之一。
沈士远像
浙江籍文人群体的形成与发展，与章太炎、蔡元培有着很大关系。章太炎1906年赴日本参加同盟会，继任《民报》主笔，并在东京开设国学讲习班，学生中湖州籍有钱玄同、沈兼士等。章太炎在学术上给予众弟子以坚实的基础。清末民初，继康有为及康门弟子之后，以章太炎为核心的章门弟子以及浙江籍文人群体就取得了文化思想界的支配地位。蔡元培是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因其在教育界的特殊地位，为浙江籍文人进入北大以及高教界提供了机会。而此前的两任浙江籍北大校长中的胡仁源，为浙江吴兴人，1914年至191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13年至1915年间，一批从日本留学回来、倾向革新的章太炎弟子陆续被聘任到北大文科任教，其中就有沈兼士、钱玄同、沈尹默等湖州籍人士，他们注重考据训诂，以治学严谨见称，这种学风后来逐渐成为北大文史科教学与科研中的主流。
沈兼士像
1913年2月，沈尹默应邀到北大预科教中国历史，第二年任国文系教授兼国文门研究所主任，教授汉魏六朝诗文，自此一直在北大任教16年。其弟沈兼士和兄长沈士远亦先后到北大任教。沈兼士创办北大国学门研究所，任主任，讲授文字学、《说文解字》等课程，后任北大文学院院长、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兼文科研究所主任、代理校长等职。沈士远任北大预科教授、庶务部主任，校评议会评议员，也还是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燕京大学教授讲授《国学概要》。“三沈”是同父同母兄弟，且各有所长，名重京师，于是便有了北大“三沈”之说。沈士远是庄子研究专家。“五四”运动中，他任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联合会书记，后任浙江省政府秘书长、浙江省府委员兼教育厅长、湖北省教育厅长、国民政府考试院考选委员会副委员长。沈兼士，名坚士，文字音韵学家、文献档案学家、教育家。1905年与兄沈尹默自费赴日本留学，师从章太炎，同时加入同盟会。归国后历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厦门大学，辅仁大学等高校国文系教授。
“五四”时期，三沈与好友合影（前排左起）沈士远、刘半农、马幼渔、徐祖正、钱玄同（后排左起）周作人、沈尹默、沈兼士、苏民生
彼时北大高擎民主、科学大旗，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三沈”在北大著书立说、诲人不倦。沈士远教授“国故概要”，一学期以《庄子·天下篇》为挈领，旁征博引、见微知著，号称“沈天下”；沈尹默提纲国文教材的主编，同时为《新青年》写作《月夜》《三弦》等大量新诗，这些诗融合了古乐诗、旧词曲的音韵、意境，被胡适称赞为“几百年来，哪有这样的好诗！”沈兼士带领学生及同仁将久积凌乱的故宫清代档案整理出来，并为阻止文渊阁《四库全书》外流立下了大功，蔡元培高度评价他的学术贡献：“有功史学，夫岂浅鲜。”
沈尹默所作新诗《三弦》
沈尹默新诗《月》
沈尹默在三十岁时就在北京大学就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前后执掌北大教鞭达十六年，以教旧诗词而闻名。他提倡教授治校、建立评议会，是北大发展史上的大功臣。1919年5月9日，因受亲日派攻击，蔡元培愤然辞职，且不示明行踪，沈尹默受北大评议会委派，通过汤尔和在杭州刘庄找到蔡，并力劝蔡回校复职。这使得北大在接下去的运动中，有着坚强的领导与辉煌的影响。新文化运动期间，沈尹默与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胡适和高一涵等轮流主编《新青年》，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号角。他们高举文学革命大旗，提倡白话诗文，宣扬自由思想，从而建立起文化运动的中心。他自己又是第一次在《新青年》发表新诗的三巨头之一（另外两人分别是胡适与刘半农），他创作的《月夜》被认为新诗史上第一首散文诗，堪称是新诗的开拓者。他首倡新诗，在《新青年》发表白话诗《生机》《赤裸裸》《小妹》，第二年发表白话诗《白杨树》《秋》。其旧体诗亦颇为专家推崇，有《松壑词》《归来集》《秋明室杂诗》《秋明长短句》《入蜀词》等。1922年沈尹默兼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1925年，在“女师大风潮”中，沈尹默与鲁迅、钱玄同等人联名发表宣言，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沈兼士追随其兄，为中国新诗倡导者之一。他创立汉语“文字画”“初期意符字”等学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沈兼士倡导并写作新诗，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参加者。
沈尹默所作古诗
北京期间，“三沈”除了在教育、新文化运动中有卓越作为外，还都参与了故宫的清点、故宫博物院创建的工作。1924年在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后，对于清室古物的保管，以北京大学为首的知识分子群体一直极为关注。历史给北京大学，特别是国学门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1928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接管了故宫博物院。第二年4月，故宫博物院制定了《专门委员会暂行条例》：“本院为处理专门学术上问题起见，特在古物、文献、图书三馆内各设专门委员会，协助各该馆馆长关于学术上一切馆务。”故宫民国时期聘任专门委员共三次，分别是1929年、1934年、1947年，这三次沈尹默均在其中，第三次另一位湖州籍人士俞同奎也被聘“建筑”委员会。委员们在故宫从事审查鉴定文物、整理明清档案、清点古籍图书、修缮保护古建以及筹备文物展览等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成立清室善后委员、点查清宫物品、筹建博物馆，都是前无古人的大事，都需要有识之士与专业人士的参与，大批北大师生走进了古老的皇宫，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浙江籍学者、教授，他们投入了崭新的也是充满吸引力、发挥创造力的事业，写下了中国现化文化史上光辉的一页。
沈尹默所绘墨竹
沈尹默所书八言联
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连同委员长共15人，委员长李煜瀛，委员中的湖州籍贯人士有俞同奎、沈兼士两位。在准备开展清查清宫物品时，主持其事的是易培基致涵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长李煜瀛，提出了一个30人的“清查干事名单”。这30人应该是对学术文化界认真考量后提出的，具有代表性，其中有湖州籍人士钱玄同、沈尹默。
中年沈尹默
参与或参加过故宫的工作中，“三沈”以及湖州德清的俞氏家族多位人士，作出了至今彰显故宫博物馆院史上“令人永远追怀”的业绩。资料表明，在点查清宫物品、筹建故宫博物馆期间，有沈兼士、俞同奎、马衡、俞平伯、俞丹石等5人参与，5人中的4人为湖州籍人士。俞丹石工作3个月，俞平伯有半年时间；俞同奎工作到1933年，1946年又回故宫工作3个月，此后就离开了故宫；沈士远1950年被聘为故宫编纂委员，沈尹默1929年被故宫博物院聘为专门委员会委员，沈兼士曾任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副馆长，到1937年实际上离开了文献馆，开保护与整理清宫档案风气之先。
故宫博物院原院长郑欣淼曾总结浙江籍文化家族对故宫的贡献主要在三个方面：“其一，参与清室善后委员会的领导工作，抵住各种压力，与其他有志于故宫事业的人士一起，坚持进行清宫物品点查工作，为故宫博物院的成立做了充分的准备，终于使帝王的宫殿和珍藏成为人民共享的公共文化财产。其二，一批浙江籍文化家族的人士参与故宫工作并成为重要领导成员，如马衡、俞同奎、沈兼士等，在故宫保护与博物院发展上作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故宫文物南迁、西迁过程中，马衡院长为了文物安全，更是竭尽全力，厥功至伟。其三，一批浙江籍文化家族的人士把北大的学术风气和研究经验带到了故宫，使故宫博物院一开始就定位于一个学术机构。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以新的原则和方法研究国学，并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在研究中也吸取了西方的理念和方法等，马衡和沈兼士等凭借在国学门文物整理、档案整理的经验，推进了故宫的学术建设，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果，在中国现代学术转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也培养了一批中国一流的文物博物馆专家，促进了博物馆学的发展。”这其中以沈氏兄弟为代表的湖州温暖家族自然包含其中，而且，“沈兼士、俞同奎都是故宫博物院的领导人，他们的事迹已广为人知。”
沈尹默是中国20世纪最著名的书法大家之一。1944年《世界美术辞典》主笔荷兰高罗佩就称沈尹默为“民间第一大书家”；《辞海》（艺术分册）中所列当代书法家，也独有沈尹默一人。
沈尹默所绘扇面
沈家一门四代都擅长书法，沈尹默一生辛勤耕耘、苦心为学，拳拳抱负之心可鉴。他幼习欧字，15岁即能为人书写扇面。25岁后杂临法汉魏六朝诸碑；35岁以后再写唐碑，旁通各家；50岁前后致力于行草，从米芾、虞世南、褚遂良，再上溯至“二王”，遍临“二王”诸名帖及“二王”系的唐代墨迹，又在故宫博览历代书法名迹，从中彻悟书学真谛，形成独特风格；60岁以后，其书法艺术融碑帖于一体，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彼时书坛正从帖学转向研究出土的碑刻，沈尹默对书法真正的领悟始于诤友陈独秀“字俗在骨”的批评，由此开始在临摹诸碑中开始寻求笔法支撑。沈尹默曾说：“陈独秀对我直率而中肯的批评，的确使我茅塞顿开！我自幼受黄自元的影响太深了，取法不高，的确有些浪掷韶光，如今一语中的，使我今后有了方向。”此后60余年，沈尹默“更将曾经临过之碑帖重新温习，存其所异，求其所同，始能窥见前人一致笔法”。
沈尹默楷书临《尚书省郎官石柱记》
作为一位传统的文人型书法家，沈尹默的书法成就在民国时期已经得到社会的认可，书坛有“南沈北于（右任）”之称。沈尹默功夫下得最深的是“二王”，曾得到故宫所印八柱兰亭三种，一是虞临本，一是褚临本，一是唐模书人响拓本，另外还有白云居米临本，如获至宝，爱不释手，努力临学，并以自己学习二王的经验，写成《二王法书管窥》宏文。沈尹默的书法成就，以行书最高。郭绍虞教授生前评论沈尹默书法时说：“运硬毫无棱角，用细毫有筋骨，得心应手，刚柔咸宜。用笔粗处不蠹，细处不弱，骨肉停匀，恰到好处。”
《二王笔法管窥》书名页
《二王笔法管窥》内页
沈尹默的书法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其毕生精力，精研八法，悉心临摹，广取博取，并形成了自己秀逸儒雅的楷书风貌。沈尹默曾自谓：“六十以后，更将曾经临过之碑帖，重新温习。存其所异，求其所同，始能窥见前人一致笔法。于米芾七帖，会得看前人法书，必须注意其下笔处；于怀素小草千字文真迹，玩其使毫行墨之精微意趣，始明腕运之妙理。裨益自运，良非浅斟。”在笔法的研究方面，沈尹默对米芾的书法用力尤多，并进一步获得笔法的真谛。他依照着米芾的观点，逐一审视《草书七帖》所有的字，对每一下笔处，都不轻易放过，终于“恍然大悟”，认识到这就是历来所说的用笔之法。他以严谨的治学态度，总结出了几近失传的执用笔法则。沈书如“玉”，精光内敛，不张扬、不做作，但每一个字、每一笔都经得起推敲。沈尹默通过对古代经典书法的深入研究，清晰地把“笔法”学说的关键表达了出来。作为具有独特性格的书法艺术，“笔法”正是其本体的核心。因此只有对这个本体有深入的认识和精深的把握，才能真正登堂入室于书法的殿堂。
沈尹默草书《千字文》（局部）
尽管一生风风雨雨，沈尹默对书法艺术的追求却是始终不移。沈尹默不仅学书认真，而且对创作更是严格要求。1933年，他在上海首次举办个人书法展，正草隶篆皆备，获得观众一致好评。但他发现将作品挂起来更能觉察其中不足，从此，每写一幅作品非悬挂不可。另外还有一段艺事佳话，就是在1962年，上海市文化局为祝贺沈尹默80寿辰而举办“沈尹默先生书法展览”。当时周总理在上海，特意参观并请沈尹默作书。沈尹默得到总理的关心和鼓励非常激动，回寓后即书写了毛泽东词《沁园春·雪》，高度近视达1700度的沈尹默逐字看了几遍后，认为再写一幅让周总理选择更好，于是又写了一幅。后来周总理拿着两幅作品风趣地说：“沈老大作，多多益善。”
沈尹默大字对联
沈尹默所作行书联
一个转型的时代，具备禀赋、学识与自觉意识的艺术大家，是有一种无形的“担待”意识的。如此的使命，也在岁月的淘涤中，促使艺术家擎起“革新”的旗帜。沈尹默即是如此，犹如当年他首创新诗一样，引领了近现代中国经典“二王”书法的复兴。晚清以降，帖学日愈衰靡，碑学风起云涌，亲受亲历的沈尹默对于其中的弊端有着深切的体验。他循着自己的常识和性情，苦苦寻找可以对接传统理路又反映事物发展本质的道路和方法。他一路越过了明清藩篱，由宋而唐而晋直逼“二王”，并在实践中发现了书法艺术最核心的关键——笔法。它同时解决了方向、道路、工具的大问题。同时以卓然的典范式的创作成就使他别无争议地被拥戴为帖学书法盟主；而《五字执笔法》《二王书法管窥》等划时代的发现则成为后人深入正统书学堂奥的津梁。晚年，沈尹默总结撰写了一系列书法论稿，揭开了右军用笔“左转右移”的奥秘，建立了自己的书法体系。同时，先生倾力于书法教育的普及和后备人才的培养，致力于中国书法的普及与提高，撰写了《书法论》《历代名家学书经验谈辑要释义》等书法理论著作。他引领了近现代中国经典“二王”书法的复兴，带动了白蕉、马公愚、邓散木、潘伯鹰等一批书法家研习“二王”书法的热潮，在“海派”书法中具有流派领袖的地位，对近现代书法发展影响力巨大。
晚年沈尹默
1961年，不顾年迈多病，沈尹默创建了新中国第一个书法组织——上海市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他与郭绍虞、潘伯鹰等在上海市工人文化宫开办第一期书法学习班，后来又在青年宫开办书法篆刻学习班，亲自去书法学习班授课，讲解临摹。平日里，只要有书法爱好者向他请教，沈尹默都给予热情指点。还经常提到：“解放前，日本比我们重视书法，因此有人说书法在日本，这种说法到今天还能成立，那就是我们的耻辱了，我们一定要让人说，书法在中国。”他以上海为阵地，在传统文化艺术面临断代的年代里，克服艰苦条件，筚路蓝缕，做书法的普及、抢救工作，致力于传统书法的继承与弘扬，其历史功德不可磨灭，为新中国书法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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