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郭春雨 田汝晔

午后的《文史哲》杂志编辑部一如往常的安静。

新的一期杂志已经出来了，每一篇稿子王学典都要仔细看——作为《文史哲》杂志的主编，每一期杂志、每一篇稿件他都要亲自审核。对于他来说，杂志的意义，并不仅在刊登，而是重在引领——引领研究的导向、引领学术的风潮，引领学界的创新。

实际上，从创刊之日起，《文史哲》杂志的精髓，就一直在于引领——作为一份在海内外人文学术界享有巨大声望的老牌学术期刊，创刊于1951年5月1日的《文史哲》杂志，是一份反映中国大陆大学文科学术水准的老牌学报。它一直是学术发表的主要园地，人文学术潮流的引领者，它更被学界视为学术风向标之一，在海内外深受尊重和推崇。正因为《文史哲》杂志的导向作用，5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给《文史哲》杂志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回信，对办好哲学社会科学期刊提出殷切期望。

2021年即将走过，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再次专访《文史哲》杂志主编王学典，听他讲述一份老牌学报，在70年岁月中的坚守，和时代变化里的引领。

《文史哲》杂志创刊70周年纪念会上 ，《文史哲》杂志主编王学典发言

记者：《文史哲》杂志2021年有哪些收获？

王学典：最大的收获，当然是总书记5月9日给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的回信，信中对杂志70年来几代编辑的薪火相传做出了表扬。总书记在信中表扬《文史哲》杂志“在繁荣学术研究、弘扬中华文明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这对我们是一个巨大鼓舞。《文史哲》杂志是一个老牌的纯学术期刊，因为其严肃性，几乎是“不食人间烟火。”而这段时间里，《文史哲》获得了整个社会的关注，我们全体人员倍感荣耀，备受鼓舞，同时也格外有压力。

杂志过去的70年已经成为历史，历史存在的价值就是给我们未来提供借鉴，指导我们往哪里走。在过去的基础上，面向未来，我们需要审视我们的工作，总结经验、汲取教训，反省不足。

总而言之，2021年对我们国家是非常重要的一年，对山东大学是非常重要的一年，对《文史哲》杂志而言更是意义非凡。对于我个人来说，这一年是更为忙碌的一年。《文史哲》承受了巨大的荣耀，因此更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盛名之下，我们更要承担起责任，不能辜负历史，更不能辜负未来，不能辜负党和国家的期待。《文史哲》杂志的发展应该放在国家和民族需求的层面上去来看待，和我们其他兄弟刊物一起，在我们民族文化繁荣方面承担特殊的使命，走在前列。

记者：《文史哲》杂志下一步的风格以及约稿是否会有变化？

王学典：这是各界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一直以来，《文史哲》杂志在学术上的追求和党中央对学术期刊的期待是完全一致的。

《文史哲》的发稿重点是中国古典学术，我们今天的民族复兴建立在中华悠久的文化传统基础之上，我们的文化自信也主要来源于此，因此《文史哲》不仅不会改变风格，还会强化固有风格。《文史哲》原来的重点就是研究中华文明、弘扬中华文明，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研究中国的独特历史道路，那么将来我们也会在这个方向上继续走下去，并且更加坚定有力。

王学典接受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的采访

记者：作为顶尖的学术期刊，《文史哲》杂志长期以来有着引领思潮的前瞻性作用，尤其是如今在全世界的聚焦之下，《文史哲》杂志下一步会有哪些新变化？

王学典：总书记在回信中要求我们坚守初心，引领创新。杂志能起“引领”作用吗？这在学界有争议。主流的看法认为，在创新方面，学者是积极、活跃的，而期刊的编辑是被动的，期刊只是一个平台。我从来不这样认为。我认为在学术研究方面，期刊也同样能起引领和导向作用，积极主动地去引领学术方向和学术风气，我们要走在学术研究的前面，而不是总跟在学术研究的后面。

此外，对于《文史哲》杂志来说，从创刊到现在，我们掀起了多次学术大讨论，期刊是百家争鸣一个非常重要的阵地，而通过百家争鸣的方式能够将分散的学术力量集中起来，对一些关键问题、重大问题进行攻关和研究，这样更有希望在短期之内将问题解决。目前我们正在准备明年的第十次人文高端论坛，在论坛上我们会挑出一些具体的论题，放手让大家去讨论。因为只有百家争鸣，才能百花齐放、学术繁荣。

此外，《文史哲》下一步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扶持年轻学者。总书记在回信当中专门提到，要扶持新生学术力量。我们未来扶持的对象，主要面向40岁左右的新生学术力量。目前我感觉学界的代际交替已经完成，主力军已经变成1980年前后出生的学者，这个年龄应是人创造力最旺盛的阶段，也是尤其需要杂志扶持的阶段，我们要给他们提供平台，提供支持，争取每一期都有一张新面孔出现。

总书记的回信中，提出要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现在中国的文化要走出去，我们要向世界讲好中国发展的故事、中国崛起的故事，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程，中华五千年文明演变的历程，怎么样把这些故事讲好，是我们在当前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所以我们杂志在新的一年里，会更加注重办好我们的国际版。现在的国际版一年出版两期，我们今年将会出版三期，到2023年变成季刊，并且稳定成季刊。

《文史哲》杂志编辑部摆放着历年的《文史哲》杂志

记者：《文史哲》作为一份专业刊物，比较高深，对于大众来说养在深闺人未识，有没有想过用一些新工具新手段，进一步做好传统文化在年轻一代中的传播？

王学典：说实话，这个问题我们也在考虑，考虑做一个普及版或者中学生版，让大家能够走进经典。我们希望充分利用《文史哲》杂志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以及目前杂志本身的学术积累，把严谨高深的学术普及到爱好者中去。但是实事求是的说，我们目前没有找到合适的途经和方法，在此我也希望社会各界能够给我们积极地建议，共同找到这个好的途经。

记者：您之前曾提过，因为之前西方学科的影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中国化转型并不算成功。进入到2022年，您觉得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发展的路径清晰了吗？

王学典：我认为，目前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未来路径已经非常清晰。上个世纪中国学界对欧美学科体系自觉不自觉地全盘接受，在40年的短时间之内，中国依样画葫芦，完整地经历了从西方文艺复兴之后几百年逐渐完备起来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并把这套体系基本照搬到中国。

一方面这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立的极大进步，另一方面，这些照搬过来的理论体系已经无法解释中国道路。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中国40多年来的快速工业化进程都是惊人的，40年间，中国不但基本完成了从延续了五千年的农耕社会向工业社会的深刻转型，用一代人的时间走过了西方二三百年所走过的路程，而且这种转型走的还是一条迥异于西方的独特的工业化道路。

中国的文明和西方完全是两个并行的文明形态。欧美学科体系无法完整呈现中国的历史和文明，无法完整呈现中国的道路和经验。我们应该用欧美的“工具”，去耕耘中国的土地。这些年来，我们做出了巨大成就，但是我们如何表达、呈现我们的成就？我们做的不够好。准确地回答和诠释这些问题，正是当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各门类的广阔用武之地。我认为中国主流的研究力量应该进一步向研究中国经验去集中，向研究中国道路去集中，集结学术界的优质学术力量，研究中国案例、研究中国数据、研究中国的实践。

目前这个问题，中国学界已经认识到了，同时主要力量也已经开始向这方面转移，因此我们的路径也已经很清晰。但是未来，我们完成这个过程需要多长时间难以估计。我觉得30年肯定不行，在向工业社会过渡上，我们用30年可以走过西方300年的路程，但是我们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发展无法用30年跨越300年的距离。

王学典介绍《文史哲》杂志历任主编

记者：感觉您有一种使命感，很多工作您都是自我加压。但是人总是处在一种高强度的工作中，会疲倦吗，或者换轻松的方式休整自己，寻找一些“普通人”的乐趣？

王学典：我觉得奉献是永无止境的，而且如果哪一天我退休了，我还会以别的方式继续发光发热。我很认同诸葛亮的话，鞠躬尽瘁。我这些年本有很多的机会出去走走看看，但从来没有出去旅行过。其实我很想去湖南，瞻仰毛主席的诞生地，也想去长江三峡，亲眼看看什么是“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但是我每天都有很多事需要处理，真没有留给个人的时间，也从来没想过个人要享受些什么。

从我个人的学术专攻来说，我只是儒学的爱好者，我很认可儒家的风范，儒家有天生的使命感，这是一种把社会发展和民族复兴视为己任、担于己肩的使命感。我觉得自己还是有一点点的儒家风范，有点使命感，认为自己应该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并且这种使命感和为此做出的努力，丝毫没随着自己的年龄增长而得到减弱，这个跟名利没有任何的关系。

人生的乐趣不同，我现在从来不参加带有商业性质的演讲活动，我现在最喜欢去的是学校、党政机关去授课，我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努力，改变听众们的一些观念与思想，做一些有利于社会进步的事情，这是我的个人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