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省文史馆主持，聚集全省各学术领域二十多位专家学者历时七年完成的《中国地域文化通览·贵州卷》（简称《贵州卷》），近日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发行。

全书五十万余字，由上下篇组成。上篇以时间为序，系统梳理了远古至清代跨越30万年的贵州历史文化；下篇以特点为纲，呈现贵州文化中的特点亮点。《贵州卷》以点面结合的方式全面展现贵州历史文化，凸显贵州地域文化特色。

9月25日，《贵州卷》首发式在省文史馆举行，何光渝、黄万机、梁太鹤等省内30余位知名专家学者参加。有学者评价说：“《贵州卷》可视为贵州的‘文化地图’，是贵州地域文化研究的开篇之作，开辟了贵州学术发展的一个新方向。”

“《贵州卷》的出版，既有利于增强对大中华文化的认同感，也有利于凸显贵州本土文化的特色与主体。”省文史馆馆长顾久说。

《贵州卷》主编顾久先生说，这部书的面世是贵州省文史馆与中央文史馆“二源交汇”的结果。

原来，早在2006年，省文史馆鉴于本省干部群众对自身文化的隔膜，欲编辑一本《贵州文化读本》，将贵州地域文化的源流及亮点集于一书。这一理念得到广泛的认同并很快付诸实践。文史馆馆员们数次展开研讨，时任副省长吴嘉甫指示，“要做成贵州的一张名片、省际交往的高端文化礼品”。

是年，中央文史馆号召全国各省文史馆及专家们联起手来，打造一套全国地域文化的精品巨著，即34卷本的《中国地域文化通览》。贵州馆决定两书合一，开始了《贵州卷》的编纂工作。2008年，《中国地域文化通览》经国务院批准成为国家重点文化建设工程，中央馆与地方馆就内容、编辑、出版等方面达成共识。“可以说，《贵州卷》是中央文史馆统一指导的成果。”

当年，省内有学术造诣的专家学者行动起来。被尊为“贵州文化老人”、“贵州历史掌故辞典”的陈福桐先生，以九十高龄多次参与《贵州卷》的编撰研讨会；省文史馆馆员、省社科院研究员王鸿儒为《贵州卷》撰写部分稿件时已身患绝症病入膏肓，但他仍表示：“战士要死在冲锋的途中，馆员要死在写作之案前。”《贵州卷》数易其稿，达到中央文史馆和中华书局的出版要求。最终出版时，两位学人已作古三余年。

“《贵州卷》体大思精，要事不漏，特色鲜明。”贵州省社科院原副院长冯祖贻评价说。他说，《贵州卷》是对全省文化资源的一次“文化普查”后完成的“文化地图”，在写作上以学术性、现实性和可读性三者的统一为目标，能让一般读者看了长见识，专家学者看了有收获，行政领导看了受启发。

贵州地域文化的特色何在？有何意义？这是编写《贵州卷》的核心工作之一。

顾久坦言，以往学者往往用传统的文化框架来衡量贵州地域文化：有用历史方国名称而称“夜郎文化”的，有因地理特征而称“高原文化”的，有用少数民族文化特点而称“少数民族文化”的……“这些都不免偏于一隅，顾此失彼。”

经过一番摸索，本土学者豁然开朗：不能用传统的框架来“套”贵州。不以某一种文化为代表来呈现某种单一特色，恰恰正是贵州文化的独特之处——多种文化混杂就是它的鲜明特色。也就是说，贵州地域文化的是“多彩”的。

按照的《贵州卷》总结，贵州地域文化虽“多彩”，却主要呈现出两大原色：其一，类似道家的多民族文化，遵循自然，守雌不争，乐天知命，平等和睦而又乐观自信，尤其体现在广大少数民族同胞和广大农民群众中。这一“文化原色”的价值，是保存了中华文化的多样性，保持了多层面的文化生态；其二，类似儒家的精英文化，引导贵州人积极融入大中华，乃至勇于挺身引领中原文化。有了这样的文化群体，才把贵州地域文化和中华大文化紧紧地融为一体，使贵州人具有了共同国家、共同民族、共同命运的认同感。两大“原色”共同形成贵州地域文化的双翼，托举起贵州未来的腾飞。

“这一提法让人眼前一亮。”原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梁太鹤如是说。他说，《贵州卷》的学术性，既与那些高大上的政绩型著作区别开来，也与通俗的旅游读物区别开来，而是一本贵州地域文化的“学术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