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真宗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萧太后、辽圣宗及权臣韩德让率契丹大军南下侵宋，宋真宗亦御驾亲征，两军对垒于黄河岸边的澶州，相持不下。决战对双方而言，都是生死存亡的抉择。于是，宋辽于岁末缔结澶渊之盟，约为兄弟之国，宋每年“助”辽以岁币。虽然对于此次盟约素来褒贬不一，但难以否认的是，它确实带来了宋辽间百余年的和平局面，甚至开启了宋人“堪与开元之治媲美”的盛世幻梦。

《景德四图·契丹使朝聘》（局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旧说多认为，澶渊体制的维系是宋辽两国均势长期延续的必然结果，但这样的判断或许多少失之过简。

历史学者林鹄在其新作《忧患：边事、党争与北宋政治》中提出：“以往的认识大多跳过了蕴含多种发展可能、复杂多变的宋辽夏三方博弈过程，仅从结局逆推，夸大了澶渊之盟的效力……事实上，想象中的超稳定结构并不存在，百年和平只是宋辽双方政策制定者有时正确、有时错误的决策导致的偶然结果。

百年和平背后的风云变幻

就在宋朝君臣沉迷于太平幻梦之时，据于西境的拓跋李氏全力扩张，建立夏国，不甘臣服于辽宋。自宝元三年（1040年）至庆历二年（1042年），李元昊三次向宋发动较大规模的进攻，并大获全胜，引发了宋廷的震动。当此之时，辽趁机要挟宋朝，向其索要大片领土。而宋虽未应许，却也在辽夏连兵的忧惧下同意增加二十万岁币（其中一半为让辽出面劝说李元昊重新臣服于宋的酬劳），并在官方文书中对此行为由澶渊盟约中的“助”改为明显含有下对上意味的“纳”。虽然这场风波就此“平息”，却让宋人真正感受到了屈辱，并对盟誓的效力产生了怀疑。

范仲淹曾上疏言道：“敌情翻复，自古非一。以四十年恩信，尚不能结之，恐非有限之货能足无厌之心，此可大为之防，盟誓不足恃也。”而临危受命赴辽谈判的富弼感受则更为深切，仁宗本欲因谈判之功晋其官职，他却严词拒绝：“增金帛与敌和，非臣本志也。特以朝廷方讨元昊，未暇与敌角，故不敢以死争尔，功于何有，而遽敢受赏乎！愿陛下益修武备，无忘国耻。”由此可见，庆历增币对于北宋朝廷的影响不可谓不深刻，西夏蕞尔小国，却令堂堂大宋束手无策，而在契丹人面前委曲求全。更甚者，即便付出如此代价，也难以换取真正的和平，辽朝的威胁“譬若疽疮”，再加上西夏的不时挑衅，让宋廷君臣时时深陷忧患。

电视剧《清平乐》剧照

刘钧 饰 范仲淹

此忧则彼喜，庆历增币后的局势对辽而言应说是一片大好。若与西夏连兵，或许辽朝就可全面突破澶渊体制，彻底凌驾于宋朝之上；即便只是暗中支持西夏继续对宋挑衅，辽也不难坐收渔翁之利。但辽兴宗的做法却有些出人意表。他一改此前积极推动宋夏合议的态度，转而离间两国，并亲率大军讨伐西夏，即便元昊认罪请降也不改初衷，意图将西夏一举征服。结果，此次来势汹汹的征讨却以失败告终，而辽此前在三国关系中的显著优势也有所减损，在经历一番激烈震荡之后，三国格局还是大体回归原有框架。

西夏王陵

虽然澶渊体制最终得以维系，但其间跌宕起伏的局势变换，以及它持续的影响力也值得我们更多的关注。一如《忧患》中所说：“仁宗庆历年间的这番纠葛虽然无疾而终，却给宋人留下了深刻、持久的心理创伤。”而这种创伤在宋神宗的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辽朝投下的可怕阴影

日落黄昏时

作为君主，宋神宗对于王安石的尊重与信任可谓难得，即便时常被其当面驳斥，甚至以辞官相胁，也“一切屈己听之”。譬如，王安石因李评批评免役法力主将其罢免，并由于神宗的犹豫不决便称病辞官，神宗对他的挽留之词就颇为恳切：

自古君臣如卿与朕相知极少，岂与近世君臣相类？……朕顽鄙，初未有知，自卿在翰林，始得闻道德之说，心稍开悟。卿，朕师臣也，断不许卿出外。且休著文字，徒使四方闻之，或生观望，疑朕与卿君臣间有隙，朕于卿岂他人能间！卿有不尽，但为朕言。

观览史料，诸如此类的事件不胜枚举，而面对这位咄咄逼人的“师臣”，神宗一向是主动放低姿态，对其尊崇如一，而对新法的施行更是全力支持。这样一对相得的君臣，是否真的因为在变法理念上的分歧，或权力上的冲突就此决裂？《忧患》一书对此问题提出了新的阐释，作者认为，对辽策略上的根本分歧，可能才是王安石二度罢相并不再复出的主因。

王安石

熙宁年间，宋辽发生边界纠纷。当契丹蛮横无理地在河东提出领土要求时，王安石坚决主张不能退让，称“我不可示彼以惮事之形，示以惮事之形，乃所以速寇也”，即宋方越怯懦，祸患就会来得越快。而神宗却始终难以克服对辽人的恐惧，全然不似对西夏战略中的强硬姿态，只是一味意图示弱。这是王安石复相后，他与神宗之间唯一的重大分歧，也是熙宁间神宗唯一一次在重大问题上没有听从王安石的意见。王安石二次罢相仅一个月后，宋方割让数百里土地，以全面退让的方式结束了谈判。

对王安石如此尊崇，对变法如此支持的神宗，却单单因对辽问题摒弃了对这位“师臣”的绝对信任，也抛却了曾经的理性与沉稳，这或许能够说明，他对于契丹的恐惧已经深入骨髓。而此间宋廷内部的巨大变革，也完全改变了北宋历史，从此愈演愈烈的党争占据了政治舞台的中心位置，成了宋朝最可怕的内忧，直到女真南下，汴梁陷落，北宋灭亡……

宋神宗

“仅仅从结果逆推，忽视历史进程中真实存在的种种面向，会遮蔽历史的复杂性。”在《忧患》一书中，作者不从历史结局逆向推求，而是重视政治过程的详细分析，强调从历史当事人而非现代人的认识出发，探索历史中的可能性、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围绕北宋中后期的“外患”与“内忧”讲述了一系列彼此勾连的“故事”，由天书封祀、庆历增币至熙宁变法、元祐更化，由宋神宗、王安石至司马光、高太后，呈现了澶渊之盟后宋辽百年和平背后的风云变幻，以及由此所引发的北宋朝堂的暗潮汹涌。作者缜密的史料梳理、新颖的研究视角以及流畅的讲述，相信会为读者带来不少启发与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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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博采各家之言，但不为其所束缚，对旧说多有突破。作者不从历史结局逆向推求，而是重视政治过程的详细分析，强调从历史当事人而非现代人的认识出发，探索历史中的可能性、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体察政治领袖们对于理性的“挑战”以及由此对国家命运产生的影响，揭开历史进程中曾真实存在的种种面向。

转编自【文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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