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辛德勇和学术期刊《文史哲》之间持续数日的争论仍在发酵。

澎湃新闻记者注意到，11月20日上午，辛德勇通过个人微信公众号再发文《辛德勇：編輯部的故事（第一集）》，借用上世纪九十年代知名电视剧《編輯部的故事》，再度对学术期刊公开双方沟通记录一事提出自己的质疑。

辛德勇在20日发布的文章中认为，“所谓学术刊物，顾名思义可知，刊发的应该是学术研究的论文。关于什么算学术研究，在当下，虽然不大好做出确切的定义，但它同八卦小报不同，这一点谁都能够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这是说八卦小报不用专业的编辑和主编来审定事实确切与否，能博眼球就行，而学术刊物需要由编辑单位审定文稿所述事实的准确性。”

辛德勇提出：“每一份学术刊物，都必须遵守一些基本的规则。……要懂得尊重别人，也要明白啥叫自重，特别是不能把工作过程中同作者或相关人员相互往来协商工作的内容外泄，更不能擅自散布到公共空间里去。其实这倒也不是什么中国特色，国际惯例，更是如此。”

“这是道德基准，也是职业规则，是谁都必须坚守。”辛德勇在梳理了学术刊物刊文的发文流程之后提出：“了解这一工作流程后大家就可以理解，那篇完全歪曲拙见并把那个敝人没有的观点强加到我的头上再加以挞伐的稿子，是绝不应该被《文史哲》刊用的。——除非这个刊物没有做过任何审稿的工作，而只要认真做过审稿工作，在责任编辑初审、副主编复审、外审专家匿名评审和主编终审的任何一个环节，是都可以避免的。——这就是我恳切地请求山东大学党委领导下的《文史哲》编辑部给我一个说明的原因。”

稍早前，2021年第6期《文史哲》杂志刊发了文章《司马光的学术逻辑与唐宋时人对汉武帝的看法：读〈制造汉武帝〉》，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林鹄。文章摘要对辛德勇《制造汉武帝》一书的观点概括道：“辛德勇《制造汉武帝》认为，为了反对王安石变法，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刻意采用不可信的《汉武故事》，塑造了虚假的武帝晚年政治形象。”而辛德勇认为，自己根本没有表述过这样的意思，《文史哲》编辑部采纳的这篇东西，所论纯属无中生有，亦即歪曲事实，强行捏造一个观点硬把它栽在自己的头上，然后再对其恣意挞伐。

11月19日，辛德勇通过个人微信公众号发出《再问是要干什么？》，质疑《文史哲》方面将他和编辑部沟通的记录公布在网上且“断章取义”。辛德勇提到，在编辑与作者之间，作为编辑人员，是要有良好的职业操守的，特别是不能把作者同编辑之间在稿件处理协商过程中谈到的事情，轻易外泄；更不用说散发到互联网上去了。更严肃一些说，这不仅是编辑的职业道德，更是做人的基本操守，是一个人的基本道德修养。

辛德勇于《再问是要干什么？》一文回顾道，11月18日他只是要求确认《文史哲》主编的看法，其间绝不存在要求《文史哲》道歉、要求公开审稿专家之类的说法。“然而令人大惑不解的是，这些纯粹为了沟通情况所做的努力，却被《文史哲》编辑部某工作人员（因为别人怎么能看到我同《文史哲》沟通的内容）在当晚六点多就公布到互联网上，并且做了严重歪曲事实的解说。这种行径，实在是骇人听闻的。在我有限的经历和见闻中，还没有见过有一家刊物会这样做，这也是任何一家学术刊物也绝对不能允许的。”

他写道，为此，自己又向《文史哲》编辑部的刘丽丽女士发微信，请求《文史哲》对这种做法做出解释，原文为：您作为文史哲的正式代表向我转达主编的意见，现在我也只能通过你向《文史哲》提出要求：请解释一下《文史哲》把我们沟通的内容断章取义地发布到网上，并藉此对我大肆攻击，这件事儿是不是就想这么过去了？是不是需要向我做个说明？

辛德勇在文中表示，“可遗憾得很，我没有得到任何解释。不仅如此，昨天下午14时26分我刚刚同《文史哲》编辑部刘女士沟通的内容，其编辑部某工作人员就又在晚上七点多发到了网上。这说明了什么？——答案不是一清二楚了么？”

19日，澎湃新闻就此事试图联系《文史哲》编辑部寻求回应。一名工作人员称，相关文章是孙齐负责的，直接跟孙齐联系就行。孙齐正是林鹄文章的责任编辑。在11月19日回复澎湃新闻的邮件中，孙齐对于辛德勇所称“聊天记录被公布”一事回应道，“作为林鹄文章的责任编辑，我认为这个话题已经脱离了正常学术讨论的轨道。”

此前，对于辛德勇质疑的林鹄文章发布一事，《文史哲》编辑部工作人员曾在18日回应澎湃新闻时称，（论文）作者在平台发布论文，论文中的观点仅代表作者，与平台观点无直接联系，作者有发表文章的权利。该工作人员还表示，每一篇论文在发表之前都是经过严格的三审三校，论文发表完全合规，我们没有办法要求每一篇作文作者和读者观点一样，（每）一位读者读一篇文章有他自己的看法，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

此前报道：

“司马光塑造虚假汉武帝形象”？北大教授辛德勇回怼《文史哲》：根本就不是我的意思

11月18日清晨，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辛德勇在其微信公众号“辛德勇自述”发表文章《〈文史哲〉这是要干什么？》，引发关注。

辛德勇此文针对的是2021年第6期《文史哲》杂志刊发的文章《司马光的学术逻辑与唐宋时人对汉武帝的看法：读〈制造汉武帝〉》，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林鹄。

《读〈制造汉武帝〉》的摘要对《制造汉武帝》一书的观点有这样的概括：“辛德勇《制造汉武帝》认为，为了反对王安石变法，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刻意采用不可信的《汉武故事》，塑造了虚假的武帝晚年政治形象。”

对此，辛德勇在公号文章中回应：“可这根本就不是我的意思！而且我在《制造汉武帝》中也根本没有表述过这样的意思！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文史哲》编辑部采纳的这篇东西，所论纯属无中生有，亦即歪曲事实，强行捏造一个观点硬把它栽在我的头上，然后再对其恣意挞伐。”

《文史哲》杂志随后在其公众号全文刊布林鹄的文章，随文配发了《制造汉武帝》第116页、117页的照片，并用红线勾画了部分文字。有网友认为，这是《文史哲》杂志编辑部对辛德勇的回应，划线文字即为《读〈制造汉武帝〉》相关概括的来源。

辛德勇也表示，此前曾与《文史哲》编辑部工作人员联系过，那位工作人员告诉他：作者所说“辛德勇《制造汉武帝》认为，为了反对王安石变法，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刻意采用不可信的《汉武故事》，塑造了虚假的武帝晚年政治形象”的依据，见于《制造汉武帝》第116—118页；这篇文章经过审稿专家审定，认为“确有发表的价值”，这才刊发的；“敝刊当然不会认同‘曲解’‘栽赃’和‘歪曲攻击’的定性”。

辛德勇在回应文章中解释：“虽然提到了‘司马光在陈请废除王安石新法时，亦曾举述汉昭帝即位后较诸武帝改弦更张的举措’云云的话，但这只是用于说明司马光对待汉武帝暴虐子民行为的态度，而这同司马光‘为了反对王安石变法’而刻意‘塑造了虚假的武帝晚年政治形象’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儿。”

在各社交媒体上，双方各有支持者。也有网友认为：“真理越辩越明，这才是学术该有的样子。”

《制造汉武帝》一书2015年由三联书店出版，2018年出版增订版，其主体部分为辛德勇2014年在《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发表的文章《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

在此书的《撰述缘起》中，辛德勇写道：

“当年读研究生时，业师黄永年先生明确教示，《通鉴》之秦汉及其以前部分，绝不能用作一般意义的史料；了解相关史事，更不宜先于《史记》《汉书》而阅读《通鉴》。这是因为其纪事内容，完全依据《史记》《汉书》等著述编录改写，并没有我们今天看不到的可信史料作依据。

但在备课时查阅其他一些史料学著述，却都没有见到像这样明确的说明。特别是田余庆先生《论轮台诏》这篇文章，主要是依据《资治通鉴》的记载立论。这种做法，与黄永年先生上述看法直接抵触，而在中国历史学界很大范围之内却具有强烈影响。田余庆先生的结论被编入多种中国通史的教科书，这篇文章也被一些学者誉为经典之作。

在这种情况下，若不剖析判明田先生这篇文章的合理性，就难以清楚阐释《通鉴》的史料价值。为此，我前后花费五年多时间，写成了这篇文稿，试图揭示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时为达到其政治目的而径随己意构建历史的情况。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曾刊发《巫蛊之祸视阈下汉武帝与戾太子父子纠葛探析——与辛德勇等先生商榷》，对辛文中的部分结论发表了质疑，但未涉及司马光与王安石的关系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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