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俊宋代长虹称洛阳，圣朝新建庆无疆。士民鳞集谁题柱，商贾肩摩少泛航。震泽廻澜当锁钥，胥江免渡赖舆梁。贤侯政绩超千古，杜预勲名得益彰。这首诗句摘自日本神户市立博物馆藏之清乾隆五年“姑苏版”《姑苏万年桥图》上的题跋，配合美轮美奂的画面，栩栩如生地描绘了当时苏州之繁华昌盛景象。这张秀雅隽永之画作尺幅超过一米，气势恢宏、精美绝伦，曾于2016年末在我策划主办的《姑苏繁华录——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特展》上一展芳容。“滴水观沧海”。姑且不论其艺术价值，仅仅透过《姑苏万年桥图》所传递出的历史文化信息，我们可一窥当年苏州的盛景，娓娓读出苏州的历史进步，读出苏州的文化璀璨，读出苏州人民的伟大创造。自春秋时代苏州建城以来，两千五百多年川流逝水。“苏州”这一名称最早出现于隋代，距今亦有一千四百余年了。自唐宋以降，世人便公认苏州乃江南文化风雅之宗。始于旧石器时代迄至清代的考古史料，丰富而完整，是研究苏州的第一手资料。考古发现和研究确之凿凿。具体而言，在太湖三山岛发现的旧石器文化遗存，把人类在苏州地区居住和活动的时间从新石器时代前推至旧石器时代。在吴江梅埝、吴江同里、吴县张陵山的考古发现，详细记录了苏州的新石器文化面貌；灵岩山墓葬反映了周代“勾吴文化”遗存；阖闾大城、原始青瓷和白玉文物代表着春秋战国时期吴地最有代表性的缤纷样貌；汉代釉陶和六朝青瓷是汉魏时期吴郡的重要考古发现；尹山宝藏、秘色瓷碗、平江古城彰显着唐宋文化在苏州的繁盛优雅；张士诚纪功碑和娘娘墓则是元代文化在苏州的重要遗存；反映明清两代苏州的考古成果更透露了苏州的流金岁月。

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资料对苏州“学问”的记录，既详实亦延续两千多年不绝。比如，春秋时期的《左传》《国语》等；汉代的《越绝书》《吴越春秋》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吴郡记》《吴先贤传》《吴国先贤赞》等；唐代的《吴地记》《苏州记》《姑苏志》等；宋代的《苏州图经》《吴郡志》《吴郡图经续记》等；明代的《苏州府志》《姑苏志》《吴中水利全书》等；清代的《苏州府志》《吴门表隐》等；民国时期的《吴县志》、档案、报刊史料等；1950年以来编修的地方志等史料。这些文献记载配合考古发现与实物，应是可以开展苏州“学问”研究的立足点和可靠来源。近百年来，海内外学者有关苏州的研究成果雨后春笋般问世，引人瞩目。英国学者李约瑟在其名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中，对宋代苏州进行了介绍，认为当时的苏州非常繁华，已是彼时中国的商业、交通中心。美国西北大学柯必德教授在《天堂与现代性之间：建设苏州（1895-1937）》一书中指出，19世纪90年代以来，苏州开始借鉴并采纳西式都市计划。这导致了城市空间在人文和自然领域的变化及转型，这种变化和转型又反过来重塑了城市社会与经济的关系，并决定了苏州作为现代城市的重要地位。苏州大学陆振岳教授在《苏州沿革考略》一文中，对苏州得名的由来与变化、吴国都城、州治和府治等重要问题进行了细致考订。

华中师范大学马敏教授在《历史研究》上发表的论文《商事裁判与商会：论晚清苏州商事纠纷的调处》，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凡此种种，不胜枚举。故在2015年，我认为，正式提出“苏州学”的概念，并开展系统的整理与深入研究，已到了水到渠成的时候。当我向学术界同道提出征询意见时，得到了大家的普遍赞成。自此，我们与一批海内外优秀学者精诚合作，厘清“苏州学”即是关于苏州的“学问”及其记录和研究，并以此为研究重心，从多维角度，将苏州作为典型个案放置于大历史的叙事中研究，用更为完整的画面——历史、思想、文化、社会、经济等，重新发现苏州在世界历史文化长河中的“在场”。更为重要的是，在互联网迅捷而深度连接起中西方的今天，我们充分吸纳中外优秀成果，既“中”又“外”；既“博”又“通”，综合运用历史学、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统计学、人类学、训诂学和美学等相结合的方法，掷地有声地营建“苏州学”的原创性研究体系。“结硬寨，打呆仗”。组织团队，奔波于各大图书馆、档案馆和田野乡间，搜罗文献，查证史实。选题攻坚，既勤搜博采，校勘辨订，又取精去粗，开创新义。殚精覃思，既承人文之精髓，又衍文脉之正道。历经六年多的殚精竭虑，我们从中外文史典籍中披沙沥金，在苏州城乡间详尽扎实地做田野调查，查阅搜集了一大批方志、碑刻、族谱、契约文书、账本、书信、日记等第一手文献资料，“上穷碧落下黄泉”，不遗余力考订、诠释和分析厚实多维的史料，微观个案与宏观透视互相辉映，再度叙述一段段引人入胜的真实发生的故事，忠实勾勒出苏州在世界历史长河中的精彩全貌和动人意蕴。

史志档案卷帙浩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使命确属艰难。我们更像是巧匠，超脱时空的桎梏，别具慧心绣出一件精美的苏绣。尚有许多更富意义的问题值得深入探讨，期待更多有志于此的同道不吝指教、鼎力相助，筚路蓝缕开创“苏州学”成为一门“显学”，幸莫大焉！作者系国家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特聘研究员、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