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复旦朱刚悼文事件

朱老师「雄文」一出，在中文互联网上顿时激起热议，其中鄙夷其文言功底者有之，连带质疑其学术能力者有之，而为其声援者亦有之。一些采取辩护立场的论者所给出的理由是：在现代的专业化学术体制下，学者的「学术研究水准」与其「文言创作水准」之间不存在任何必然联系；换言之，对于一位现代学者而言，出色的文献整理、阅读与阐释能力已经足以令其成为「合格」乃至「优秀」的，而文言创作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属于他的本分。鉴于此，这一类观点认为，大众对朱老师的声讨应在相当程度上归咎于他们对于现代学术分工性研究方法的无知。

首先需要承认，文言写作水平与学术研究水平当然是两回事，毕竟前者在现代体制所规定的那一套学术成果生产流程中所能起到的作用约等于无。但仍须考虑的兴许是：在我们将此一反思与实践的断裂作为事实而接受下来的同时，是否也应在价值层面上将其肯认为有益的呢？就其天职而言，人文学术研究是本身就足以构成目的，抑或只是引领学人通向更高者的津筏？

在我看来，至少在道禅哲学—心学传统中的古典语境下，人文学术本身不过是指月之指，与其说它意在满足人类的某种单纯的智识兴趣（所谓「见闻之知」），毋宁说是要召唤生命性的参与，召唤同声相应之人涉入它永恒不息的创化之流。若仅停留于对古人遗迹的外部观察与知性分解，而无「人文化成」之实，不能将其内化为自身的生命实践，令吾人变化气质、各正性命，由旁观进于实证，由俗陋进于觉解，则终是「名目上拣择、形迹上支撑、功能上凑泊，而非盎然以出者」（王龙溪语），即便以最幽眇的思想、最清脱的诗文为研究对象，亦不过如乾嘉考据般空钻故纸而已。研读庄子、陶潜、苏轼或王阳明的终极目的并不止于「了解」他们，将其用作显示自己学识博洽的谈资，而是要学着像他们那样去运思与书写，生发出与他们相类的生命境界，从而在最内在的意义上「成为」他们——将古人所证成的美大圣神之境于吾人身上作一复现。

于古典士大夫群体中，此一断裂尚不存在，因而纵然其中许多人于义理上只是一知半解，但却也能在创作中或多或少地将其消化为自家胸中宝藏——转化为真实的生命体认，而现代学术研究者则往往反其道而行之。甚至像陶潜这般毫无狭义上的学术建树之纯诗人，在其「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等诗句所发露出的粹然朗然一片神光中，一切学术语言都显得粗拙而滞碍，俨然已经是多余的了，而再优秀的陶潜研究者也未必便能从他们自家的生命中挤出哪怕一丝这样的光亮来。孰为圣人真血脉，不待辨矣。一言以蔽之：就人文陶化与人文研究的断裂是现实的而言，自然不必对学人太过苛责；但这并不构成在应然层面上对其进行辩护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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