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筑古文根基，提升治学境界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谭家健先生

文/李庚辰

李庚辰：

谭老师，您好！我现在还是大学本科生，没有确定将来的主攻学科，想先粗略了解文学院各学科的大致情况。您是著名的古典散文研究专家，曾担任中国古典散文学会、中国骈文学会会长，著有《中国古代散文史稿》《中国散文简史》《中国古散文史纲要》、《先秦散文纲要》、《先秦散文艺术新探》、《墨子研究》、《六朝文章新论》、《中华古今骈文通史》等多部专书。您从事中国古典散文和骈文研究逾六十年。对于初步接触古文研究的年轻人，您能否谈谈学习古文的意义？

谭家健：

研究传统文化，必须学好古文。古文是进入传统文化研究的基础、基本工具。不管你将来是研究现代文学、外国文学，还是研究语言学，都要了解传统文化，都需要学好古文。现在许多研究文学的人，古文基础似乎都有所欠缺。

中国古代的经典几乎都是古文书写的，古代读书人一定要有古文基础。即使商贾工农也要尽可能粗通文字，才能够写书信、记账本。在古代的教育中，学生不但读古文，而且还要学会写古文。五四以后，古文退居次要地位，白话文占主要地位，古文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了。现在学生不会写古文，但是一定要能看得懂。中国古籍汗牛充栋，如果完全看不懂古文，只看现代人写的书来了解中国文化，那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中文系的学生要打好古文基础，尽量对古文掌握得熟悉一些，争取能够比较方便地阅读古文、理解古文。

李庚辰：

中文系的学生在大学阶段如何打好古文基础呢？

谭家健：

古文基础涉及许多学科。我上大学的时候，北京大学一年级上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语言学理论，接着是中国文学史、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等等。我当时不准备研究语言学，但我也很认真地学这些课程。在大学阶段，大家不太感兴趣的音韵学，我能认真地对待。这对我后来从事古典文学研究以及在国外讲学、都带来益处。本世纪初我受聘到马来西亚某大学任客座教授，每周要讲四门课。第一学期给我安排的是古代汉语、音韵学、《诗经》、中国文化史。讲中国文化史用我自己主编的《中国文化史》作讲义。讲《诗经》也不成问题，它是先秦文学的一部分。至于古代汉语，我在北京大学是由魏建功先生讲授的，是非常好的老师。音韵学由王力先生讲了一部分。很多学文学的学生不太愿意学这些语言学的课程，但是我都认真地听了。我进大学时十九岁，到马来西亚讲这些课的时候已经六十多岁了，几十年没有接触这些知识，出国之前赶紧备课。北大毕业的一位老同学，是研究音韵学的专家，他拿出了一些书给我参考。在讲古代汉语这门课时，他建议我从文字学讲起，然后是音韵学、词汇学、语法学、修辞学。这两门课讲下来总算完成了任务，学生都能听懂（他们都是华族），很大程度是因为我有当年的基础。这所大学此后又连续聘我三年，如果我讲砸了，是不会再请我讲课的。

就研究来说，我写的《先秦散文艺术新探》一书中，有几篇文章涉及先秦散文中的韵文，我讲出土文献，认为它们具有文学性。先秦散文、韵文不分，我从文学的角度和音韵学、修辞学来讲这些出土文献。这些文献有的读起来是押韵的。如果我在大学没学好古代汉语和音韵学，而按照现代的韵读来判断古文是否押韵，那是不可以的。

李庚辰：

古籍浩如烟海，学习古文应该从哪里入手呢？

谭家健：

我的意见是，作为初学者，大学本科生，应先易后难，先浅后深，循序渐进。

首先是学习古文的选本。老一辈学者，很多都是从《古文观止》开始，因为这部书在清代是最普及的一个选本。杨振宁说他当年最初接触的古典文学读本就是《古文观止》，书中的文章，有些至今还能背。他是科学家，并不研究文学史，然而《古文观止》对他影响很深。现在学习古文，比《古文观止》好的选本很多。该书中，先秦两汉的文章占了一半，六朝的文章选取得太少，清代以后的文章基本没有选，不够全面。当代的出版古文选本，各个朝代都有，比较全面。

先秦的一些经典可以读全本，也可以读选本。《论语》、《孟子》、《荀子》、《老子》《庄子》、《韩非子》、《墨子》，这七本书，要从头读到尾，读懂不容易，但浏览是可以做到的。《尚书》很难读，《左传》、《战国策》好懂一些，可以读选本，读完也不难。《周易》的经部很难理解，十传可以当做散文来读，它们是一篇篇的长短不一的文章。先秦的书要努力多读些。汉代以后的文章太多，主要读选本。《史记》《汉书》这些大部头的书读完很难，应先读选本。严可均的《全汉魏三国两晋南北朝文》以及《全唐文》、《全宋文》、《全元文》，很难读完。唐宋八大家及其他名家我主张先读其选本，后读全集。

李庚辰：

如何阅读古文与骈文作品，提升研究境界？

谭家健：

我觉得作为中文系的学生，要精读、细读古文和骈文作品。宁可读得少一些，也要读得精一些，细一些。精读、细读要借助工具，包括前代和当代学者的注释。没有这些注释，多数人很难读懂骈文。

如何提升研究境界？我提倡仔细读。所谓仔细，就是对作品的字、词、句、段、篇，一一分析、细细体味。不管研究哪个年代的文学，把文章吃透，读出味道来，你就忘不掉了，这个营养是终生受用的。马马虎虎地读过去，似懂非懂，就容易忘记。我写的《中国散文史》《中华古今骈文通史》和《先秦散文艺术新探》《六朝文章新论》，一些读者和学者认为分析比较细致。对于古代散文的著作，我往往是是一本书一本书细讲，一个作家一个作家分析综合，重要作品一篇一篇地、一段一段深究其意味。

我特别注意将课堂所学各种知识拿来作为精读、细读文学作品的工具。大学一年级，我学文学理论，就尝试用形象性、艺术性、结构等理论来分析古文作品。学完逻辑学，我就拿“否定之否定律”、“排中律”等来分析古代文章的逻辑。学完音韵学，我就用它来分析古文音韵的使用情况。我大学二年级写的《孟子散文的艺术特征》，把当时学的东西用上了。王力先生在上课时说：“你们班有个同学，写孟子散文特征，就用了修辞学的方法嘛！”

我在精读时，注意分析作品的用韵。例如，我关注到，文章中的“者”、“也”，多一个少一个，是不一样的。有一次我在电视剧中看到，演员在吟诵李白的《春夜宴桃李园序》，他读成“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原文没有这两个“也”，他把两个句子都以“也”结束，平仄和顿挫是不合适的。再比如，《滕王阁序》“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有人说“与”字可以省，但我认为不能省。从音韵学来讲，“落霞孤鹜齐飞”六个字，顿三次，七言和六言是不一样的，有了“与”字，这句读起来就可以拉长一些，语气可以显出低昂。同样，“共”字也有其音韵和节奏的作用，这是诵读起来才能体会到的。

我的文章著作比较注意分析典故，也注意分析用字。作家用典，用得恰当自然好，如果别人看不懂就不好；用字巧妙当然好，如果为巧而颠倒语序就不好。比如在《北山移文》里，“泪翟子之悲，恸朱公之哭”。改墨子为翟子，称杨朱为朱公，属于生造人名；第二，不守正常语序，“泪”是个名词，放到这句开头就变成了动词，在语法上是讲不通的。句意应该是“翟子之悲泪，朱公之哭恸”，作者变换求巧，却破坏了语法。古人有时候选词练字十分精妙。范仲淹的《严先生祠堂记》有“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先生之风”的“风”，起初用的是“德”、是“智”，最后用的是“风”，大家认为最好。好在哪里？“风”比“德”、“智”更形象，更具有概括性和联想性。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字，改得也很好。还有加字的，如欧阳修的《相州昼锦堂记》“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不归故乡”，原来写的是“仕宦至将相，富贵归故乡”，两个“而”字是别人建议加上的，这两个字看似多余，实际上有进一层的意思。“仕宦至将相”是一种普通的叙述，“仕宦而至将相”中的“而”有强调、递进的意味。“富贵而不归故乡”的“而”的效果也类似，突出了它的特殊性。

我们读书时，要注意将一些字句与具体的历史境况联系起来，进行政治思想历史环境的分析。南宋骈文家李刘的《贺丞相明堂庆寿并册皇后礼成平淮寇奏捷启》，其中“南方之强欤，北方之强欤，风移俗易”一节，有古人批判作者过分地歌颂了当时的奸相史弥远。此文是讲平叛战争取胜，题目“贺”的是宰相而不是前线将帅。我认为不必过分罪怪作者。在当时，此类文章不赞颂丞相是不合贺启之文的“规矩”的。各地方打了胜仗，向朝廷报捷表，第一个要归功皇帝，第二个要归功的是宰相，最后才是指挥官。这是当时应用文的格局，非这样写不可，所以对于这篇文章不必说李刘是曲意奉承。许多文章，不经过细读，就无法准确理解。

我比较喜欢引用古人评点的成果。我写的骈文史，在注释中，引用了现代人的观点400多条，引用古人的评点更多。我所用的一些评点的书，得之不易。清代骈文选、民初的骈文选，都非常好，用的人却不太多。我有三次去东北师大，讲学，答辩，或路过，都去该校图书馆看书。该馆有一批很珍贵的评点之书，图书管理员把书从书架上拿下来，灰尘很厚。我看这些书，那位老图书管理员非常高兴。他说，这些书之前根本没有人翻过，你来这里不止一次地读。我还抄了很多卡片。那个图书管理员对该校学生多次讲这个例子。

李庚辰：

谭先生，过去，学术界研究中国骈文史一般止步于清朝结束。而您的《中华古今骈文通史》不仅梳理了中国现代、当代的骈文发展史，而且将域外中华文化圈的骈文创作也纳入论述视野。您做这些学术开拓，是出于什么考虑？

谭家健：

我的骈文史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讲清代以前，可以说是总结前人包括今人的成果，不全是我的创见；第二部分是论述台湾、东南亚、朝鲜、日本等地的骈文，这算是我的开拓。我事先并没有想到这些。我的中国骈文史最初是简史，只有40万字，觉得有些问题没有说清楚，尚待补充，因而没有出版。中国的部分里，特别是辽金元的骈文，我觉得自己说得不好。姜书阁的《骈文史论》认为宋以后没有骈文，就完全不讲，我是不太满意的。所以我把辽金元明骈文专设一章，想写成一部完整的骈文史。（于景祥的《中国骈文通史》也写了辽金元，但轻重与我有别）

论述域外骈文的部分，第一是因为我在国外讲学多年，看到了一些域外资料，包括很多出土的墓碑，不少是用骈文写的；第二是我到过香港、台湾、及韩国讲学、开会、作学术访问，看到一些中国大陆所见不到的骈文集子；第三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图书馆我得到许多朋友的热心帮助，找到一些外国出版的骈文和散文集子。这些资料很罕见；有的文章很可用。它表明，中国古代的文化传播到域外，对周边国家和地区影响很深，因而我想尽可能地做些研究和介绍。我最初想的是只写一章，两三万字，台湾的写一章，外国的写两章，举几篇例子就可以了。后来我找到的材料越来越多（有的是外地的和外国的朋友主动寄来的），结果写到了30多万字，占了全书的三分之一篇幅，成为本书一个突出的特点。此外，我利用这些资料还撰了一部《域外古典散文选评》，将于近期出版。

研究外国人用汉字写的古文和骈文，我只是开了个头，写了个大概，再要细写就不是我的任务了，我没有精力了。现在国内研究中国周边国家的汉字圈，南京大学是一个核心，山东大学也在做。他们的重点是找回中国流传在外国的汉籍，而不是去研究外国人用汉字写的书。当然也有一部分人注意到了这个方面，慢慢可能也会发生研究重心的转移。中国流传到国外的书籍毕竟是有限的，而外国人用汉字写的书，是几百上千年累积下来的，量相当大。韩国和日本很重视这些书籍，我希望国内将来有人继续这方面的研究。

李庚辰：

谭先生，您长期担任中国古代散文学会会长、中国骈文学会会长。您能否谈一谈现在散文、骈文研究的现状以及发展趋势吗？

谭家健：

我在这两个学会工作了二十年，付出了一些心血。我的目的就是通过两个学会，联络散文、骈文研究领域的朋友，给大家提供讨论和沟通信息的机会。散文学会现在的会长是北京师范大学郭英德教授，骈文学会现在的会长是南京大学的曹虹教授。目前研究散文、骈文的文章著作以及国家社科基金的立项越来越多，研究队伍正在不断扩大。当然，也存在重大项目之间出现重复的隐患。此外，对一些重要学术观点，学界并未取得一致意见。大批年轻的新生力量参加进来后，加之网络检索的方便，诸多问题会逐步得到解决。总之，我对这两个学会、对古代散文、骈文的研究前途充满信心。

谭家健先生六十余年专研古代散文，成果丰硕，兼古文与骈文，跨越古今，联通中外，是学界景仰的学术大家。对谭先生的学术成就、治学方法做出评述，是构建当代古代散文研究史的重要一环。本次刊载的文章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本科生李庚辰的个访谈，谭先生以自己的学习经历和研究心得，对初入学习之门的学生指出了学习路径。当前，学术资源的获取途径更为便捷，但靠检索只是工具，读书才是正途，如何读书，如何学校，如何治学，仍有最基本的进路，不如此便易欹斜。李庚辰同学勤勉好学，但在学习阶段，尚不足以与谭先生对话，因此呈现给读者便是一个简单的访谈，缺少真正的学术对话。我们不能求全责备，可以此为一个引子，期望大家关注当代学术名家的古代散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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