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春，韩凌轩在《文史哲》编辑部工作照

2001年10月，韩凌轩（左）在山东大学百年校庆会场与大学同班同学姚启国（右）合影

韩凌轩（右一）1960年初夏在山东大学新校历史系菜园种地瓜

2016年8月14日，是我年满80周岁的纪念日。8月23日，是我到母校山东大学历史系报到注册的60周年的纪念日。说起来，我的一生，与母校山东大学实在很有缘分。在我至今80年的人生旅途中，在母校学习、工作、生活已达46年。可是，说实在话，在1956年我报考大学的时候，对于将来做山东大学的学生，并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1953年7月，我在定陶中学初中毕业，考入正处于黄金时代的菏泽一中。1956年7月，我高中毕业了。那时，国家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高中毕业的我，对未来的大学生活充满了美丽的向往。高考前的体检结果告诉我，眼睛红绿色盲，只能报考第三类：文科。当时，农村长大的我对国内大学的状况一无所知，只知道北京大学中文系、复旦大学新闻系比较有名。我觉得新闻记者整天背着相机到处采访很风光，所以第一志愿报了复旦大学新闻系，第二志愿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第三志愿报了山东大学历史系。当时菏泽一中的升学率在全国名列前茅。菏泽一中相当多的学生都存在着一种傲气，不自量的我大概也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所以，当8月中旬收到山东大学历史系的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想放弃入学资格来年再考。可是家里大人不同意，说你是家里也是村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学生，一定要去上。这样，我平生第一次坐汽车从菏泽到兖州，又从兖州第一次坐火车到青岛，8月23日，到青岛鱼山路5号山东大学历史系报到注册。

青岛是美丽的。它依山临海，就像镶嵌在胶州湾上的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错落有致的红屋顶的各式洋楼依山势而建，与郁郁葱葱的绿树相映成趣；平坦舒软的海滨浴场沙滩，人群摩肩接踵；鲁迅公园到处礁石嶙峋，沿海岸筑有上上下下、逶迤曲折的羊肠小道。平坦临海的太平路，熙熙攘攘的繁华中山路，投入大海怀抱的栈桥与回澜阁，装扮着青岛的娇艳与靓丽。或傍晚涨潮的时候，在栈桥上凭栏观赏拍岸的浪花；或宁静的晚上，坐在鲁迅公园的礁石旁静听大海的涛声，浓浓的醉意一定会涌上心头。在报到注册后到正式上课前的几天里，我多次在栈桥，在鲁迅公园，在浓浓的醉意中领略青岛的美丽，我被青岛的美丽景色征服了。

母校山东大学就坐落在比邻汇泉海水浴场与鲁迅公园的海岸上。上世纪50年代，是山东大学以文史见长的第二个黄金时代（第一个黄金时代在30年代）。当时就学科说，文、理、工、农、医五院十八系；就教师队伍说，是大师荟萃，名师云集。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50年代的山东大学，就文学院的中文、历史两系而言，中文系的“陆、冯、高、萧”中的陆侃如、冯沅君夫妇都是一级教授，高亨、萧涤非分别是先秦典籍研究权威与杜甫研究权威；号称历史系“八马同槽”的陈同燮、郑鹤声、杨向奎、童书业、张维华、黄云眉、赵俪生、王仲荦，八位都是三级教授。青岛的美丽景色与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队伍的强大阵容，使我逐步培养起对母校的热爱之情。但在第一学期仍未牢固树立起对学习历史的专业思想。在中午的课余时间，我与同样存在专业思想问题的丁兆鹏、孙经翰经常趴在学校图书馆前的草坪上讨论是否休学重新考大学的问题，讨论的结果是，我和丁兆鹏决定不休学，继续在学校读历史专业，孙经翰决定休学，准备明年再重考大学。次年，孙经翰考取某大学，但查出是在校生被取消入学资格，转入历史系1957级。

大学第一个学期的学习，应该说是紧张而愉快的。那时，山东大学主办的闻名全国的《文史哲》正在开展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与《红楼梦》问题的讨论。文、史两系的同学们课余时间到校图书馆、系资料室查阅、收集资料，撰写发言稿与学术论文。一些同学的论文赫然登在名刊《文史哲》与《山东大学学报》上。晚上则在图书馆阅览室固定的座位上复习一天的功课。

学习是紧张而愉快的，课余生活更是丰富多彩，散发着青春的活力。大众礼堂的舞台上，各种学校文艺社团的精彩节目，竞相展技；六二礼堂的舞池里，少男少女们翩翩起舞，脚底生风；夜幕下、马路边、草坪上，对对情侣们窃窃私语；宿舍里、校园中，时不时地飘荡着《红梅花儿开》、《美丽的姑娘》、《敖包相会》、《深深的海洋》、《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等爱情歌曲的优美歌声。越南留学生阮福作词作曲的《我亲爱的新山大》更唱响整个山大，成为校园里的最强音！

多么温馨，多么浪漫啊！60年后的今天，80岁的耄耋老翁回想起大学开始阶段的充满幻想、充满欢快的美好生活，还让人心潮起伏、激动不已。可是，好景不长啊，1957年6月初，一场突如其来的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运动浇灭了我的大学美梦！我们历史系1956级120名学生有10多人被划为右派，占十分之一强。副校长、中文系一级教授、著名文学家陆侃如，著名朗诵诗人高兰教授，历史系著名历史学家张维华、赵俪生、许思园，物理系著名物理学家束星北等一大批学者被划为右派。整个山东大学，有149名师生被划为右派。紧接着整风、反右之后，进行双反（反贪污、反官僚主义）、向党交心运动。运动中曾提出“奋战一昼夜，写100张大字报”的口号。

1958年，国家提出要生产1080万吨钢的目标。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同时也是为了加强中共山东省委对山东大学的领导，建设万人大学，1958年9月底至10月初，学校奉命由青岛迁到济南洪家楼山东农学院原址，山东农学院则迁往泰安市。同时，在济南利农庄建设山东大学新校区。学校迁济南后，学校停课整整炼了一年的钢铁。全校师生包括老教授全力以赴投入大炼钢铁运动。在现在山大老校二宿舍当年的空地上建起两座高炉。在山大老校操场中心建起几十个一米多高的小土炉。在高炉炼铁的炉前工三班倒，砸矿石的白天干。我们班绝大部分同学则负责夜里到20里外的洪山坡拉矿石。一人一辆地排车，车距50米，一夜两趟四个来回。太阳出来才能下班。洗完澡，吃完早饭，上午睡觉，下午四点以后，还要到操场上练四红，即要在体育上达到四个指标：劳卫制一级、二级，等级运动员，运动健将。我的由国家体委颁发的劳动与卫国制度二级测验及格证书，现在还完好地保存着。

大炼钢铁以后，已经到了1959年底，距大学毕业只有半年的时间了。学校不得不抓紧时间对学生进行补课。在补课中，又穿插进行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1960年春季，学校根据上级关于要编写厂史、村史的指示，决定我们历史系1956级到济南仁丰纱厂，一边劳动一边编写《仁丰纱厂史》。3月中旬，从仁丰纱厂回到学校，集中时间集中精力进行补课，写毕业论文。6月底，四年的大学生活无可奈何地宣布草草结束。说是四年制本科，实际上上课也就一年多一点。这种被严重扭曲、严重残缺不全的大学生活，不仅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就是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十年前，我在《〈山东大学历史系1956级入学50周年纪念册>前言》中说：“50年前，120名同学少年，怀着绚丽斑斓的人生美梦，从祖国的四面八方云集到美丽的海滨城市青岛，向往、编织着美好的未来人生。四年中，我们既经历了阶级斗争的风雨，又在青岛港口、李村水库，青岛、济南的郊野麦田，更在1958年10月迁校济南后整整一年的全民大炼钢铁的运动中，洒下了数不清的汗水。虽然我们不曾经历完整、正规的大学生活，但青春的汗水曾流在一起，在断断续续的学习与补课中更结下纯真、深厚的友谊。山大历史系像挥之不去的符号把我们一生紧紧联系在一起。曾经的山大人，这神奇的精神力量，像磁与铁把我们永远凝聚在一起。”这也是十年后的今天，2016年的10月，再次发起编辑纪念大学入学60周年文集的深厚的感情因素。

大学毕业后，我与马大正、金成基、施治生、夏胜同、孙栋康留校读研究生。据说系里希望我们六位都读中国古代史。大概受1958年批判厚古薄今的影响，我们六人中只有金成基选明清史，施治生选世界古代史，马大正、夏胜同、孙栋康三人选中国近代史，我则选了中国现代史。三年的研究生期间，算是认真地读了一些书，弥补了一点大学生活的不足。但随之而来的三年艰苦的生活严重影响了学习效果。当时，每人发一个购物证，只能买酱油、香烟和火柴。我不抽烟，只能买酱油。到了晚上实在饥饿难忍，只好冲一碗酱油汤（当时称高汤）。喝着高汤，历数天南海北的美食搞一顿精神会餐，然后抱着辘辘饥肠慢慢入睡。当时，大家口头上常说的几句话是电影《列宁在十月》中的台词：“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睡梦里是不想吃东西的！”

1964年5月，我与施治生同时研究生毕业。施治生分配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后转到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我分配到沈阳辽宁大学历史系。金成基、马大正先于我与施治生毕业。金成基分配到光明日报史学版，马大正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后转入新成立的边疆史地研究所。

我到辽宁大学历史系后，先后在开原县金沟子公社、铁岭县双井子公社参加两年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又称农村四清运动）。1966年5月底，铁岭县双井子公社四清运动结束后，我又被领导指定参加留守组，在公社处理善后问题。6月上旬的一天，我们从收音机里听到北京红卫兵活动的消息。不久，红卫兵就来到了公社。我们就打电话请示铁岭县四清工作团，结果工作团已经撤销，无人办公了。我们回到辽宁大学，从此开始了十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荒唐岁月。

大约是1970年下半年或1971年初，工农兵学员进校了。我被安排给工农兵学员讲《中共党史》。在这之前，我曾给1965级本科生补课，讲中国现代史专题：《陈独秀问题》、《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我参加编写的《中国共产党两条路线斗争史》已在辽宁大学铅印出版。

1971年4月，我调到济宁市毛泽东思想宣传站工作，实际上在中共济宁市委宣传部帮助工作。在这里我有幸结识了我一生中最好的朋友李遵立先生（后调《大众日报》任科教部主任）。帮助他搞通讯报道工作，与他一起办多期通讯员学习班，后来搞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再后来搞理论宣传工作，给市委书记们写政治夜校讲课稿、广播讲座讲课稿。1977年初，调济宁市委党校、五七干校。

1978年4月的一天，我正在济宁地委宣传部参加一个理论讨论会，回家听爱人说，她所在的济宁地区人民医院接到省委组织部调她去山东大学工作的调令。我知道是我调山东大学工作的调令来了。5月12日，我与爱人李淑华一起来到山东大学报到。我调历史系，还未上任，即调《文史哲》编辑部。爱人李淑华调山东大学保健科，后扩建为校医院。

从1957年到1976年，折腾了近20年。1978年重新回到母校山东大学工作，总算可以发挥自己的业务专长。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伊始，我有幸回到母校，在《文史哲》编辑部，从史学版编辑，到《文史哲》副主编、主编，整整干了19年。作为山东大学新的历史时期的建设队伍中的一员，为母校的建设与发展，贡献了微薄的力量。退休以后，又有幸目睹母校奔向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征程。我渴望有朝一日在世界一流大学的榜单上看到母校山东大学金榜题名！

我今生与母校山东大学实在有缘！

祝我母校，蒸蒸日上！（作者曾任《文史哲》主编，现已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