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果报应”观念作为佛教教义中的一个重要内容，相关的说法很多，如“种种众苦皆由十恶之业”，“今身喜布施慈心养命者，生处大富衣食自然；今身好施人饮食者，所生之处天厨”等。

志怪小说作者大多深受影响，或直接袭用、改用佛经中的因果故事，或将其与现实世情相结合，融入小说故事情节；或在结构上采用因果叙述模式，逻辑更加严密。

其一，佛经中“因果报应”故事为志怪小说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为小说作者所照搬或模仿。六朝志怪小说的作者很多都是佛教信仰者，如刘义庆、王琰、萧子良、颜之推等。

他们在撰写志怪小说时，将佛经中的故事直接或间接采入小说情节中。如《宣验记》中的“鹦鹉灭火”条，鹦鹉以羽毛沾水灭火，虽知不能灭，依然竭尽全力，遂感动天神，帮助灭火。

《旧杂譬喻经》卷23中有着同样情节的故事，文字相差无几。而《旧杂譬喻经》早于《宣验记》，可见是刘义庆照搬而来。类似的还有《灵鬼志》和《续齐谐记》中的“鹅笼书生”，故事源自《旧杂譬喻经》中的“梵志吐壶”事，《幽明录》中“桓冲”条模仿《生经》卷四中的故事。

其二，“因果报应”观念影响了志怪小说作者的人生观、道德观，在描写时将之融入小说故事情节，增强了故事性、逻辑性。在佛教传入之前，中国已有“因果报应”观念，如《周易》中“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墨子》中“人之为善，天能赏之；人之为暴，天能罚之”，但这只是现世现报。

而佛教因果观念是基于六道轮回的来世报，报应可能出现在当下、几年后、来世、子孙身上等，不受时空的影响。如《搜神记》中的“丁姑祠”条，丁姑苦于婆婆役使，上吊自尽，但这并不是故事的重点。因死前的悲惨遭遇，她死后有了灵应，为让世人知晓，故意找船渡河。拒绝者淹死河中，帮助者得鱼数千。此后到处都祭祀她，九月九日成为妇女的休息日。

再如《录异传》中“昔庐陵邑子欧明者，从客过”段，《搜神记》卷四“青洪君”条与本条前半部分类似，没有后面如愿逃走的情节。从事件的起因，到事情的详细经过，直至当事人最后的福与祸，始终贯穿着因果报应观念，前后呼应。这一连串的变故，通过“因果报应”观念串联在一起，看似偶然，实则必然。

佛教倡导“诸恶勿做”“诸善奉行”在小说中得到了广泛的反映。在上述故事中，作者的人生观、道德观与因果报应观念相契合，前因后果环环相扣，增强了故事的逻辑性和可信度。

其三，“因果报应”观念影响了志怪小说作者的思维方式，促使小说家在描写时更加注重因果叙述模式，构建情节间的内在联系。早期的志怪小说属于“丛残小语”，直白地记录事实，“粗陈梗概”，因果性、故事性较弱。

相对来说，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小说更进了一步，结构完整，构思巧妙，情节波澜起伏，更具审美价值。如《搜神后记》中“羊炙”条，流俗道人在羊向他求救的时候没有救它，后来甚至吃了羊肉，遂始毒痛，医生扎针亦无效。在这个故事中，未救生反啖肉的恶报迅速发生，完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正如方立天所说：“人生的命运、前途完全受因果律的支配和主宰，善因得善果，恶因得恶果。”即使是出家人，因果报应仍然适用，证明了佛理的真实性。“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的思维方式丰富了故事情节，以时间的顺序阐发了事件的因果过程。

报应引导情节，结构完整，增强了故事的可信度。再如《幽明录》中“项县民姚牛，年十余岁，父为乡人所杀”一段，因果环环相扣，姚父为人所杀是因，姚牛报仇是果；姚牛杀人是因，县令赦免是果；县令赦免是因，姚父救县令是果；姚父救县令是因，县令惠民是果。层层推进，构思巧妙，情节丰富。

此外，“因果报应”观念还拓宽了志怪小说的叙事空间，诸如地狱、三世等，《冥祥记》中的“赵泰”条即对地狱空间做了比较详细的说明。

志怪小说内容虽“怪”，但落脚点依然是现实人生，基本目的是劝善惩恶。无论是内容上还是思想上、结构上，都深受“因果报应”观念的影响。志怪小说作者借佛家的“因果”表现人世间的“善恶”。

随着小说本身的成熟和地位的提高，因果观念的描写也日益广泛。而因果报应观念的深入人心，也与小说的传播密不可分。

袁宏曾言：“（佛教）以为人死精神不灭，随复受形，生时所行善恶皆有报应。故所贵行善修道，以练精神而不已，以至无（为）[生]而得为佛也……”故王公大人观死生报应之际，莫不矍然自失。”可见因果观念在国人心中的地位。之后的唐传奇、宋平话、章回小说等，都潜藏着“因果报应”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