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晋如：康有为的文化自信从何而来丨岭南文化新讲第十七讲-米儿火

7月19日，第十七场“岭南文化新讲”在广州楠枫书院如期举行。

深圳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徐晋如先生，是当代著名的诗人、词人、古文家，是岭南文史名宿陈永正教授的关门弟子，对于儒家文化、岭南传统文化造诣颇深。这次，他以“因不忍而求大同”为题，为听众讲解康有为的政治哲学与思想轨迹。

康有为

岭南文化历史悠久，但直至近代才真正登上中国历史的C位，相继出现了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一大批重要人物，正所谓“天才都是结伴而来”，这一批广东人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走向。

说起康有为，世人皆知他是重要的政治家，但其实他还是哲学家、文学家、书法家。尽管康有为名气很大，但他身上又有很多让人琢磨不透的地方，是非常值得讨论的一个人。

徐晋如与周可对谈

“因不忍而求大同”的初心

徐晋如说，很多人以世俗的道德标准看待康有为，其实是不太公道的。康有为常以圣人自居，招来了很多调侃和诟病。其实“圣”并非指道德完备，“圣”的本意是“通”。而康有为恰恰就是一位“通人”，在各个领域都有巨大成就，因此我们很难用今天的“学者”“专家”的概念去定义他。

他以一首诗来评价康有为其人：

谒康南海故居

诸天无量得斯人，入世疏观众苦因。

虑及独知学成绝，血流中土谶还真。

公于不忍思反袂，我亦多情伤获麟。

一卷大同怜尚在，莫将成坏说维新。

首联用康有为《诸天讲》及《大同书》的语典。《诸天讲》是康有为早年介绍西方天文学的讲义，但实际上蕴含着深刻的天人观，浸透着儒家的哲理，体现了以科学为工具而非信仰的自觉。在《大同书》中，他讲到人生充满了痛，一个有悲悯情怀的人就要想着如何解决这个痛苦。“因众生之苦，而思以学术政事拯民救世，更进而创教自立。”这是康有为一生不变的志向。

次联是说康有为的思想特立独行，被世人所非议，但他对军阀混战、血流中土的预言，最后都成为了现实。

第三联是说康有为创办《不忍》杂志，源于看到中国太多的问题，心里太难受，不得不为此发声。迹其心态，当与孔子闻获麟，“反袂拭面，涕沾袍”一致。

第四联是说，戊戌变法时，康有为由于思想不成熟，因此变法失败了，但他留下了以《大同书》为代表的思想巨著。“因不忍而求大同”，这是康有为一以贯之的“道”，因为看到人类的苦难，所以追求儒家的大同社会。作为思想家的康有为，值得人们更深入地认识。

康有为书法作品

过于激进的变法

那一代的知识分子，耳闻目睹了一系列的失败，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等等，产生了强烈的失落和痛苦。1879年，康有为到了香港，他发现西方人并不是所谓的“蛮夷”，反而更接近儒家所说的文明的标准，受到很大的冲击。于是他就开始学习西学。

康有为对自己的性格有个论断，即“受质甚热”“受质近厚”，表现为思想上强烈的冲动，在讲学、交际中天然散发出一股强大的感染力。因此，康有为迅速成名，在戊戌变法前就取得了巨大的影响力。

广州万木草堂，康有为曾在此讲学

1895年，甲午战败，清廷准备签订《马关条约》。在京应试的康有为和弟子梁启超，联络各省举人1200多人集会请求拒签条约。会后，康有为以一天两夜不眠不休的惊人毅力，完成了一万八千字的请愿书，缮写多份，遍传都下，以至士气愤涌。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此后，变法成为了朝野上下的共识。

这一年会试，守旧派徐桐担任正考官，他极厌恶康有为，称如遇广东省卷中才气纵横者，一定不可取中，因为那必然是康有为的试卷。考官阅到梁启超的卷子，以为是康有为的，就没有录取他。发榜时的规矩是先从第六名往后填写，填写至最后一名，都没有康有为，徐桐大喜，以为终于让康有为不能中举。谁知康有为正在前五名当中。

在帝师翁同龢的引荐下，康有为的上书呈递给了光绪帝。年轻的光绪皇帝正急于建功立业，与康有为的激进思想一拍即合。1898年，戊戌变法拉开了帷幕。

当时，康有为和其他青年学子一样，对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产生了强烈的怀疑，但对于怎样建设一个新的体制，还没有清晰的想法。这种“进行中的思想”，对于思想家而言是非常宝贵的，但一旦付诸实践，又是很危险的。

在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变法派仓促裁撤旧衙门，遭到整个官僚群体的抵制。他天真地想请袁世凯发动政变，囚禁慈禧大后，触动了本来支持变法的慈禧太后的底线，导致变法失败。

究其原因，康有为在变法前从未进入权力核心，不清楚权力的运作规则。他缺乏政治智慧，不懂得最高的政治追求是“和”，即商代伊尹说的，治国就像烹汤，五味要调和。有一则记载说，康有为想要“杀二品以上阻挠新法大臣，则新法行矣”，这则记载无论真假，都体现了康有为和维新党人的确是过分激进了。

徐晋如

此外，他们把西方文明看得无比崇高，认为只要全盘西化就可以富强。他们只接触到现代西学，对其源头——古典西学缺乏认知，没有意识到西方文明是建立在基督教、新教背景之上的。任何制度设计如果脱离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失败就是必然的。学者朱一新写信对康有为说，“学术一差，杀人如草”，就是这个道理。

徐晋如

作为“保皇派”的晚年

其实，戊戌变法时，康有为对于西式民主也有所犹豫。1898年的《答人论议院书》可以视为康有为思想的转折点。他说，从国势、民情、地利诸方面，议院制民主皆不适于中国。为此康有为不但被守旧派仇视，也遭到维新派的责难。其实，康有为从对国运民生的哀矜悲悯出发，忠于本心，不逢迎他人，不惜两面受过，这正体现了思想家的风范。

1898年，康有为逃往香港，转抵日本，开启了流亡生涯。此后十多年里，康有为游历三十一国，深入了解东西方各国的民情、政治。这段游历，使他的思想最终成型。

康有为的考察，有一套系统的方法论。他会去看每个地方的博物馆和名胜古迹，会访问当地的图书馆，会跟当地的重要人物、老百姓深入交往，并且带着问题去访谈他们。他从不作走马观花之泛览，而是事先做足功课了解该国之历史，再对照该国的民情、文化、政体，形成思考。

从他的文字中，可以窥见这一时期的思想轨迹。在法国，他了解了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他说法国“大乱八十年，流血数百万”，最后也没有建立很好的制度；在印度、墨西哥，他发现当地平移了西方制度，却因为历史文化的差异而导致扭曲，因此他说游印度、墨西哥后再也不谈民主。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康有为时时不忘以他国之历史文化、政事民情与中国做比较。从中他认识到，中国的文化、制度并非一无是处，而自有其优越性，由此他更坚定了作为中国人的文化自信。

在流亡途中，康有为仍心系政治，他在巴拿马、新加坡、加拿大、日本等地组设保皇会，坚持改良路线。1902年，康有为在流亡途中收到保皇会会员的来信，称对立宪的理想深致失望，要求通过革命的手段推翻清朝，包括他的学生梁启超等人也开始动摇了。于是，康有为写下《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提出“只能改良决不能革命”的观点。

康有为和梁启超这对师徒逐渐分道扬镳。认同精英政治还是平民政治，是两人最核心的分歧。但可贵之处在于，两人始终恪守古道，保持了师徒的情谊，正所谓“君子和而不同”，为当下的一些学人树立了榜样。

讲座现场

康有为是地地道道的广东人，也是岭南文化的一个代表性人物。抗战时期，一批流亡香港的广东学者举办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广东文物展”，叶恭绰为展览题联“小楼风雨，南国衣冠”，正代表了广东对于中华文化的传承，对于民族气节的坚守。在这次展览的文集《广东文物》中，杨千里概括道，广东精神就是继承了先哲的思想，又有所发扬、有所创新。可以说，岭南文化的这一特质，也正浓缩于康有为的思想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