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批国民党战犯被特赦，他们这样重获新生！-米儿火

1959年12月4日，北京德胜门外的功德林一号战犯管理所举行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特赦战争罪犯大会，同时抚顺、济南、西安等地的战犯管理所，也举行了战犯特赦大会，此次特赦共释放33名战争罪犯。

当中国共产党特赦首批国内战犯的决定公布以后，在海内外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当时台湾与大陆隔海对峙，蒋介石甚至还不时在海外媒体上叫嚷要“反攻大陆”，中国共产党在此刻对国民党战犯宽大为怀，令世人为之震撼。

走出战犯管理所意味着新生活的开始，曾经战犯的身份会不会对自己今后的生活造成影响？这个问题也同样受到周恩来总理的关注。

周恩来总理考虑到，这些国民党战犯已经脱离社会长达十年之久，难免会遇到一些困难和问题，于是决定在一个合适的时间亲自来会见他们。

1959年12月14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这些刚刚从战犯转变为公民的特殊客人。周总理对他们关怀备至，并且询问了他们对以后生活的打算。这些获释人员纷纷表示愿意从事一些体力劳动，杜聿明表示要当木匠，而邱行湘则认为自己有使不完的力气，可以当一名搬运工。

听完他们的诉求，周恩来总理笑着说道“你们的志向都很好，从自身的情况出发，非常实际。不过，我还有一个更加实际的想法，那就是你们都是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你们有义务也有责任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周恩来总理的话让这些获释人员颇感意外又摸不着头脑。

在见面会上提到的想法，周恩来总理已经考虑很久了，一方面是能够把这些获释人员曾经经历的重大事件相关资料完整的保留下来，另一方面也能够发挥他们应有的价值。

1960年10月19日，周总理在北京颐和园再次接见并宴请了这些特赦战犯们。随着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和各地方政协的文史委员会相继成立，这些国民党战犯们的身份也陆续变为了文史专员。

从战犯到国家干部，从“将军”到“文人”，这样的角色转换让他们既惊喜又惴惴不安。

文史专员对于本职工作，大多倾注了大量心血，经他们的手审订或撰写的稿件，揭示、澄清和订正了大量重要史实，一些被长期尘封的历史真相因为他们才得以重见天日。

特赦后的原国民党军中将杜聿明，受到党和政府的信任，经常应邀参加一些外事活动，对扩大新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1964年11月，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提议，杜聿明等人被特邀为全国政协委员。

1971年，一位特殊的客人乘坐飞机从美国出发途经巴黎，最后飞往北京，当时的中美两国关系刚刚有所缓和，还未建立外交关系，这趟旅程正是在周总理的特批下，才得以成行。这位特殊的客人就是曾经获得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杨振宁，也是美籍知名学者访问中国的第一人。

此次与他一同回北京的还有他的夫人杜致礼，行程的“重头戏”就是与杜致礼的父亲，也就是杨振宁的岳父杜聿明在北京见面。

这并不是他们之间的第一次交流。1957年，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改造的杜聿明，得知了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之后，提笔给他写了一封祝贺信，正是这封信和来自祖国的关心，最终促使杨振宁选择回到祖国的首都北京。

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杜聿明先后担任了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常委。他在海内外报刊撰写文章，在电台发表讲话，以摆事实讲道理的态度劝告台湾师友，为祖国的统一做出自己的贡献。他去世前曾立遗嘱：“盼在台湾之同学、亲友、同胞们以民族大义为重，早日促成和平统一。”

在首批特赦的战犯中，还有“末代皇帝”溥仪，从“末代皇帝”到新中国的公民，溥仪经历了人生的巨大转变。作为文史专员的溥仪，在周恩来总理的鼓励下，完成了自传《我的前半生》。

此书一经面世，就立刻在海内外引起轰动，很快就被译成多种文字在许多国家出版。

居住在美国的李宗仁，看过《我的前半生》后曾感慨地说，溥仪在新中国受到的宽厚对待，也使他的心灵照进了温暖的阳光。李宗仁最终选择回归祖国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不可否认，他的确受到了《我的前半生》的积极影响，踏上了他的回国之旅。

1965年7月20日，一架银色飞机钻出云层，徐徐降落在北京机场的跑道上。当客居海外16年、曾被中国共产党列入战犯名单的南京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从飞机上走下来的时候，现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74岁的李宗仁与机场前来迎接他的人群一一握手、亲切问候，当“末代总统”李宗仁和“末代皇帝”溥仪的手握在一起的时候，两个人的内心都有些激动，同时也有些百感交集。

作为李宗仁秘书的程思远先生目睹了这一切，曾经感慨地说：“历史上有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政权能够这样？不但把一位末代皇帝保存下来，改造成了新人；而且，末代总统也万里来归。这只有中国共产党创立的新中国才能做到”。

此后，随着战犯的分批特赦，文史专员也逐批增加，共有21人分四批得到任命。除第一批七人外，于1960年11月28日第二批被特赦人员之一的沈醉，也被任命为文史专员。

1961年2月21日，在北京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总理接见了包括沈醉在内的第二批特赦战犯，鼓励他们写回忆录，并说道：写的时候不要加油加醋，要实事求是。真实的报道会搞清历史。

面对沈醉这个曾经监视过自己的特务头子，周恩来总理希望他能够把自己经历的国民党特务活动内幕如实写出来。

沈醉用自己作为特务的亲身经历，先后撰写出版了《我所知道的戴笠》、《军统内幕》、《我这三十年》等著作。在《军统内幕》这本书中，沈醉揭秘了抗战前国民党军统组织在上海所犯下的种种罪恶活动，包括秘密杀害、绑票、搜捕等诸多罪行，沈醉都一一记述了下来。

周恩来的鼓励和肯定坚定了沈醉的信心，他把撰写历史资料、“存史育人”作为后半生的奋斗目标。

就在沈醉准备就这样度过余生的时候，一份档案改变了他的命运，他身上的战犯标签也被就此抹去。

1949年12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解放云南的最后关头，沈醉参加卢汉的云南起义的全部档案，被整理出来送到北京。中央有关部门经过审核，确认公布沈醉的身份由战犯改为起义将领，享受国家副部级待遇。沈醉连续当选为多届全国政协委员。

沈醉在自己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我怎么能想到共产党胜利地解放全中国后，还会有我这样过去作恶多端的大特务活了下来，而且活的这么好，我今天除了应当做到‘知恩必报’外，还有什么别的可做？”

1975年3月19日，最后一批被特赦的国民党战犯中，黄维已经被关押了27年，曾经是不愿意接受改造的顽固派。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这样写到：“认定共产党的所谓‘宽大改造政策’只不过是欺骗宣传。”“那时我对学习非常抵触，常常说些挑衅性的怪话或做些挑衅性的动作。”

特赦以后的黄维，不仅当上了全国政协文史专员，还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常委。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黄维到香港探望朋友，在台湾的蒋经国得知了后派人前来游说，请他到别的国家居住，台湾将按照中将待遇补发黄维被俘至今的薪水，合计有100多万新台币。但是被黄维断然拒绝。

1985年11月，在特赦10年后，黄维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重访抚顺战犯管理所。当时，黄维已经82岁高龄，他回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后，没有住宾馆，回到了当年关押他的2号监室住了一夜。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到：我感激人民，感谢共产党和政府给予我政治上、生活上的照顾，我愿与全国人民一起，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而共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