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倡导和培育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研探（三）-米儿火

三、周恩来同志倡导和培育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价值贡献

周恩来同志开创的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历经60多年的发展，已在人民政协深深扎根，为时代立鉴，为祖国立史，为人民立言，日益显示出不可替代的时代价值，成为人民政协一张亮丽的特色名片。

（一）史学价值——匡误补缺，促进研究。政协的文史资料涉及的领域宽、范围广，内容有血有肉，注重把握历史细节，可以弥补文献记载的不足，有些甚至可以起到澄清重要史实的作用，备受史学界注目。周恩来同志曾以三二〇事变（中山舰事件）为例，说明了文史资料补文献之不足，匡书刊之谬误的重要作用。他说：“昨天有两个黄埔军校的朋友讲起三二〇事变和皖南事变，听起来很有味，……，有些朋友的观点不一定正确，那可以共同研究，但先要把史料记载下来，例如昨天两个朋友讲的三二〇事变的情况就可以补充已有史料的不足。”[15]受动荡时局影响，加之种种主客观因素，当初事件发生的档案、报纸和其他文字史料记述未必完整，也不一定完全准确无误，亲历亲闻者的撰述一定程度上能够填补史料文献，起到补充、深化、印证、勘误等作用。1961年10月9日，周恩来同志主持首都各界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大会并致开会词，全国政协为纪念此次活动，广泛征集辛亥革命专题史料，编印《辛亥革命回忆录》，朱德、何香凝、黄炎培等主动撰稿，为研究辛亥革命史提供了丰富史料。1962年3月，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叔通在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作常委会工作报告时，专题介绍了文史资料征集工作的新进展，指出“各方面老年人士热烈响应周恩来主席所作的‘把亲身经历记录下来传之后代’的号召，积极撰写稿件，提供了大量的历史资料”，表示“今后应该继续推动这项工作，并注意总结和交流经验，以便通过各方面的努力把有价值的史料发掘出来，不使湮没失传”[16]。关于史学研究方面，周恩来同志以研究戊戌变法为例鼓励要进一步加强这方面史学研究，为政协文史资料开辟了史料积累和史学研究的新途径。他说：“去年（指1958年）学术界对戊戌变法作了评价，也还可以重新估量。国外有专门研究戊戌变法的，但我国研究这个问题的人很少”。[17]综上可见，文史资料工作以历史当事人的亲历、亲见、亲闻记录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百余年的历史变迁，记录百余年的岁月山河、沧桑巨变，极大地丰富了我国近现代史料宝库。

参见：周恩来主持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大会

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叔通报告“征集文史资料的工作”

（二）辅治价值——知古鉴今，鉴往知来。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时代的

发展进步，离不开总结前人的经验和智慧。文史资料反映了各界人士从不同角度对历史事件的认识和看法，有助于总结历史规律，反思经验教训，科学认识国情，为当下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周恩来同志在一次与爱新觉罗·溥仪会面时说：“你的书（指《我的前半生》）作为未定稿，还要改得完善一些，这是旧社会的一面镜子。这本书改好了，就站得住了。”[18]“以史为鉴”首要强调的是从前人失败中吸取教训，不要重蹈历史覆辙。周恩来同志希望溥仪通过历史这面镜子，总结经验，汲取教训，为新社会服务。周恩来同志提倡文史资料“要把旧东西揭露出来”，强调要发挥资政作用，“用反面的政治史料提醒我们”[19]。了解昨天，知道今天，为了明天。中华民族有着深厚的历史情结和历史意识，留下了丰富的志书史料，通过借鉴历史经验推动文明延续和社会进步。历史无法改变，但未来可以创造。文史资料为社会各界人士提供了一个以史资政的重要平台，尊重历史、学习历史、借鉴历史，对过往的经验进行总结和反思，既借鉴成功的经验，又吸取挫折和教训，履行好人民政协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职能，以古观今，进而走稳走准走好新征程的“赶考路”。

周恩来1960年1月26日会见溥仪。左一是载涛。

（三）统战价值——增进团结，凝聚共识。文史资料工作服务于人民政协全局工作，工作主要对象是政协委员、各民主党派成员及其所联系的各界爱国人士，主要内容是动员、组织和推动他们撰写具有统战特色的历史资料，是统一战线中合作共事和发扬民主的重要形式。周恩来同志关心末代皇帝溥仪著述《我的前半生》的出版发行就是发挥文史资料统战价值的生动写照。1959年12月14日，在接见首批特赦战犯时得知溥仪于1957年至1958年间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写了一份长达45万字的自传性自我检查，周恩来同志敏锐发现这份文稿的重要性，随即调阅《我的前半生》（未定稿）。1960年1月26日，周恩来同志在接见溥仪及其家属时，对这部自传文稿给予肯定，他说：“你的书基本上是要同旧社会宣战，这是不容易的事，你创造了历史上的一个新例子。”[20]同时，周恩来同志也提出了具体修改意见。这次谈话之后，溥仪按照周恩来同志的指示进一步修改完善，时任群众出版社编辑李文达根据组织安排协助溥仪整理书稿，作家老舍从文字和写法上进行润色订正。在各方努力下，《我的前半生》一书于1964年3月正式问世，立即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和空前欢迎。除了溥仪以外，周恩来同志还关心其他统战对象参与文史资料工作。1961年2月21日，周恩来和陈毅同志接见第二批特赦战犯时，再次鼓励他们写回忆录，并叮嘱“写的时候不要加油加醋，要实事求是”[21]。周恩来同志在接见原国民党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少将时说：“你在军统那么多年，跟在戴笠身边那么久，你把军统的种种内幕如实写出来，……，就是对人民做了有益的工作。”周恩来同志还握着沈醉的手嘱咐道：“我等着看你写的东西。”[22]周恩来同志的话给了沈醉莫大的鼓舞，他先后撰写了《我所知道的戴笠》《杨虎城将军被害经过》等材料。让统一战线代表人士客观记录和评价历史，把一些感性的东西上升为理性的认识，特别是他们在《回忆录》中体现的政治观、历史观、思想观，有助于加强统战对象对近现代史的共识，从而最大限度的团结一切可以团结人。把了解的历史真相撰写出来的过程，通过撰写史料进行今昔对比，可以更加坚定统战对象拥护共产党领导的决心，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的来之不易，凝聚力量、凝聚人心、凝聚共识，进一步巩固和壮大爱国统一战线。

周恩来对沈醉的谈话内容

（四）教育价值——引导青年，启发后代。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文史资料是弘扬爱国主义思想、培育民族精神的生动教材。周恩来同志曾惋惜地说道：“五四运动距今才40年，那时候的事情现在的青年们已经不大了解了，对甲午战争、戊戌变法的情况他们就更不熟悉了。”[23]为发挥文史资料的育人功能，周恩来同志高瞻远瞩地指出：“研究文史资料要有个方向，用历史知识教学启发后代。……，要对问题进行分析，争论一番，一分为二，对的、不对的，对后代有教育。……，文史资料对研究历史，教育青年有好处。”[24]岁月失语，惟石能言。实践证明，用历史事实进行教育，让年轻一代通过具体的活生生的事实增长知识，感悟真理，得到启发，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好途径、好办法。近百年来涌现了大批时代精英和楷模，用他们的事迹在青年人中进行思想教育，有助于树立高度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潜移默化地接受爱国主义教育。文史资料反映的历史史实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可读性，是年轻一代了解近现代史特别是党史国史的“营养剂”，也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加油站”。年轻一代可以从这些文史资料中，学习前辈的革命奋斗精神，进行社会生活的前后比照，更加珍惜当下的美好幸福生活。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天的我们更应感谢60多年前周恩来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倡导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远见卓识，更应感受到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是一件流芳后世、功德无量的崇高事业。（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