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曰：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文史哲》杂志自问世以来即波澜壮阔。一展卷而数十年人文思潮之起伏尽收眼底。 —— 余英时

作者| 刘京希 李扬眉 郭震旦

来源| 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

1951年5月, 《文史哲》创办于时在青岛的山东大学, 是新中国最早的一份大学文科学报。在60多年的办刊历史中, 《文史哲》一直站在中国学术发展的前沿, 在不同时期引领着中国学术发展的潮流, 被众多学者视为当代中国人文学术界最具影响力的领军刊物。

一、《文史哲》的历史沿革

《文史哲》从一开始, 就具有突出的红色基因, 她的创办本身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山东大学始建于1901年, 是继京师大学堂之后我国第二所国立大学, 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发祥地之一。20世纪三四十年代, 山东大学即已成为我国现代学术重镇, 人才荟萃, 名流云集, 闻一多、沈从文、梁实秋、老舍、洪深等都曾在这里执掌教鞭。1951年3月, 山东大学和中共创立的华东大学合校, 组建了新山东大学。华岗任校长兼党委书记。新山东大学成立后, 迅速由旧大学向社会主义新型大学转型。华岗既是革命家又是理论家的独特禀赋也很快体现在山东大学的办学风貌上。一大批著名学者也在此时纷纷加盟山东大学。新山东大学容纳了民国时期几乎所有有影响的学统和学派, 具有雄厚的古典学术研究力量, 又迅速地接受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并且拥有济济一堂的杰出文史人才, 《文史哲》遂应运而生。

初创时的《文史哲》杂志是同人杂志, 由华岗任社长, 杨向奎任主编, 文史两系著名学者如陆侃如、冯沅君、高亨、萧涤非、杨向奎、童书业、王仲荦、张维华、黄云眉、郑鹤声、赵俪生等构成了最初的编辑班底。从一开始, 《文史哲》就奠立了政治家与学问家联手办刊的传统。

《文史哲》第一届编委

《文史哲》对当时的思想改造、新意识形态的构建和繁荣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学术起到了巨大作用。创刊之时, 正值新生的共和国百废待举之际, 一大批民国时期的杂志随着政权的更迭而纷纷停刊, 全国仅有1949年创刊的《新建设》《学习》, 以及1951年创刊的《新史学通讯》等少数几家杂志。《历史研究》迟至1954年才创刊, 《北京大学学报》是1955年创刊, 《学术月刊》是1957年创刊。《文史哲》创刊时学术杂志可谓寥寥无几。而新意识形态在学术领域的流布与贯彻、新研究方向的开辟、新学术成果的交流、新中国学术人才的培养, 都亟需高水平的学术杂志作为支撑;对民国旧学术的改造, 更使创办刊行新学术的杂志成为当务之急。所以, 《文史哲》甫一问世, 便迅速聚拢了全国学术界的力量, 成为一个学术中心, 一举奠定了其在现代中国学术杂志史上的重要地位。从当时的影响来看, 《文史哲》不仅仅是山东大学的一份学报, 也不仅仅是中国高等教育界的一本学术期刊, 它实际上是当时新生的共和国在社会科学战线的一块主阵地。

20世纪50年代的山东大学“以不守旧、趋时而著名” (季羡林语) , 这一特征也鲜明地体现在《文史哲》的办刊风格上。《文史哲》创刊后, 发表了大量阐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理论和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具体历史问题的文章, 并在一系列重要历史问题上展开争鸣, 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1951年初秋, 陈毅元帅在一次宴会上, 就曾盛赞《文史哲》开风气之先, 各高等院校都应当仿效。正是因为受到中央高层的关注, 当时的《文史哲》引起了日本学术界的注意。郭沫若赴日考察时, 就应日本方面的要求, 专门携带50本《文史哲》进行交流。20世纪50至60年代, 《文史哲》也曾作为中国高教部的礼品赠送给英国、日本、苏联和越南等国家和地区的汉学研究机构, 早在改革开放前就已成为海外学术界了解中国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媒介。

《文史哲》创刊伊始, 就把“扶植小人物”当成自己的学术使命, 大力发掘和推举学术新秀。在《文史哲》的识拔和鼓励之下, 一批青年学者脱颖而出, 从《文史哲》走上了学术研究的道路。李希凡、蓝翎、李泽厚、汝信、庞朴、汤志钧等著名学者或在《文史哲》上发表了处女作, 或在《文史哲》上发表了成名作, 李泽厚的第一篇学术文章《论康有为的〈大同书〉》, 即发表于《文史哲》1955年第2期上。《文史哲》杂志因此以善于扶植学术新人、识拔“小人物”而闻名于学界。

“延揽大学者”, 也是《文史哲》从创刊就形成的优良传统。一大批著名学者, 像王亚南、吕振羽、顾颉刚、周谷城、杨宽、罗尔纲、黄药眠、陈登原、陈直、杨超、陈子展、齐思和、严北溟、周汝昌、程千帆、日知、阴法鲁、任继愈、季羡林、何兹全、傅振伦、谭丕模、孙作云等都慷慨赐稿, 把自己的扛鼎之作首选在《文史哲》发表。60余年来, 这一传统一直为其所执守, 成为其质量的保证。1998年, 季羡林为杂志扩版题词:“全国有关人文社会科学的杂志为数极多, 但真正享有盛誉者颇不多见, 山大《文史哲》系其中之一, 在上面发表一篇文章, 顿有一登龙门之感。”

季羡林先生出席《文史哲》创刊五十周年纪年活动

改革开放以后, 尤其是近十几年来, 《文史哲》继承前人基业, 在日渐浮躁的学术环境下, 锚定正确方向, 坚持走厚重办刊之路, 在引领学术发展潮流上, 比前辈有了更加自觉和更强烈的意识。力图站在学术前沿, 积极主动地介入当下学术界, 探索、提炼和锻造公共学术话题, 自觉充当当代学术史的引领者。虽然同质化已成为当前学术期刊的一个弊端, 但《文史哲》杂志仍以其对学术活动的独特理解, 在众多学术期刊中保持卓然不群的风采。由此, 2010年, 《文史哲》作为唯一一家高校文科学报获得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奖”殊荣。

伴随着中国的崛起, 中国问题越来越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 让中国文化走出去, 扩大中华文明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正变得越来越迫切。为了承担这一使命, 2014年, 《文史哲》创办了英文版Journal of Chinese Humanities, 冀图为全面提升中国学术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更尽一份努力。用现任《文史哲》主编王学典的话来说:“让世界学术界更好地了解和观察中国, 更好地感受中国思想界的动态, 更好地把握中国人文学术变化的走向, 为中外学术界搭建沟通对话之桥, 是《文史哲》英文版的创办初衷。”《文史哲》英文版聘请世界一流学者及国内权威学者组成编委会, 并与欧洲著名学术出版社博睿 (Brill) 合作, 直接在海外出版和发行。

二、《文史哲》的办刊理念

在现今学术期刊林立的状况下, 《文史哲》杂志之所以能够长期保持稳固的地位以及较高的水准, 当然是一个由各种内部和外部环境、因素共同促成的结果。其中, 杂志自身的办刊准则与经验也是极为重要的, 这大致可以概况为以下几点。

第一, 坚定不移地遵守政治纪律, 不逾矩不越界。

近代以来, 中国优质高等教育机构绝大多数都为公立;而生长于山东大学这块土壤的《文史哲》杂志, 同样在它的各个阶段和关键节点上, 得到了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据《文史哲》杂志首任主编杨向奎回忆, 早在初创时期, 杂志无专职人员, “只是由文史两系的教师兼任编辑”, 没有发行渠道, “也没有经费, 只是每人从自己工资中拿出一部分作为印刷费, 还要付稿费”。“到1952年, 实在支持不下了, 又不能停刊, 没有党的支持是办不成事业的, 这时山东省委统战部和青岛市委拨给我们二千元, 我们得以闯过难关, 办下来了。”再比如, 1973年《文史哲》杂志的第二次复刊, 是由中央决定后通知山东大学着手筹备的;鉴于《文史哲》杂志的社会影响力, 复刊工作也是在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1986年《文史哲》编委会会议

与共和国同龄的《文史哲》杂志, 也曾历经政治风雨, 于1959年、1966年两度停刊, 又于1961年、1973年两度复刊, 并都在复刊之时强调了杂志的政治立场。《文史哲》1961年第1期的《复刊词》中说道:“它的复刊不是偶然的。在党的‘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方针指导下, 近几年来, 山东学术界和全国一样, 在研究文学、历史以及哲学等方面的理论和实际问题中, 提出问题, 发表不同意见, 进行自由讨论的空气, 日益活跃起来。特别是1961年春季党号召进一步贯彻执行‘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方针, 山东省委召开了‘双百’方针座谈会之后, 山东省学术界的学术讨论、学术研究活动, 随之出现了新的气象;这种情况迫切需要及时开辟一个自由讨论, 百家争鸣的园地。”此次复刊后的《文史哲》除了坚持贯彻学术研究上的“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方针之外, 还特别指出要“宣传、介绍、研究和探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著作, 特别是关于文学、历史、哲学等方面的理论;要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著作作为武器,进行文学、史学和哲学等方面的研究, 并批判这些方面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1973年复刊时, 办刊方针中申明要“贯彻‘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方针和‘古为今用, 洋为中用’的原则。通过讨论和实践正确解决科学中的是非问题, 认真树立无产阶级的新文风, 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作出贡献”。

《文史哲》杂志向以“古典”“厚重”闻名学界, 而实际上, 自创刊伊始, 《文史哲》就具有非常浓厚的入世情结, 所刊发的文章、讨论的问题, 许多都具有很高的社会关注度。但杂志一贯遵守政治纪律, 不逾矩、不越界, 坚持在学术范围内平等地讨论问题;注重杂志编辑队伍的建设, 不断提高编辑的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不断学习、及时了解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 在选、编、审、校各个环节把关甚严, 从不在政治上打擦边球, 在意识形态上搞花样。

第二, 坚定不移地走学术立刊之路。

学术期刊质量是决定其生命力的根本。《文史哲》之所以能够获得今天的地位和影响, 直接导源于它始终坚持的“学术立刊”路向。杨向奎自述《文史哲》初创时的办刊目标:一是办好刊物, 繁荣学术;二是发现培养学术人才。这一目标即便在大批判盛行、学术为现实服务的时期, 也未从根本上动摇。1973年二度复刊的《文史哲》杂志, 由于之前积累下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又突出学术、弱化政治, 复刊号问世以后, 社会各界反应良好, 邮局征订数量超过70万份, 这一盛况既反映了人们身处“文化大改革”所造成的文化沙漠中对学术的饥渴, 也见证了杂志对学术本位的坚守。

《文史哲》创刊三十五周年学术讨论会

在办刊的长期探索过程中, 《文史哲》在以学术立刊的基本取向之上, 进一步提炼并践行了两种特色:其一为坚定不移地走一条不为时风所动的厚重办刊之路;其二为打通学科壁垒, 以提出或阐释问题为中心。杂志的最终目标, 是传承本土人文研究的学统, 进一步深入世界汉学学术圈, 跻身世界汉学名刊之林。

就第一点而言, 《文史哲》杂志侧重于中国古典学术研究, 而文、史、哲三个学科特别是文、史两个学科, 在中国源远流长, 是中国的国粹所在, 是中国所有其他学问的母体, 有着几千年的积淀, 因而是现代学林中最厚重的学问, 这决定了主要刊载这方面成果的《文史哲》除了走厚重之路外没有其他道路可走。

而所谓以问题为中心是指, 《文史哲》主要刊发的是古文、古史、古哲方面的文章, 亦即侧重于中国古典学术, 而中国古典学术在过去是一个整体, 在这一领域里, 实际上很难分科治学, 如儒学就是如此。即使不是古典学术, 我们也在努力约发那种“亦文亦史亦哲、非文非史非哲”之作, 也就是必须提出一些超越学科壁垒的问题或话题, 把问题看得比学科更重要, 更带根本性。《文史哲》应以问题而非学科为中心, 不以学科为平台来切割问题, 而力图以问题为中心来整合学科。

第三, 百家争鸣, 百花齐放, 引领学术潮流。

“百家争鸣, 百花齐放”自始便是《文史哲》杂志反复强调、大力倡导的方针。《文史哲》1973年复刊时的办刊方针中, 有两个引人注目的地方:一是重申《文史哲》为综合性学术刊物, 二是公开倡言“双百”方针。在同年复刊的十大学报中, 公开倡言学术刊物与“双百”方针者, 唯《文史哲》杂志一家。

“知出乎争。” (《庄子·人间世》) 专题性学术讨论与争鸣, 是推进学术研究最为有效的形式之一。《文史哲》素有“争鸣”的传统, 引领重大学术论争可谓杂志最重要的学术品格。60余年来所享有的盛名, 与它发起的一场又一场著名学术论战与重大讨论密不可分。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 《文史哲》就以“预”学术潮流为使命, 不断发掘新的选题, 展开大规模的争鸣, 并因此而蜚声海内外。许多全国性重大学术事件都由《文史哲》“引爆”。1954年, 《文史哲》发表李希凡、蓝翎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 引起长期阅读《文史哲》的毛泽东的关注, 并就此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其他有关人员致信, 信中对《文史哲》发表李、蓝的文章多有表彰。

随之, 在全国开展了一场《红楼梦》研究的大讨论、大争鸣。虽然这场学术争论后来逐渐演化成政治批判运动, 但仍然在学术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在《文史哲》杂志的发表, 被认为是新中国成立后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红楼梦》的新的开端, 使《红楼梦》研究继20世纪20年代胡适、俞平伯为代表的考证派建立“新红学”之后, 实现了“红学”史上的第二次飞跃。正如韩毓海所深察:“蓝、李两个小人物的文章, 开启了从文学角度研究《红楼梦》的未来方向, 终于将《红楼梦》从‘考据史’纳入了‘文学史’, 应该说, 这标志着新中国文化建设前无古人的巨大成就。而人类巨大文化的成就的取得, 总是离不开批评和争论, 进而往往不可避免地要伴随着深刻的误解、过激的争吵, 一旦放开视野, 这本不值得大惊小怪。”除此之外, 占据新中国成立后30年间史学成就半壁江山的“五朵金花”大讨论, 其中至少有“三朵”, 即古史分期大讨论、资本主义萌芽大讨论、农民战争史大讨论, 也都是由《文史哲》发起的。仅此数端, 就奠定了《文史哲》杂志的学术地位。《文史哲》的创办, 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及范式的创建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山东大学之所以形成“文史见长”的学术传统, 也与《文史哲》杂志的创办密不可分。

2010年《文史哲》杂志人文高端论坛

为了更加有效地提炼和锻造重大话题, 聚集和调动学界优质资源, 并引领当下学术潮流, 《文史哲》编辑部还从2008年开始主办以“《文史哲》杂志人文高端论坛”为名的系列学术会议, 迄今已举行六届, 论坛之一为“中国文论遗产的继承与重构”, 论坛之二为“传统与现代:中国哲学话语体系的范式转换”, 论坛之三为“秦至清末:中国社会形态问题”, 论坛之四为“反省与展望:中国人文研究的再出发”, 论坛之五为“‘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对话”, 论坛之六为“贤能政治的可行性及其限度: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对话”。这六次会议全部围绕一个主题, 即“如何言说和诠释文化中国”, 最终要回答的则是“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历史形态及其未来走向”。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 这当是中国人文学界所面对的最重大的时代课题之一, 而《文史哲》杂志将在这一课题上, 继续贡献自己的探索与努力。

三、学术性与政治性的辩证统一

学术和政治的关系, 用贺麟的话, 也可以说是“体”与“用”的关系。学术是“体”, 政治是“用”。学术不能够推动政治, 学术就无“用”;政治不能够植基于学术, 政治就无“体”。老子有言:“无之以为用。”从政治的角度看, 学术之政治性的“用”, 不在于其直接、现实之“用”, 而在于其“无用之用”。所谓大道无形, 大音希声。质言之, 学术与政治之间是有机的辩证统一关系, 二者既相对独立, 保持自我, 又互为联系, 有机统一。

当下, 在学术期刊界, 对于学术与政治之关系的理解, 广泛存在工具化、形式化、表面化的倾向, 往往以简单、直白和肤浅的机械式操作, 体现期刊的政治意愿和意识形态倾向, 而不是以自由讨论和争鸣的方式表达学术声音。这种贴标签式的形而上学处理方式, 在《文史哲》的发展史上, 也曾有所运用。虽说是特定政治环境使然, 但也确实深深地违背了其学术为本的办刊宗旨, 严重伤害了期刊辛苦积淀起来的良好社会声誉, 教训足可为镜鉴。

学术问题不能通过政治方式予以解决。试图以政治或意识形态的方式和方法介入学术问题的讨论和解决, 不但会侵蚀学术的主体性地位, 违背学术研究的规律;更为要紧的是, 政治背后所隐含的权力属性和强制性, 往往会对学术研究形成强力干预, 干扰学术成长的正常规律, 以至于伤害学术事业的发展繁荣, 在一些关乎民族命运的重大学术问题上, 形成似是而非的“政治正确性”结论, 以之遮蔽本真性的科学结论, 最终造成对于整个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的损害。曾几何时, 因了学术问题的政治化, 《文史哲》陷入学术与政治相纠缠的漩涡, 不得不两次停刊的坎坷命运, 至今令人唏嘘不已。

政治结论不能等同于学术结论。但把政治结论等同于学术结论, 甚至以政治结论取代学术结论的做法, 在特殊年代曾经大行其道。比如说, 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术界关于古代史分期等问题的讨论, 虽然由于学派和认识的不同而有所分歧, 但讨论甚至争论的目标是一致的, 都在于推进新中国历史科学的繁荣和发展。有人却抱持政治挂帅的思维, 以阶级斗争为标准, 以政治态度定高下, 认为主张“西周封建论”的一派代表的是无产阶级的利益, 主张“魏晋封建论”的一派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 进而以此为借口, 对学术界进行分化打击和围攻, 令人不寒而栗。

当年《文史哲》陷于政治漩涡不得自拔, 也是以政治结论取代学术结论的作法使然。《红楼梦》大讨论的发起, 一方面使《文史哲》获得不期之誉;另一方面, 也把杂志抛进了政治漩涡, 直至以停刊为终结。此一教训正如胡绳所言, 党发动类似的批判, 提出的问题是重大的, 进行这样的工作是必要的。结合实际的事例, 开展批评和讨论, 来学习如何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 是知识分子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一种方法, 对学习和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起了好的作用, 有其积极的方面。但是, 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是属于精神世界的很复杂的问题, 采取批判运动的办法来解决, 容易流于简单和片面, 学术上的不同意见难以展开争论。

而今, 从政策角度来看, 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 准确理解学术期刊的本质内涵, 准确把握学术期刊之学术性与政治性的辩证统一关系, 尤其应当明了学术期刊在政治性上的可能限度, 根据学术期刊的不同风格、特色和学科属性, 区别对待, 个性化引导, 而不应“一刀切”地划定“政治性”的标尺, 对学术期刊进行“丈量”。否则, 不仅学术期刊会失去各自的个性和优长, “千刊一面”, 了无生气, 而且, 在政治性标准的衡量之下, 学术期刊一旦丢掉学术性这一立刊之本, 也就与时政性期刊无异, 失去其独立存在的价值。

总之, 坚持学术的独立性, 保持期刊的独特风格和气度, 在此前提下, 探索、提炼和锻造公共学术话题, 以自由讨论和百家争鸣的方式, 回应现实社会政治需求和意识形态关切, 进而在学术史上扮演一个更加积极、主动、自觉的角色, 应当是《文史哲》60余年来处理学术与政治之关系所积累的经验教训和给予我们的启示。当然, 借用龙协涛的独到见解, “地理位置”也许是解释《文史哲》历经66年命运沉浮而更具生气的另类因由:“在北京, 在政治中心, 从事学术研究固然有很多优势, 这是应该看到的。但如果辩证地看, 太热闹的地方, 太喧嚣的地方, 并非是从事学术研究的最好地方。这样看来, 也许正是在济南, 在山东大学, 它不处在政治中心, 但又离政治中心并不太远, 这样一种学术生态环境也许是比较理想的。也许正是得益于这样一种学术生态环境, 才成就了山大的一批杰出学者和一本响当当的刊物。”

坚持学术的独立性品格, 保持期刊的独特风格和气度, 在此前提下, 探索、提炼和锻造公共学术话题, 以自由讨论和百家争鸣的方式, 回应现实社会政治需求和意识形态关切, 进而在学术史上扮演一个更加积极、主动、自觉的角色, 以期引领学术研究之潮流, 应当是《文史哲》60余年来处理学术与现实之关系所积累的经验, 给予我们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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