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历史文化和多民族文化藏量丰厚，自秦汉以来产生了一批文献遗存，特别是明朝初年至贵州建省至新中国成立的六百年间，积累了丰厚的文献和文化典籍。《贵州文库》系统挖掘整理贵州历史文化资源，填补了我省文化发展史上古籍文献经典集成出版的空白。

◆黔地汉文献的六次摸家底

贵州地处天末，加之建省也晚，黔地文献与黔地历史一样，大幅留白且面目模糊。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郑珍与莫友芝历时三载合撰的《遵义府志》方竣稿，时贵阳府两任知府邓云谷、周作楫先后延请莫友芝、郑珍辑纂《贵阳府志》，莫友芝以“见寡力劣”之由“辞不敢为”，郑珍亦“婉略逊辞”。后湘人邹汉勋获贺长龄之荐成为该府志首纂。莫友芝在写给邹汉勋的一封信件中，点明拒修贵阳志之由：“方志重沿革，而沿革莫难于贵州，贵州沿革莫难于乌江以南贵阳诸府。”书信中尚有相关史料“荒略将近千年”之言，认为除非能收集到大量的舆记杂史，稗官琐言，以及“通行之集，佚藏之编”，甚至残碑断碣，家谱世牒，否则修志之事只能是“掩卷三叹者也”。

“黔地著述文献而流传至今者，始于明代。明以前既稀少且不获存。”文库专家组成员兼编纂、省文史馆文献办负责人王尧礼先生有此断语。他盘点说，黔省之有汉文献，自《史记》《汉书》之记牂牁、夜郎始。盛览、舍人、尹珍三贤崛起，所著皆失。至宋，播州土官杨选，性嗜读书，择名师授子经，闻四方有贤者，辄厚币罗致之，岁以十百计。其子杨轼留意艺文，蜀士来依者愈众，结庐割田，使安食之。由是蛮荒子弟多读书攻文，土俗为之大变。其间文人荟萃，理当有所著述，然亦不传。《宋史·艺文志》著录《思州图经》一卷、《黔州图经》三卷，《大明一统志》卷七十二引文有《遵义军图经》二则，惜俱亡佚；元代《顺元路安抚司志》《黄平府志》，亦皆不存。

王尧礼说，黔地早期的原始文献，除国史里的“西南夷列传”“蛮夷传”“南蛮传”之类外，东晋《华阳国志·南中志》稍多，千余年累计不过寥寥万言。黔地文献匮缺，面目难清。这一状况一直延续到明代。

“明代建立贵州行省，是贵州历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早年从事本省地方志研究的张新民教授说。当时，明朝因纂修《天下一统志》，颁发修志条例，“分遣礼部职员，遍行诸司，搜访寰宇文献，缮写进呈，爰备述作”。贵州作为一个独立的行省，自得遵令依例行事，敦促各府县，“采辑山川风物，列款奏报”。

终明一代，修志之风盛行，汉文献的主要部分是各类志书。明代官修省志即有三部，加上郭子章私撰一部，共四部，其余各地纂修的府州县志达六十余部（流传至今的仅三部）。除此之外，明初朱元璋屯兵云贵，大量汉族遗民迁入；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大批流官宦游贵州，诸如“黔南三迁客”——王阳明、张翀、邹元标在内的谪黔文人在黔办学兴教，这些群体或题咏山水，或发为专文、撰成专著，产生了一批黔地文献。贵州本土汉文化程度也随之提升。“于是，一批受教化的本地人潜心究学，发奋搜讨乡邦文献，辛苦历年，最终有所成，如黄运昌、谭瑞均分别撰写的《黔记》。可惜没能流传。”张新民教授说。

在张教授看来，贵州方志到清代达到鼎盛，官修私撰，种类众多，数量丰厚，超过前代。加之乾嘉学派大兴考据，许多著名学者如戴震、钱大昕、孙星衍等均参与过地方志的编纂，他们发凡起例，颇多创见，最终由章学诚集大成，使地方志成为专门学问。贵州在此风气的影响下，著名学者郑珍、莫友芝及客籍的邹汉勋等都受聘主持黔地的修志工作，成于道光年间的《遵义府志》《贵阳府志》《兴义府志》《大定府志》及《安顺府志》，梁启超誉之为“斐然可列著作之林”。

文史专家黄万机先生进一步认为，贵州地方汉文献以及学术文化发展，皆是到清代达到发展的高峰。“据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志》收录，从汉代至清代两千多年间，贵州历史文献共有1966部，其中五分之四出现在清代。”让他同样感到可惜的是，“1966部中的大半是尚未刊刻的稿本，得以刊刻的又流传不广，最后只有极少部分留存下来。”

黔地古旧汉文献量少且散佚多的历史命运，成为地方学者心中共同的遗憾。地方文献不足，黔地历史只能留白。要填补空白，首要的是摸清文献家底。

“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志》，是新中国成立前贵州先贤对贵州本土文献的第一次大摸底。这样的摸底，在新中国成立后还有五次。” 1979年进入贵州省图书馆，在历史文献部主任、省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的任上退休的陈琳研究员说。“没挪过窝”的她亲历了这五次摸底的全过程——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全国各古籍收藏单位为了实现周恩来总理‘尽快把全国古籍善本书目编出来’的遗愿，纷纷清查家底、编制目录。经过全国古籍界同仁十几年的艰苦努力，合作奋战，全国善本总目编制完成。在贵州省图书馆此次清典家底的过程中，我有幸赶上一点尾巴，查缺补漏，看馆藏古籍中是否还遗漏善本；并帮助主要编撰人员进行古籍上、下架；查找核对古籍钤印。其间，见识了全国南片古籍善本验收小组的真才实学，因此对古籍版本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是我经历的第一次古籍善本家底摸查。

“1984年，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成立。成立之前，有关负责人找到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古籍室，希望提供一份馆藏的贵州古籍目录，以便开展工作。于是古籍室以‘陈淑民’（陈琳、邓淑怡、高民三位撰稿者的共同笔名）为著者制作了一份《贵州馆藏古籍目录》，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以特刊形式全文登载，为研究者提供了九百一十条省图书馆的收藏信息。这是第二次地方古籍文献家底摸查。在此基础上，1991年4月，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召开编辑会议，商议对本土古籍目录作进一步的揭示工作，并形成联合目录。1996年，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印行了由贵州省图书馆周鼎先生主编的《贵州古旧文献提要目录》，这部书的收录范围为贵州人士的著述、宦黔职官撰写有关贵州的著作、外省人士撰写的有关贵州的著作以及贵州地方出版物。版本形式包括1840年以前的刻本，清末、民国时期的刻本、铅印本、石印本线装图书和各个时期的稿本、抄本，解放后依据上述各个时期的原刻、原本油印、复印、晒印的图书等。该书按经、史、子、集、丛五部进行分类，共收录图书1154部，其中稿本66种、抄本153种，共计36万字。囊括了贵州省图书馆、省博物馆、贵州大学图书馆、贵州民院图书馆、贵州师大图书馆、遵义市图书馆六馆收藏的全部贵州地方古籍文献。这是第三次古旧地方文献家底摸查。

“除了对地方文献进行揭示，普通古籍的存藏情况又如何呢？1990年，省内八家图书馆、博物馆联合启动《贵州省古籍联合目录》的编撰工作。当时全国古籍公藏单位大约只有内蒙古、东北三省（联合）在编纂古籍目录，我省的这本《联合目录》已经走在全国古籍普查、目验原书编目、编撰省际古籍联合目录的前列。编撰工作经历了世纪更替，直至2005年年底才得以杀青。期间有的同仁退休，周鼎先生因病去世，撇下未竟之业。我只能承担起主编的重任，个中艰辛，唯有亲历之人才能体味。

“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摸查家底的古籍普查登记工作。这次普查要求查对原书，逐一著录古籍普查登记代码（一书一号，相当于古籍的身份证号）、馆藏索书号、题名卷数、著者、版本年代、册数、存卷等七种内容。到2014年，我省图书馆的古籍普查登记以及条目审核工作均已完成。此次登记，涵盖了1912年以前以稿本、抄本、印本、拓本等形式行世的古籍（包括残存古籍），剔除了1912年以后出版的线装书，1949年以后发行的新版古籍、复制件、晒印本、油印本等，最后确认贵州省图书馆藏古籍10288部，117638册。这是我经历的第五次古籍家底清查，真正意义的古籍普查。”

自2016年3月启动，到2017年12月推出首批10种53册图书，再至2018年12月出版第二批28种91册，《贵州文库》已走过了32个月的历程。2019年将按计划编辑出版点校本、影印本若干册，到2020年出版400百余种（册），基本完成编纂出版工作。

《贵州文库》是贵州建省六百年来，首次对本省古籍文献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出版工程，被视为一部“前六百年未曾有、后一百年难再有”的大型文献集成，既有汉文文献，又有少数民族文献，还有汉译外国贵州研究著作。打造的标准只有一个：回望前六百年，不负先贤；展望后一百年，无愧后人。“系统整理贵州建省六百年来历史文化文献资源，形成本地古籍文献经典集成，我们不能等到一百年后被人诟病。”《贵州文库》专家组组长、总纂顾久先生说。

《贵州文库》的出版，为观照黔地文献，重温本土先贤文献整理史，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回望契机。回望历史，才知《贵州文库》的可贵处。

◆贵州先贤整理汉文献有三个高潮期

“贵州省域文献的整理，始于清代瓮安傅氏之辑《黔风》三录（即《黔风旧闻录》（六卷）、《黔风鸣盛录》（十八卷）、《黔风演》的合称）、铜仁徐氏之编《全黔诗萃》，独山莫氏兄弟、遵义黎氏叔侄、贵阳陈松山之纂《黔诗纪略》前后编，区域性的文献整理有遵义郑氏之辑《播雅》，均仅限于诗。”王尧礼说。

“大规模的文献整理，则始于民国。彼时为续修《贵州通志》而设立贵州文献征辑馆。每次修纂通志方志，都是一次文献的搜集、整理和利用，但并未编印传世，得而复失者非少。惩于前戒，民国续修通志的同时编印《黔南丛书》，刊印《贵州文献季刊》，以征集、保存乡邦文献。”王尧礼先生说，这是建国以前，贵州开展的最大规模的本地古籍文献征集、整理工程。

他说，民国《通志》及相关书刊的编辑出版，是贵州近代文化史上的大事，但参与其事的先生们都未留下记录，仅隔七八十年，后人对当时的情况已不甚了了。幸而有了李独清先生的《续修〈贵州通志〉和征集文献经过》一文。

李独清先生1909年旧历八月初九生于贵阳。其父李天锡，光绪三年丁丑科进士，同年同科的有一位名叫任秋元，他是任可澄先生的祖父，李、任两家本有世谊。民国八年（1919年），任可澄（志清）、陈矩（衡山）、李国钊（祖峰）、杨恩元（覃生）、王敬彝（蔬农）、聂树楷（尊吾）诸先生倡议续修《贵州通志》，同年八月得政府允可成立续修贵州通志局，以任可澄为总纂。这也是回应中央政府三令五申号召各地修志之举。黔省上一部通志刊成于乾隆六年（1741年），即今流行本乾隆《贵州通志》，两百余年未曾续修，任其阙略。

《续修〈贵州通志〉和征集文献经过》还原了民国《贵州通志》及其副产品《黔南丛书》《贵州文献季刊》的纂修、编辑、出版的始末。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修志工程随着贵州政局的起落而起落：民国九年（1920年）贵州军阀新、旧两派内讧，史称“民九事变”，任可澄出任黔省省长，修志之事不免牵动。随着任可澄辞任北上，主持无人、经费无着，修志之事陷入停顿；民国二十年（1931年），桐梓派军阀毛光翔主贵州省政，电邀任可澄返黔继修通志。因李祖峰等先生病故，任可澄新邀三人加入，时年二十多岁的李独清名列其中，是最年轻的一位。获邀修志的原因，李独清先生在1984年修订的《自传》中有提及，大略有二：一是李、任两家有世谊，二是“我家藏书较多，大半与贵州事有关”。李先生特别提及“他（任可澄）邀我参加通志局，因是兼职，不过为他们搜集材料，参加讨论而已”。不久，桐梓派毛光翔、犹国才、王家烈为争夺省政，战事迭起，任可澄恐历年同仁心血毁于战火，将志稿带离贵州，通志局若存若亡，虚有其名；至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民政厅长曹经沅等提议设立贵州省文献征辑馆，“专任本省文献之征采与编审及刊印丛书事项”，续修《贵州通志》例属征采及编审范围。当时不在筑城的任可澄仍被聘为馆长，以王蔬农先生为副馆长，代理馆务。撰写黔贤事略、编纂贵州名胜古迹概说、接续1920年即已刊印的两集二十册《黔南丛书》的续印工作、编印“存边土著述之崖略”的《贵州文献季刊》、纂辑《四库全书》有关贵州资料等工作得以顺势完成；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贵州省政府重编预算，拨出专款，电请寓居昆明的任可澄回黔完成通志，任先生两年后返黔，先前的通志局与文献征辑馆得以合二为一，民国《贵州通志》得以刊印五十余册。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黔南事变”，日军兵临独山，任可澄将未修竣、未刊印的志稿带往重庆，一年后带回。这年，任可澄病逝。直到三年后，民国《贵州通志》志稿全部交齐，不久由文通书局印成，共一百〇五册。

民国《贵州通志》自1911年创始至1948年刊成，历经三十年。原拟编印二十集二百七十六种一千零九十八卷的《黔南丛书》，终因战乱频仍，政局波动，经费支绌，出版六十八种二百一十八卷后即告停止。值得一提的是，贵州文献征辑馆在解放以后尚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当时民国先贤搜集到的，但来不及编完与刊印的文献到哪里去了？曾有本省学者广为寻访，但查无下落，深以为憾。

民国先贤的未竟之业，由贵州省文史研究馆接续，接续的方式，恰就从点校民国《贵州通志》开始。以“敬老崇文，存史资政”为宗旨的文史馆，因痛心于十年浩劫中文献的损毁、文化的断层，早在恢复建制的一九七九年即聘请李大光、徐泽庶、杨祖恺、申维翰等文化老人，点校民国《贵州通志·前事志》，“虽然未能出版，但首次打破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贵州省文献整理的空白局面。”王尧礼说。在一九八一年的一次馆内学习会上，馆员何棣先等提出，组织一个点校组，继续点校民国《贵州通志》：一九八四年底，二百五十万字的《贵州通志·前事志》完成了初步点校、勘注工作，并陆续付印出版。该书是二十世纪贵州古籍整理中最大的一部。随后，《贵州通志》之《人物志》《宦迹志》《学校志》《选举志》《金石志》《古迹志》《秩祀志》《土司志》《土民志》《舆地志》《风土志》出版。但由于人才凋零，该志至今未出齐。

也是在1984年，省文史馆主管的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成立，这是一个全省性、跨部门，旨在搜集、抢救、整理、研究贵州各民族历史文献的地方民间学术组织。文献会会员主要分布在文化、历史研究、古籍整理、地方史志编写的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地方史志办公机构。省文史馆和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共同构成了黔地历史文献古籍工作的主力军，《丁文诚公奏稿》《西洋杂志》《清实录贵州史料辑录》《贵州图经新志》《嘉靖贵州通志》《万历贵州通志》等重要乡邦文献古籍陆续点校出版。王尧礼老师作过统计：“三十年来，文史馆已经点校出版了明代图经志一部、通志两部、民国通志大部，清代康、乾两通志之点校业已完成；新世纪之初，在点校出版民国《黔南丛书》后，又继前人未竟之业，编辑出版《续黔南丛书》和《民国贵州文献大系》，不到十年间，整理出版数十种，三十巨册。”此外，打捞黔地先贤稿本、文章与书艺同赏的《近代贵州稿本影印丛书》也已推出第一辑。

此外，贵州人民出版社整理出版的《贵州古籍集萃》丛书（计划五十种，完成十余种）；贵阳市志编委会办公室推出的《金筑丛书》（八册），影响较大。

◆《贵州文库》是建省六百年来未有的修典盛举

盛世修典。古籍文献的整理出版作为文化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得到了空前的重视，国家在影印《四库全书》之后，编辑出版了《续四库全书》《四库存目丛书》《四库禁毁书目丛刊》等大型古籍丛书，各省纷纷编纂出版本省的大型文献丛书，如浙江的《浙江丛书》、湖南的《湖湘文库》、广东的《岭南文库》、安徽的《安徽古籍丛书》、湖北的《荆楚全书》、四川的《巴蜀全书》、云南的《云南丛书》《续云南丛书》等。

2016年3月，黔省也启动大型古籍文献丛书《贵州文库》的编纂，时任及现任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担任顾问，分管领导任编委会主任、副主任，有关部门参加。学者盛赞此举是贵州建省六百年来，首次对本省古籍文献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出版工程，是六百年来未有之盛事。

贵州本土历史文献，有了一个总的汇入端和输出端。贵州省历年来在文史、文献、方志、版本目录等领域积累的学术成果和专家学者，大多汇聚在《贵州文库》编委会专家学术组中来。我省文史学界、文献学界的著名学者黄万机、张祥光、张新民、史继忠、何光渝、冯祖贻、王尧礼、李立朴等先生都在其中。学术组组长、总纂由顾久先生担任，他的工作是起草总序、综合协调、终审书稿，是整个编纂工作的核心领导。

《贵州文库》本着“精选精编精印”原则，系统发掘、整理贵州历史文化文献资源，重点收录贵州这片土地自有人文典籍以来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经典文献遗存，主要包括贵州籍代表人物的代表作品、非贵州籍人士在贵州工作生活期间的代表作品以及其他设计贵州内容的在全国有影响力的作品，形成贵州历史文献的经典集成，填补历史空白。

2016年3月，《贵州文库》编纂工作正式启动。经过一年多的努力，首批成果于2017年12月问世。计有点校本七种，分装四册分别是明代《思南府志》《普安州志》《铜仁府志》的合印本，清代我省诗人田榕的《碧山堂诗钞》，民国学术著作《贵州苗夷社会研究》、政书类的《花溪闲笔》《贵州民政十讲》的合印本。影印本三种，分装四十九册，分别是《莫批施注苏诗》《大定府志》《蟫香馆使黔日记》。

2018年12月，《贵州文库》第二批图书28种91册面市，其中点校本有2种3册，包括（嘉靖）《贵州通志》和《苗族调查报告》，两部书分别为现存贵州最早的通志以及首部苗学专著，极具史料价值；线装影印本有10种55册，主要有（明）马士英撰《永城纪略》、（清）田雯撰《黔书》、（清）郑珍撰《巢经巢诗钞》、（乾隆）《贵州通志》等，均为有代表性的善本、孤本、稿本等珍本；精装影印本则包括（道光）《安平县志》、（嘉庆）《黄平州志》等16种33册贵州历朝地方志书。

到2020年，《贵州文库》将完成整体400余种（册）的编辑出版工作，所有图书将通过“云上贵州”平台进行数字化改造，建立“贵州古籍数据库”，按照国家古籍电子化技术标准入库，打破贵州古籍长期封闭的状态。待条件成熟之后，还将设立公益网站供广大读者免费使用，实现贵州古籍文献的交流和共享。

“《贵州文库》是一个系统工程。各个环节中，大家以虔诚和敬畏的态度，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地勤奋工作。为的是把好事办好，我们不能等到一百年后被人诟病。”顾久先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