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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店，即销售和展示书籍的商店。我国古代就有书店了，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书店的叫法各有不同。

古代的书店也叫“书肆”，亦称“书坊”、“书林”、“书堂”、“书铺”、“书棚”、“书籍铺”、“经籍铺”等。“书肆”一词始于西汉。我国最早记载书店的古代典籍是西汉末年的文学家杨雄，他在自己的著作《扬子法言·吾子》中曰：“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文中提到的书肆就是书店。东汉时期也有这样的书店，根据《后汉书·王充传》记载，“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王充因为家里贫困，为了看书，只得到洛阳的书店去看书。此事又见谢承《后汉书》卷三《王充传》：“王充字仲任，上虞人，少孤，乡里称孝。到京师受业太学，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目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由此可知，书贩售书于市，始于西汉。

南北朝时期也有书肆，南北朝诗人任昉《答刘居士诗》曰：“才同文锦，学非书肆。”隋朝开始的科举制，以及通俗文学的兴起，为书肆的经营与发展增添了不竭动力。科举的发展，催生了考试附属物如“墨程”的诞生，这种类似现在的复习资料一类的东西在当时是最受欢迎的出版物，也是每个书肆经营的重点之一。当时，每考完一科，中榜者的考卷都会被抄写，摆在书肆的醒目位置，售以高价。

唐代中期，因雕版印刷术已兴起，在今四川、安徽、江苏、浙江和洛阳等地都设有“书肆”，销售雕版印刷的书籍。唐柳比《训序》，言其在蜀时尝阅书肆，云“字书小学率雕板印纸”。又吕温《衡州集》中《上官昭容书楼歌》曰：“君不见洛阳南市卖书肆，有人买得研神记。”说明唐时书肆较为普及。

五代时期仍有书肆。根据马令《南唐书·鲁崇范传》记载：“崇范虽窭，九经子史世藏于家。刺史贾皓就取之，荐其名不报，皓以己缗偿其直。崇范笑曰：‘典坟天下公器，世乱藏于家，世治藏于国，其实一也。吾非书肆，何估直以偿耶？’却之。”根据这部著作的记载，五代时仍将销售和展示书籍的商店叫作书肆。

宋代，书商设肆刻书更为普遍。有的书商本身是藏书家、出版家，同时兼事编纂刻印，既刻书，又卖书；有的仅接受委托、刻印和售卖书籍。书店不再被称呼为书肆，改叫为“书林”“书堂”“书铺”“书棚”“书籍铺”等名。根据古代的典籍记载，宋代已经有“建阳、麻沙之书林、书堂，南宋临安之书棚、书铺，风行一时”。

一代文宗欧阳修有个癖好，就是喜欢不断地修改自己的作品。在写作著名的《醉翁亭记》时，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醉翁亭记》写成后，很快滁州各书铺就开始售卖这篇文章。过了一阵子，欧阳修再拿起这篇文章来读的时候，修改的欲望不期而至，于是对文章进行了脱胎换骨的修改，最后定稿。对比两篇文章，人们发现原稿首段用了大段笔墨来描写滁州四面的山，而定稿只寥寥五个字：“环滁皆山也。”宋代书铺的刊刻速度可见一斑。

在效率与利益的驱使下，书商刊刻的诗文难免会有错讹之处，苏轼就遭遇了这样的情况。有一次，苏轼的孙子苏仲虎拿了一本当时流行的京师本《东坡集》，诵读其中的一首诗，念到“边城岁暮多风雪，强压香醪与君别”时，苏轼勃然大怒。原来，苏轼原诗本是“春醪”，结果书商在刊刻的时候误印成了“香醪”。

宋代以后便逐渐统称为“书坊”了，大都以堂、楼、斋、阁、居、园等字号为名，比如“富文堂”、“瑞锦堂”、“延庆堂”、“鸿运楼”、“萃古斋”、“富文斋”、“超华斋”、“养正斋”、“五柳居”、“崇文阁”、“麟书阁”等等。“书肆”“书坊”便是“书店”的前身。“书店”一名，最早见于清乾隆年间，距今已有200多年历史了。

古代虽然早有书肆，但可卖的书不多。店家还常写书根，即将书名或篇名、册数写于书籍的最下方，方便文人墨客阅览购买，可是书肆里买书的人很少。究其原因，原来那时的书大都是官方印刷的，民间的书很多都是手抄本。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周绍明在著作《书籍的社会史》中提到，曾有两个中国学者得出结论：在1912年前的大约一万两千部中医古籍里面，绝大部分是手抄本。并且，在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后，17世纪活跃于江南苏州的16个剧作家现存的80个剧本里面，手抄本也是占了绝大部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印刷成本高，书店里的书价令绝大多数文人墨客望而却步。于是，便流行了抄书。参加科考的，就只能雇一些人抄书。每张纸上面大概抄写四五百字，二三十页纸的价格大概是2到3文铜钱，即每张纸只需要0.1文钱抄资，比购买相类似的书籍便宜得多。15世纪早期，北宋四大文学家苏轼、欧阳修、王安石和曾巩，没有一个人的著作可在书坊里找到。真正主要卖书的店铺是16世纪初才出现。

在中国近代史上，书店也叫书局。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在江苏、江西、浙江等10多个省建立官书局，印了一些校勘精审的古籍，其目的是宣扬儒学思想，维护封建统治。19世纪末，康有为等维新派在京师成立“强学书局”，发行维新变法读物，受到慈禧太后等顽固派的镇压。20世纪初，以孙中山为首的民主革命派建立了“镜今书局”、“东大陆书局”、“国学社”等书店，大量发行《革命军》、《猛回头》等反清读物，为推翻清朝帝制的辛亥革命作了思想准备。1912年元旦，中华书局在上海开业，首先出版新编的《中华教科书》，很快抢占了大部分教科书市场，迅速发展成为仅次于商务印书馆的国内民间第二大出版机构。1919年五四运动后，毛泽东、恽代英、陈独秀等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都创办过书店，致力于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

从古代的书肆、书坊，到近现代的书局、书店，虽然名称在不断变化，但其实质内涵并没有发生改变，所肩负的使命非但不曾消减，更有所增益。如今，市场上书店比比皆是，各类书籍琳琅满目，应有尽有，网上书店也十分发达，为我们买书、读书、藏书提供了诸多方便，相比古代，更应激起我们读书求知的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