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2020年）12月，贵州省儒学研究会创会会长、中国文化书院创院院长、荣誉院长张新民教授，与贵州大学杰出校友、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原历史研究所所长、中央文史馆馆员、著名历史学家陈祖武研究员取得联系，就陈祖武先生捐书事宜多方沟通与协商，并经陈祖武先生最后决定，即将耗其毕生心血之所藏书籍257箱、近万册悉数无偿捐赠回母校贵州大学。其间，根据学校与学院领导的指示与安排，时任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历史教研室主任的黄诚教授（现为副院长）负责与陈祖武先生联络相关事宜，并由学校图书馆负责配合将捐赠书籍安全运抵学校。在学校图书馆的大力支持下，黄诚教授与图书馆同志就整理书籍、运输书籍、安放书籍等具体事宜进行多方协调与落实。

2020年11月26—27日，校图书馆副馆长何隽同志率图书馆龚丽同志和学院黄诚教授等前往北京陈祖武先生家，负责书籍的打包和运输工作，并于12月4日257箱近万册书籍运抵学校；12月10日，陈祖武先生图书捐赠入馆收藏仪式在学校西校区图书馆10楼会议室顺利举行。

（陈祖武先生图书捐赠入馆收藏仪式）

陈祖武先生捐赠的图书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其中包含了他读书时的批注、心得和笔记，凝聚其毕生精华和心血，书籍背后还承载了陈祖武先生的故事、期许、愿望、情怀与志向。这不仅是一种文化传承、学术传承、文脉传承，更是一种道统精神、学统精神、人格精神，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为进一步珍藏好、管理好、使用好、传承好先生的书籍与心血，贵州大学为其建立了特别珍藏室，陈祖武先生亲自命名为“感恩书屋”。其间，张新民先生为此撰写了两千余字的《感恩书屋记》长文，叙其缘起、论其意义。同时，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携手校图书馆为“感恩书屋”设计、布置以及揭牌仪式做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和筹备工作。

2021年10月22日，贵州大学图书馆“感恩书屋”正式揭牌。揭牌仪式上，贵州大学党委书记李建军教授，贵州大学副校长漆思教授，贵州省儒学研究会创会会长、中国文化书院创院院长、荣誉院长张新民教授，贵州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蒙爱军先生等领导和嘉宾出席揭牌仪式；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师生以及学院党委副书记（主持工作）徐练同志、副院长黄诚教授亦受邀参加活动。

（“感恩书屋”揭牌仪式现场一）

（“感恩书屋”揭牌仪式现场二）

在揭牌仪式上，陈祖武先生热情洋溢地作发言，他感谢母校贵州大学对他的培育，同时感谢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对他的信任；他指出，学术需要传承，文脉需要延续，唯有传承与延续才能将学风弘扬、将文化振兴，希望贵州大学能够不断培育高质量人才，把教育越办越好，积极助力国家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陈祖武先生还表示，希望这些书能够对学校历史学专业建设乃至文科的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有帮助，特别强调要把这些书好好利用起来，充分发挥好它的价值。

（陈祖武先生在“感恩书屋”揭牌仪式上讲话）

（陈祖武先生为校图书馆题词）

（校党委书记李建军同志陪同陈祖武先生参观“感恩书屋”）

（陈祖武先生、张新民先生与学校及相关部门领导合影）

（陈祖武先生携夫人张鸿敏女士在校图书馆“感恩书屋”合影）

揭牌仪式上，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2020级中国史硕士研究生黄书、郭伟两位同学倾情朗诵由张新民教授亲自撰写的《感恩书屋记》。这是陈祖武先生和张新民先生共同联袂留给贵州大学莘莘学子的知识宝藏和精神财富，两位学生用声情并茂的朗诵表达了对两位先生的尊敬、爱戴与感恩。

（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黄书、郭伟朗诵《感恩书屋记》）

此次陈祖武先生的慷慨捐书行为，不仅传递了中华优秀文化孕育着的“感恩精神”，而且也积极地推进了学校历史专业的发展与历史学学科建设。“感恩书屋”的落成和圆满揭牌，为贵州大学校园又增添一道亮丽的文化景观，同时对于推动我校人文社会科学建设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以及贵州大学的“文脉”传承也有着重要的示范性意义。

附：《感恩书屋记》和学生诵读录像。

（文/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 黄书

摄/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 王方君）

感恩书屋记

感恩书屋之名，乃祖武先生积一生心血，以其历年访求珍藏之书，洋洋近万册，悉数捐赠母校贵州大学，遂电话询之余，以为当大书扁额，题写藏书新所，以寓其嘉意。盖先生生于黔地省垣，早岁就读母校历史系，后经史学大家郑天挺先生推荐，转入京师从杨向奎先生游，从此专以治史为志业，笔耕之勤，著述之丰，一时声名震学界。复执掌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之牛耳，前后几近二十年；后又受聘中央文史馆，所交皆一时大师名宿。然回忆一生所学，虽辗转多方受益，仍以早年励志潜心读书，奠定扎实根基最为切要。故桑梓茹育之情，母校培养之恩，愈到其晚年，便愈萦回于胸中。而千里转运惠书，其乐善之心，回报之意，感恩两字足可尽之。典型垂范，则在读学子，岂能不刻苦用功，以求报效家国天下乎？

先生之学，上承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家道统，下继章（太炎）、梁（启超）、钱（穆）三家学风，于有清一代学术，均有湛深研究，而尤以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之探讨，最受世人称道。又因研究清代学术，不可不明其前后源流，乃专力于前人极少注意之学案史，由《明儒学案》而《理学宗传》而《圣学宗传》而《陆王学案》而《伊洛渊源录》，又由《伊洛渊源录》上溯至《史记·儒林传》、《汉书·艺文志》，乃至更早之《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篇》，探赜索隐，沿波讨源，举凡学术史、史学史、思想史、文献学，无不旁涉兼采，冶为一炉，故谓其为专家之学可，谓为通人之学亦无不可，专精与宏博，皆集于一身矣。历年所著有《清初学术思辨录》、《清儒学术拾零》、《旷世大儒顾炎武》、《乾嘉学术编年》、《乾嘉学派研究》、《清代学术源流》、《清史稿儒林传校读记》、《清代学者象传校补》、《清代学林举隅》、《学步录》、《中国学案史》。鸿笔佳构，学林争传。

先生治学，不分门户，实事求是，立论必有根据，力主经世致用，虽于清儒得失，一一剖析透彻，持论却极为平实。待人更冲淡平易，一团和气，谦光照人，有古君子之风。尝自谓生虽有涯，学无止境，回首一生读书治史，能稍有所成就，皆在艰难奋勉中得来。晚年汇集散见文章为一帙，遂名之为《学步录》。又云学步乃实录，非一时兴起之虚语。要皆可见其待人视物宽厚，持身修己颇严，明粹笃行，卓然大家风范。

有清一代之学术，溯源皆可追至亭林。先生早年治亭林之学，即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八字，置之座右，时时自勉。晚年复又撰文，以为 “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斯乃顾氏振聋发聩，超越时代，声若雷霆之问。读史之要义，即在知天下之兴亡，勇于以一己之生命，承担国家民族振兴之重责。又以为善治史者，必具德、才、学、识四长，乃可发明古典精义，肩负经世大任。常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八字，勉励莘莘学子，以为无论做人治学，二者均需合为一体，人品不端，学风即不正。正人则先正己，己不正曷能正人？故一生绳己甚严，多以无言之身教垂范，造就人才无数，无一不为国家栋梁。至于奖掖后进，乐助他人，凡识与不识，互传铸为口碑。斯又兢兢以世道人心为本，不期然而然所必致也。

先生久居京城，每欲表彰故乡文献，以为一部贵州史，自两汉之舍人、盛览、尹珍三贤，以迄清季之郑、莫、黎三大家，实即不断走进华夏主流文明之历史。文献之搜考整理，尤为时代之所必需。而黔地山川雄浑瓌伟，人才代有崛起，皆磊落有豪气，南域称有学焉。先生既校补《清代学者象传》，见其集中郑珍、莫友芝、黄彭年三家，均有画象而无传文，遂广搜史料，出以史家之笔，一一为其补作新传，了其一生发皇乡邦文献心愿，而吾黔缨緌灿辉，人才骈集，读其文则生景仰之志，又非独一时一地之幸也。

感恩书屋既告落成，插架之书满壁，学子游心其间，涵养性灵，陶冶情操，增长元气，扩充知识，读其书而想其人，受其泽而知其心。《诗》不云乎：“维其有之，是以似之。”景仰之情既起，笃行之志必升，情乃报国之情，志乃天下之志，自当发奋读书，勤修品性，急国家之所急，忧天下之所忧，乐生民之所乐，冀能以一己之所长，作服务社会之大用。则先生虽远在千里之京城，亦必忭忭然至感慰藉。乃櫽括其始末，以明先生捐书之初心。饮水者当思源，感恩两字意深矣。

辛丑年七月廿七日黔中后学张新民谨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