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衣黄裳，没有专用书斋。来燕榭，是他起居、读书、写作的“多功能厅”。黄裳本人的“功能”亦多，他是散文家、老报人、翻译家。至于藏书，则是他的副业，类似广东人喜喝功夫茶，黑龙江人爱冬泳一样。但不可否认，黄裳一生与书结下不解之缘：读书、访书、藏书、写书。福兮祸兮，一言难尽。

一

黄裳（1919—2012），原名容鼎昌，祖籍山东益都，生于河北井陉。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曾留学德国，事采矿业。家中洋文书多。他幼时的启蒙老师是大伯父，清朝最后一个举人。用的课本是左图右文的《字课图说》。认识若干字后便开始读《四书》。家里藏有插图本《红楼梦》《封神演义》和《聊斋志异》之类。父亲管教很严，除“聊斋”以外，一律宣布为“禁书”，不让其染指。但禁令收效甚微，黄裳乘父亲上班、出差的空当，便玩起躲猫猫的游戏来。他对“封神”最有兴趣，盖那时他正在搜集“封神”人物香烟画片。画片一百张为一套，他搜集到九十九张，就是找不到那张“女娲”，大概“补天”去了。画片搜不齐，他复又把兴趣用到阅读上。

中学读的是天津南开中学，初中时的国文教师是一位老先生。每到新学期开始，他与同学们喜欢捧一叠粉红纸面的作文簿请先生题签。先生不仅认真签字，还钤印章，很是风雅。高中时，教国文的先生用一口天津话声腔诵读《桃花扇》慷慨激越；英文李老师喜欢音乐，常给他们放唱片，教英文歌。他的宿舍里书很多，柜上贴着“此柜书籍概不出借”的纸条，但黄裳不属此列。当时，南开中学校门口有三家书店，“五四”以后文学名人的书应有皆有。黄裳知道“男儿须读五车书”，就从父亲寄来的生活费中克下一部分，用来买书，一次“豪举”以三块银元买了一部《四印斋所刻词》。周氏兄弟的作品是他最喜读的。还附庸风雅刻了一方“流览所及”的藏书印。南开是名校，校长是张伯苓，时何其芳等在此执教。梅兰芳、张九等社会名流应邀常来讲学。恰逢同窗周杲良，其父周叔弢是有名版本收藏家，《屈原赋注》便是其家刻本……黄裳对文学、戏剧乃至收藏的兴趣的种子都是在南开的校园里植下的。

不久，北平发生“一二·九”运动，黄裳随高中部的同学南下请愿，火车站站长不让上车，改为步行，后被学校派车追回。黄裳晚年在回忆李尧林先生当时在给同学们上都德《最后一课》时，仍十分动情，说“音容宛在”，终身难忘。

黄裳以文获名于世，但他却是学工出身。父亲希望他能传承“工业救国”的思想，令报考上海交通大学，按黄裳的数理成绩，他是难以叩开交大之门的。意外的是幼时熟读“聊斋”，奠下了古文功底，国文试卷上一段“天书”，竟让他读通、点对了。当时执掌交大的唐文治先生特别注重语文，他因此歪打正着沾了大光，得缘做了唐文治先生的弟子。一段时日，交大借用震旦大学校舍，黄裳在震旦图书馆大饱眼福，既博览群书，又亲睹《四部丛刊》一二三编的另种，在泛览中对版本研究激发出莫大兴趣。1942年，颠沛流离中在重庆九龙坡图书馆读到方虚谷《桐江续集》中“每重九日例凄苦，垂七十年更乱离”大恸。后流寓昆明、桂林，无书可读，读《国文月刊》聊慰饥渴；重温唐诗宋词佳句，有如遇故人之乐。

抗战胜利后返沪，结识吴晗，读了他许多别致的明史论文，像《社会贤达钱牧斋》之类，着眼现实谈旧史，十分佩服。他的《金陵杂记》与《旧戏新谈》就模仿这种写法。

为考证释疑，50年代末，他想借读“明刻本抹云楼旧藏”柳如是的《戊寅草》。1962年幸得友人赠一抄本，遗憾的是张宗祥的《湖上草》，与通行本无二，不能答难。70年代末他专程赴杭州，欲向浙江图书馆借读。尽管手持“故将军”级省文联领导的介绍信并出示工作证，其门难入。有关人士说要向领导机关申请获准后方可。黄裳说明他专程由沪来杭一趟不易，可否通融。有关人士请示后云：须指定一位馆员在旁监视才能阅读。但过了半小时又说该书“找不到”，说专管善本的同志下乡了，须等他回杭。问要等多久，答曰“半年”。黄裳自叹无福消受，只得把读善本的雅兴付诸西子一湖春水。

有味诗书其后甜。黄裳学的是工，志在文史。学生时代，便在《文汇报》发表文章，抗战胜利后，正式成为《文汇报》记者。

二

黄裳毕生都在做古碑梦寻，上海滩头、西子湖畔、虎丘塔下，乃至黔滇边陲。

1949年冬，他到苏州采访，途经护龙街的“集宝斋”旧书店，旧藏堆成一人多高的“书山”，他随手一抽，就抽出一本清刻（1653年）女词人徐灿的《拙政园诗余》，而且是善本，“真是高兴极了”。因此他说，苏州对他最大的吸引力不是虎丘、拙政园，也不是“元大昌”的老酒，是书。70年代，他旧地重游，访怡园附近一旧书店，主人说他们前些日子到乡下发现一屋线装书，因书店与文化部门体制不顺，霉烂虫蛀了也没人管。一部孙星衍手校的明刻白皮纸四卷本《白虎通》，有两卷竟被院内的住户抽去当引火烧柴了。黄裳听了如烧心一般心痛。

三四十年代，黄裳便是上海福州路一带旧书店的常客，书店老板送他一雅号“书店巡阅使”。抗战前岁月，他家居徐家汇“租界”线侧，那儿有间旧纸铺。由于战乱，大量旧报章堆积成山，黄裳几乎每日去一次，当成日课。他在此搜集大量旧杂志《东方杂志》《国闻周报》《太白》《中流》，两三个月便集齐了茅盾接手后编的《小说月报》。令他乐得忘乎所以的是，在故纸堆中觅得郁达夫《饮食男女在福州》手稿，凤舞龙飞般的字写在大张绿色稿笺上，芬芳四溢，遗憾后来失落了。淘得另一宝物是《徐俟斋先生年谱》，线装，罗振玉辑。弥足珍贵的是封面有郑孝胥墨书题记：“《徐俟斋先生年谱》。己未四月十九日，罗叔蕴嫁女于王国维之子，余过其居长乐里，叔蕴赠此册。”黄裳说此妙不可言在“好像是遗老在聚会，或者学者在联欢”。钩稽史事之旨的价值，另当别论。久之，他与书店老板建立了感情，老板遇好物藏之，专出让给“收藏家”黄裳。浓郁的书香，把这位剃光头，常年穿没领子短上衣，腰里只拴一根带子的旧书店老板也熏得文气三分，他也请人篆刻了一枚“不读书人”章，在他经手的每本书上，都钤上此印。

黄裳爱书如命。他自云：“性命可轻，至宝是宝。”宝者，书也。

黄裳的藏书活动受周叔弢先生影响甚大。周先生60年代把家藏悉数捐给北京图书馆。开箱时，黄裳有幸作第一位读者，信手取出三二册，“看序跋、辨纸墨、读题记、浏览收藏印记，顿为那几册古香袭人的小书所迷醉”，其心仪程度聊见一斑了。

然而，黄裳的藏书从集残本始。他自以为既少眼力又乏实力。所以他有一斋名“断简零篇室”。他入手的第一种旧书，是七册《四印斋所刻词》，在天津从劝业场书肆以三元大洋购得。后展阅方知不是全书，俟到五十年后才补齐。1949年在北京琉璃厂得一抄本《痴婆子传》，孰料那也是书铺徒弟用旧本影抄的假古董。当时说与钱锺书听，默存难“默”，抚掌大笑，后送他一联断句：“遍求善本痴婆子，难得佳人甜姐儿。”一时成为友人的谈资。也有偶尔得之的善本。土改时绍兴有人论斤卖出旧家藏书，我国古典剧曲重要文献《远山堂明曲品剧品校录》，就是所得之一。

收藏是要缴“学费”的，且不止一次。

50年代在杭州松泉阁，他购得一本《晞颜集》（明初旧刻），回家后发现尾卷数行被割，补以旧楮，心中怅怅。两月后他又过访松泉阁，主人出示《晞颜集》下部，正是自己前买之本所缺漏的，不得不以重金购之，使其全璧。

啼笑皆非的事也碰上了。解放前夕，郑振铎赴港前将一批藏书交上海文海书店寄售，有两千册；还有他手写的书目《纫秋山馆行箧书目》，后面还有跋。黄裳很为郑可惜，想筹款为其赎回。他好不容易东挪西借，把借来的“小黄鱼”、银元换成金圆券，于吃晚饭时分赶到书店，不意币值日市暴跌，书店拒售了。一麻袋金圆券像豆腐掉进灰里，再换回金条银元还款已成妄想。一不做二不休，他就干脆拿这些钱买下了十几种书。始有“一时豪举哄传书林”的佳话。明崇祯刻本《吴骚合编》，被盐商王某用重价买走。解放初，王故去，此书流入书市，黄裳看着心痒，忍痛卖掉家中两三轮车藏书，换下了这一部。1956年，他翻译屠格涅夫《猎人日记》等三部书稿，得了一笔相当可观的稿费。钱一到手，全用来买书了。黄裳买书不自量力，时把自己陷入捉襟见肘困境。徐森玉先生曾书吕岩诗赠之，末两句是“白酒酿成因好客，黄金散尽为收书。”倒真形象生动。

在黄裳眼中，每一本书都有自己的故事，无论新知旧雨，在收藏者心中都有一个“缘”字。把这书缘记下就是书跋或书话。黄裳平生最酷爱干的，就是这事儿。书一到手，便在书前或卷尾“写一点不着边际的话，以记得书时的心情而已”。他说这是向郑振铎先生学的。此举谅郑振铎以后能得其遗绪的或许就数黄裳了，有目共睹，黄裳的题跋是他散文作品中之精品。

“要真正了解一位作家，最好的办法是去读他的作品”，黄裳如是说。六大卷400万言的《黄裳文集》像一部厚厚的《二十四史》从何读起？读他的书话吧，读题跋吧，由此生发开，你一定能读出书香墨韵来。

三

黄裳人和的树上，结了丰硕的果实的标志是：一是他在《文汇报》编副刊时组了一大批名人的稿子，马叙伦、吴晗、梅兰芳等等；二是他收集了数量可观的时贤手迹，鲁、郭、茅、巴、老、曹；胡适、林语堂、梁实秋乃至周作人。亦算“以文常会友，惟德自成邻”，大大地增饰了来燕榭的翰墨香。

黄裳有此雅好，缘于一件小事。1946年他在编报时，常见一些宣纸诗笺上娟秀雅致的小字，由排字房转回编辑部往往委于纸篓，烟飞灰灭甚为可惜，何不将此收集藏之。茅盾是他崇敬的作家，字又漂亮，他很眼羡。但那时并不熟识，某日，他在荣宝斋买了一匣诗笺，找个朋友陪同壮胆，冒昧登门求墨。热情、敦厚的茅盾，不拂美意，抱病为他写了《旅游写怀》。首战告捷，激发了黄裳的兴趣。他素仰鲁迅先生，但生不逢时无缘求之，遂致函在台湾执教的鲁迅好友许寿裳先生，恳请他写了两首鲁迅的七律。时，他与吴晗是编者与作者关系，类属同道，友情日深。1948年《文汇报》一度被封，闲来无事，他便在荣宝斋买了一盒诗笺存北京吴晗处，京华人文荟萃，吴晗交际又广，府上常有名士过访，由他托请大家们留墨。吴晗为人热情好客，乐此不疲献力。黄裳的交际圈毕竟有限，为扩大收集范围，他又请许广平、叶圣陶、俞平伯等襄助。于是社会贤达、专家学者、文人雅士乃至戏曲名伶的手迹都成了他搜罗的对象。

众多的手迹，有的是黄裳自求，有的是托请；有的是专事而为，有的是随意而得。一次，他到沪上来薰阁书庄去玩，见店员在裱钱玄同致魏建功的手札册页，就托店员求魏建功的字。适巧魏建功刚从台湾来沪，就住在书店的楼上，一求便得。有些名人不是书家，不大愿挥毫怕被人见笑。黄裳请张奚若和邓叔存先生握管，张先生高低不肯，又不忍心扫兴，就在笺纸上写了一封信充之；邓先生录了一首岑嘉州诗，属款“钝蛰”。巴金向不用毛笔写字的，在他的盛年还为黄裳写过一幅。在求字生涯中，黄裳只碰过郑西谛一颗钉子。他俩关系甚笃，而郑先生自谦自己的毛笔字不能登大雅之堂，黄裳的藏品中也只能以他的钢笔手迹聊以充数了。

让黄裳终身不安和感动的，大概要数与张充和先生的字缘了。

1947年黄裳托靳以向沈从文求字，沈慨赠。两年后，沈又惠一长幅，右下角题记说“霁清轩中三人同书”。他们是沈从文、张充和与杨金甫。书家张充和，是沈从文太太的妹妹，金甫是杨振声。在这三个人的字中，黄裳最欣赏张充和。旋转请靳以向张讨字。世事沧桑，一晃三十年，此事早已淡忘。可是1982年卞之琳访美见到张充和言及故人。张充和翻出靳以的旧信，马上践约，为黄裳书《归去来辞》并附言：“奉上拙书一幅，想来你已忘记此事，因靳以49年的信尚在，非了此心愿不可……”黄裳睹物思人，百感交集，特写《宿诺》纪念这段温馨往事。更令他铭感的是1984年张充和在沪上与黄裳晤叙，齿及名人墨宝时，黄裳说他本有一幅胡适题款签名的字，后来将它毁了。言者无意，听者有心。张充和返美后将己藏胡适的《清江引》寄赠，以慰黄裳。

最富有戏剧性的，大概是周作人的散文集《药味集》和夹在书中的周作人题的那首小诗了。1946年黄裳是《文汇报》驻南京记者，时周作人羁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某日，黄裳带着周的《药味集》去“访问”周作人。采访后他请周作人在《药味集》上签名，周顺便还题了一首小诗。不知何年此书流失，黄裳四处托友人“大索”这本《药味集》，未果。80年代某日，他到巴金先生家茶叙，巴金从楼上拿出三本书送他。说是二十年前托人从旧书店买的，现在没用了。黄裳一看有一本是《药味集》。奇迹发生了！打开《药味集》，扉页上有周作人亲笔题字：“民国丙戌秋分节后一日南京，周作人。”那张“题诗”还好好地夹在书中！失而复得如此神奇，算是上苍对读书人爱书的一种回馈。

那本我国古典戏曲重要文献之一《远山堂明曲品剧品校录》，黄裳校笺出版后便捐给北京图书馆。他在收集作家手迹中最为珍贵的是两幅鲁迅手迹：一是《立此存照（四）》手稿，一为贴在《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封面上的书签。60年代，两件一并捐给鲁迅纪念馆。他珍藏着1931年9月新月书店初版纪伯伦的《先知》，冰心译，且是冰心手校本，扉页还有冰心一段钢笔题字：“这本书送给文藻，感谢他一夏天的功夫，为我校读，给我许多的纠正。—这些纠正中的错误，都成了我们中间最甜柔的戏笑—我所最要纪念的，还是在拭汗挥扇之中，我们隔着圆桌的有趣的工作。十一，十七夜，一九三一冰心。”

该书是抗战初期黄裳在上海书摊上觅得的。上世纪70年代，黄裳托巴金将它送给原主。冰心复信说：“真有意外的欢喜和感激！几经离乱，赠书人和受书人的脑海中早已没有那片帆影。为了晚年的慰藉，我们向您深深地致谢！”

对先贤同道友人如此，对素人布衣，黄裳也不薄，他为怀念解放前一个旧书摊的小老板写了一篇情文并茂的书话《老板》；他在多篇文字中，为日渐凋蔽、后继乏人的旧书业疾声鼓与呼。

黄裳，创造了一位文人与书的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