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文史哲》编辑部的故事：变形的手指、无用的电脑以及睡觉的书台……

《文史哲》杂志70岁了，虽然几年前搬到了山东大学新的教学楼，但古稀岁月是布在历史上擦不掉的旧痕。习近平总书记给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的回信，是这本杂志最崭新的光彩。

书籍、文字，密密麻麻地紧紧箍在编辑部的每一个角落里。各种证书奖杯堆了整整一面墙。《文史哲》主编王学典绕过这些荣誉，走到一排照片下面，给记者介绍杂志创刊人和历任主编，这些人撑起了山大文史最辉煌的年代，他们是《文史哲》的骨头，撑起了这本“我国目前刊龄最长的综合性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的风骨。

70年岁月流转，学术的变化以及时代的变迁，都深深浅浅地在这本期刊上留下痕迹——但总有些坚持始终不变。

最古老的查阅方式

从山东大学的南门进学校，穿过一片郁郁葱葱的白杨林，路过文学院灰色的老楼，再步行走上5分钟，就到了《文史哲》所在的知新楼。

这条路是很多学生从教室到宿舍的必经之路。一茬茬的学生从这里走过，每个人都是青春飞扬的年轻面庞。

再久之前，王学典也曾是众多年轻脸庞中的一张。他毕业于山大，而后在学校任教，再后来成了《文史哲》杂志的主编。

更早一点，闻一多、老舍、杨向奎等人，都曾是这条路上的年轻面庞。

岁月给了山大厚重，也给了《文史哲》厚重。

《文史哲》在山大中心校区已经几十年。几十年来，这附近高楼建起来了，大商场建起来了，商业体林立，商铺换了一批又一批。

外面车水马龙，一派热闹和繁华。编辑部却还是保持了安静。虽然换了新的办公室，但以前的旧书、旧文件一件不落地全拿来了。《文史哲》编辑部现在有11个人，从30多岁到60多岁，年龄像阶梯一样递进，一岁一岁，一格一格，把编辑部撑了起来。

海一样的书籍，压在积了灰的桌子上，屋里的色彩饱和度很低。阳光射到这里有褪色的感觉，一股幽深静谧之感。

编辑李梅的办公桌在东南角，跟编辑邹晓东前后桌。上午太阳从窗户射进来，阳台上的几盆花享受着屋子里最好的光和空间。

“这些花基本都是我捡来的，”李梅的专业是古典文献学和文艺美学，她不到50岁，头发已经全白了，皮肤的状态却极好，在阳光里闪着光，“别人扔了，我就捡过来，养在办公室就活了。”

一篇文章投递到《文史哲》，要首先经过初评，通过初评后为了保证公平，要抹去作者信息盲投给专家，专家评审通过后再经过三审、三校，才会重新摆到编辑的案头，开始新一轮的编校修改。

“每一期杂志都会收到非常多的投稿，但实际上每一期能发表出来的就只有十几篇。每一篇稿件背后所付出的劳动量都非常巨大。”李梅拿出一篇正在审校的文章，密密麻麻地全是她做的修改和标注，一眼看去，密集细致得像绣花的针脚。这里每个编辑习惯攥笔的手指都有点变形，这是几十年如一日伏案工作给身体留下的痕迹。

经过层层筛选后的文章，确有其闪光独到之处，却也并不完善，甚至还可能蕴藏着多处错误和风险。编辑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一点点找出风险，补上漏洞。

电脑在这里的用处不大。因为对于严肃期刊的编辑来说，电脑上浩瀚的信息里藏着太多不准确的风险。编辑们还保留着最古老的查阅方式——要查阅作者引用的某一处信源，需要编辑从浩瀚的书海中，一点一点地翻阅，找到出处。

有时候为了找到一个出处，编辑要翻阅寻找几天，这是个极为缓慢且暗含着痛苦的工作。有些文章的作者年龄已经很大，有时候会记不清楚出处，需要编辑从大量的专著中找到一根小小的线头，并把这根线头拉出来，理清楚。

期刊上呈现出来的每一篇文章，脱胎于作者，成形于编辑，他们是作者和编辑共同抚育的婴孩，在杂志上重生，再被新的作者学习、引用并成长。

年轻人应聘时的反问

1982年出生的编辑邹晓东性格活泼爽朗一些，是编辑中为数不多有理工科学科背景的人。他本科是在山大读的物理学，读书时一些物理学难题困惑住了他，为了寻找答案，他开始接触哲学书籍。

“彻底陷进了哲学里，我没有办法。”邹晓东读完哲学的硕士学位、博士学位，还是找不到哲学的出口，他最终成了期刊的编辑。

邹晓东说，此前他理解的编辑是“给别人改稿子、作嫁衣”，只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来《文史哲》应聘。面试时反过来向考官提问题：“如果来这儿工作，我还有自己做研究的机会吗？我自己的学术怎么办？”

年轻人莽撞又诚恳的问题，逗笑了王学典，“主编给我讲了很多事，解释说编辑工作和刊物本身都会倒逼着我去学习”。出于对主编的信任，邹晓东就留了下来。

编辑的工作非常严谨。刚开始不能独立处理论文，跟着其他编辑看、记、查，学了一段时间，他的工作变成求证，在堆成山的文献里找到可以证明的资料。他性子急，文献又多，心也焦虑——那时候老师们跟他说得最多的话就是：你不要急。

慢慢地，他的哲学研究打开了新的窗口。漫长的求证过程，必须逼着自己深入下去。邹晓东形容说，这种状态就像是在打井，“能一直钻，钻到深处去”。

一天一天过去，慢慢地，看到了编辑工作之美、学术之美。知道了怎么去跟作者打交道，也知道了哪些内容对于杂志和自己最重要。

学术之美，要深入进去才看得真切。李梅见过，她觉得学术之美，可以让人忘却时间。除了在办公室养养捡来的花，她基本没有任何休闲和娱乐。生活像苦行僧，经常做研究到凌晨一两点才睡，有时候实在太累，就看一集动画片作为缓解。

编辑部二三事

《文史哲》的编辑，可不是一群学究。正好相反，这里是寻常的日子，有琐碎的故事，以及文人的清欢。

已经出版了多本专著的李梅，也曾是看专著看哭了的人。读书时导师让她看黑格尔的《小逻辑》，她看不懂，急得哭。如今，曾经边学习边哭的李梅，已经成为副教授，要给学生讲述黑格尔，讲述古典文献、文艺美学。

曾经不想当编辑的邹晓东，现在已经在校刊上讲述自己的故事，对工作的评价是“很幸福”。他是个很能“因地制宜”的人，办公室里的书越堆越多，慢慢地就形成了个一人高的书台。因为家距离挺远，邹晓东就带了个毯子，做成了一张“书床”。书当枕头书做床，编辑部的时东武老师就挥笔题下“增广学台”的名字，意思是在这上头睡一觉，知识就能长不少。

时东武是个沉默腼腆的中年人。他喜欢写字，之前是练习钢笔字，后来在同事的鼓励之下开始练习毛笔字。在编辑部，时东武的字非常重要。除了春节贴的对联、福字，还有挂在门后的一张“精气神”，作用是同事上班挂衣服时“提提神”。

作为编辑部的“大管家”，办公室主任刘丽丽是所有编辑公认的“核心人物”，她是学美国史的硕士，但几乎包揽了编辑部迎来送往、打印登记等一切事务性的工作。

在编辑部，是听不见短视频声音的，倒不是编辑们不爱玩，“太费时间了，一看就半个小时过去了”。邹晓东有一阵挺迷恋短视频，只看鱼塘抽干水抓鱼的视频，一连看了半个月，“看得实在没意思了，就基本没再打开过”。

编辑工作算不上清贫，但也不算太富裕，编辑们几乎每个月都要算计着买书的支出，因为这是个人消费中的一项“大钱”。编辑中最“有钱”的是孙齐，他是史学博士，一到周末，他就自己开车出门，名山大寺、荒山野庙里寻找，遇到心仪的碑刻就亲自拓下来。时间久了，就攒了厚厚的几箱拓片，向同事展示时颇为得意，“这非常有价值，特别值钱”。

编辑部还有一个“奇人”，孟巍隆教授，他是美国人，娶了中国太太，为了文化和爱情留在了中国。他是山大获得中国古典文献学硕士学位的第一位欧美人，同时也是北大获得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学位的第一位欧美人。当然，最传奇的还是他工作日是研究文史的编辑，周末就是巴西柔术教练，在济南的武术圈享有盛名。

日子一天天地过，编辑部大事很少，趣事很多。在编辑部工作了36年的刘京希、16年的李扬眉、曾经给季羡林审稿改稿的李平生、已经85岁的前主编韩凌轩；再往前，就是第一代编辑部人，华岗、陆侃如、冯沅君、高亨、萧涤非、杨向奎、童书业、赵俪生、王仲荦、殷焕先……编辑部的70年，一代代人在这里循环，就这样接力了下来。

采访结束后，记者跟着编辑老师们一起在校园走走。我们坐在小树林里的长椅上聊天，旁边是闻一多的雕像，头顶是高高大大的梧桐树，正因为时间足够久，树冠阔大，枝枝丫丫伸过来，遮蔽了夏日的阳光。人坐在树下，感觉很清凉。

年轻的学子从身边走过，刘培教授所带的博士，绕在他身边讨论一个有关文学和政治的问题，困扰写在年轻的脸上。

一代代学生，从青涩到成熟，从困惑到深入，又一个轮回开始了。（来源：齐鲁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