骈文盛于汉魏晋六朝，至唐宋而渐衰，元明几乎沦为科第策论专用之物。然而到了清代，经过胡天游、纪昀、洪亮吉、汪中等人的口倡力行，骈文居然现出了中兴的气象。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对明前后七子“文必秦汉”口号的继承和发扬，对明末小品空疏文风的反拨，等等。而其中一个绝大的助力，是其时盛行一时的考据学风。

明亡之后，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一班人心伤国变，迁怒时风，极力反对明代文人率意为文，信笔清谈的作风，转而提倡经世致用之学，主张“文须有益于天下”，合文、学为一。黄梨洲“不必文人始有至文”（《论文管见》）的说法，成为有清一代学者论“文与学”的基本态度，后来浙东学派和扬州学派对桐城文章“不学”的嘲骂，正是清初诸儒的一脉风传。

到了乾嘉之间，如戴震、章学诚等学者，更是“义理”与“文章”并重，学者之文亦颇有可以文传者。其中骈俪一体，格律严整，用典富赡，足以夸学炫识，正是经学家的当行，风气所及，一般文人也多以能作四六为荣，故而骈文之道，久衰之下，倒也很出了几个名家，但说到像汪中这样，以学术立身，却以文章传世的，仍不多见。这就不得不提到汪中骈文的成就和对骈文中兴的功绩。

汪中的治学，是很受同侪和时人推重的，他学宗顾炎武，“中少日问学，实私淑顾宁人处士，顾尝推六经之旨以合于世用。及为考古之学，惟实事求是不尚墨守。”（《与巡抚毕侍郎书》）“经传诸史，旁逮医药种树之书，靡不观览……凡古今制度沿革，民生利弊之事，皆博问而切究之。”（《清代朴学大师列传•汪中传》）王念孙在致刘台拱的信中说：“闻容甫著作益富，此人才学识三者皆过于人。在我辈中，且当首屈一指。”他还在《述学叙》中称赞汪中能力反元明以来学界“凿空”、“株守”、“失真”三大弊，“才卓识高，片言只学，皆当为世宝之”。阮元也说：“汪中之学，镕铸汉唐，钩贯经史，成一家之言。”（《容甫小传》）章学诚后来与汪中交恶，于汪中之学多有诋毁，但也不得不承认：“其才甚美，学问虽未成家，记诵则甚侈富，仆向以为畏友。”（《答朱少白书》）

然而相较之下，大家还是更看重他的骈文，因为他实在是将骈文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王念孙所谓“容甫淡雅之才，跨越近代，其文合汉魏晋宋作者而铸成一家之言，渊雅醇茂，无意摩放，而神与之合，盖宋之后无此手矣，当世所最称颂者，《哀盐船文》、《广陵对》、《黄鹤楼铭》，而他篇亦称此，盖其贯穿于经史诸子之书，而流行于豪素，揆厥所元，抑亦酝酿者厚矣。”这算得是一个的评。汪中的骈文，正是“以学为文”，又能不沾滞于学，才能出自机杼，超明夺宋，卓然成一大家。

我们试来看他的《广陵对》，以古赋中常见的问答形式出之，自上古起，着眼于扬州人文之盛，英才之众，纵横古今，腾挪史实，语间慷慨，音调铿锵，铺叙时有山呼海啸之威，立论处有泰山不移之势，以致问者朱珪听后感叹：“今闻吾子之言，天下百郡，洵无若广陵者！”引一段如下：

汉室倾危，董卓干纪，百城拊心，莫敢先发。其有区区郡吏，无爵于朝，而义感邦君，结盟讨罪，升坛慷慨，必死为期，则臧洪说张超起兵，纠合牧守，以诛贼臣也。祖约苏峻，称兵犯阙，幼主幽厄，京师涂炭。其有因守孤垒，大誓三军，力遏贼冲，以保东土，西师乘之，遂殄狂寇，则郗鉴董率义旅，犄角上游，以匡晋室也。桓玄负豪雄之名，藉累世之资，挟荆州之众，乘晋道中衰，本末俱弱，易姓受命，人无异心。其有手枭逆徒，协谋京口，既克建康，偏师独进，凶族尽夷，乘兴反正，祀晋配天，不失旧物，则刘毅举州兵以平桓氏，光复大业也。

另如《吊黄祖文》，用的是楚辞的古赋体式，为黄祖祢衡事，作千古翻案文章，落笔至“申执手之款言兮，曰白首以为期。感斯情之信厚兮，恨不与之同时。苟吾生得一遇兮，虽报死而何辞”，将自已身世之感，遭际之慨，溶入其中，全不带牵强斧凿的痕迹，难怪周振甫评为：“汪中的骈文既有这样浓厚功底，又出以自然变化，融化无迹，是他的骈文所以一时无两。”（《中国文章学史》）而这篇文章的《序》更是骈散杂陈，错落有致，如“然观衡为黄祖作书，轻重疏密，各得体宜，祖持其手曰：处士，此正得祖意，如祖腹中所欲言，则犹有赏音之遇也。夫杯酒失意，白刃相仇，人情所恒有。至于临文激发，动色相咨，解带写诚，欢如亲戚，其冲怀远识，岂可望之今世士大夫哉。”正是近人汪曾祺所称道的那样：“他写得那样自然流畅，简直不让人感到是骈文。”（《用韵文想》）

自宋以降，骈文多不为文人学士所喜，宋神宗初即位，擢司马光为翰林学士。光辞以不能为四六。（《辞学指南》）洪迈认为四六骈文，于文章为至浅，最为陋而无用（《容斋三笔》），梅曾亮说得更为决绝：“盖骈体之文 ，如徘优登场，当丝竹金鼓佐之，则手足无所措；其周旋揖让，非无可贵；然以之酬接，则非人情也。”（《复陈伯言书》）完全将骈文当作了一种应用文体。这与唐之后古文大兴有关，也因为骈文形式过苛，容易缚人才情。也只有汪中那样的才学兼备，才能将之驾驭自如，举重若轻。李审言所说的“上窥屈宋，下揖任沈。旨高喻深，貌闲心戚。状难写之情，含不尽之意”（《汪容甫先生赞序》），还只是泛泛地说好，后来章太炎的评价才真是搔到了痒处：“彼其修辞安雅，则异于唐；持论精审，则异于汉；起止自在，无首尾呼应之失，则异于宋以后之制科策论。而气息调利，意度冲远，又无迫笮蹇吃之病，斯信美也。”（《菿汉微言》）

骈文，以及相关的律赋、对联、律诗，乃至八股，是中国文学中形式化最强的一类。由于形式的累积，格律的严苛，往往会使写作变成戴了镣铐的舞蹈，必然会遭到大多数生活在快节奏社会的现代人的摈弃。然而形式化也并非没有它的意义，在固定的文学形式中常常可以发现文学传统的积累，窥见写作者的文学功底，陈寅恪在《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中对这一点有较详尽的发挥：“据积年经验所得，以为今后国文试题，就示一方法，其形式简单，而涵义丰富，又与华夏民族语言文学有密切关系者……似无过于对对子之一方法。……（甲）对子可以测验应试者能否知分别虚实字及其应用……（乙）对子可以测验应试者能否分别平仄声……（丙）对子可以测验读书之多少，及语藏之贫富。……（丁）对子可以测验思想条理。”瞿兑之也在《中国骈文史•序》中对“流俗之人”“震于骈文用典之浩博，以为不易索解”十分生气，以为“殊不知骈文不尽需以用典为高，其用典者，亦贵于融合无迹，剪裁得当，虽用典而不觉其用典，方为妙手”。刘麟生在预测骈文的将来时说：“今后之骈文不必废，而作者必不多，其存者必其文之有情感重气韵，而一归于自然者也。”汪中的骈文正是他心目中的理想对象，所以他在评价汪中的文章时称：“佳句固多，而其深厚之气势，则非读其全篇不可。”由此可见，汪中的出现，固有恃于其时学风的改易，但无汪中这样的大家，清代的骈文中兴恐怕也成不了那样的气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