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式论文的负面影响

□谢泳

（来自：《文汇报》2014年9月18日笔会版，详情请点击“阅读原文”）

中国学界现在普遍流行的论文格式是西式的，以专业学术期刊和大学学报为主要代表，据说此类文章基本没有真实阅读量，而只有升职统计量，当然这个判断可能只代表部分人情绪化的态度。

西式论文的格式是先陈述所谓学术史，再表达创新处，强调处处有注解，句句有来历，得意处是注释比正文长才专业。西式论文格式，对一般社会科学研究可能有较高合理性，比如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但对中国文史研究，我以为基本不合适。一个简单的逻辑是如果它合适，为什么陈寅恪、胡适、傅斯年、钱锺书他们早年不提倡这个东西？我们难道比陈、胡、钱高明？陈、胡、钱一生文体，都是中国传统文史研究的格式。我近年观察，此类西式论文的流行，已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史的表达方式，甚至可以说害了中国的文史研究，现在很多学中国文史的研究生，不会写文章，写不了像样的文章，可能与这个训练不无关系。

中国传统的文史研究方式，文体多样，掌故、笔记、诗话、札记、批注等，核心都在有新材料和真见识，讲究的是文章作法，不在字数多寡，但要言之有物，要有感而发，所以学术研究中饱含作者个人才情。好的中国文史研究，不张架子，不拿腔作势，凡陈语腐言，一概摈弃。

西式论文成为学界主流，大体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是在提倡学术规范中引进的，后来大学评价体系完善后，西式论文就成了学术主流，不按这个规则写出的文章即不合法，不成为学术文章，流风所及，今天西式论文已是独步天下，所有学术期刊都统一到了一个格式上。

文体变革直接关乎思想表达和文化承传。陈寅恪当年对佛经中土流传中文体的变化极为敏感，他专门注意过佛经“合本子注”的演变，很早就察觉到了文体在思想传播中的重要作用。他在名文《论韩愈》中总结韩愈的贡献，有一项就是文体。陈寅恪说：“古文乃用先秦、两汉之文体,改作唐代当时民间流行之小说,欲借之一扫僵化不适用于人生之骈体文,作此尝试而能成功者,故名虽复古,实则通今,在当时为最便宣传,甚合实际之文体也。以文为诗,尤为独创。较之华译佛偈,有诗之优美,复具文之流畅,韵散同体,诗文合一,不仅空前,恐亦绝后。”

陈寅恪自己的文体就是传统中国文史研究格式，融合西方学术研究精神后形成的，比如在学术研究中对何为独创与何为别人已有学术观点和史料，陈寅恪叙事中极为明晰，自己的发明绝不轻易让渡，而对别人的创新研究时时表示敬意，哪怕是偶然意外重复，陈寅恪都要特别加以说明。但陈寅恪的文体是中国的，形式上没有一点洋气，钱锺书更是如此，他的文体一直走中国传统诗话的路子。但陈、钱的文体并无碍他们在西方学术界的影响。

中国文史研究的文体问题相当重要，它本身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在漫长的文明演进过程中，在文体和思维方式上都形成了自己的特点，考证、义理、辞章的完美结合，始终是学术大家的共同特点。而西式论文成为学术体制评价主流后，中国传统文史研究的特点基本就消失了。我们今天很难在正统主流学术期刊上看到考证、义理、辞章统一的好文章，所见多是大而无当，空话连篇，以粘贴史料、转述各方观点为主要叙事模式的高头讲章。

学术的自信源于对学术的忠诚，好的中国文史研究，似乎没有必要削足适履，硬往西式论文格式上靠。我以为理想的中国文史研究应当满足如下三个条件：一、汉语写作；二、中式文体；三、个人情感。

西式论文主导学界是学术职业化和学术体制化带来的一个恶果，它适应于升职称、拿课题和套经费的量化管理，现在应该是反省的时候了。

2014年6月15日

伟光按：

谢泳先生是从所谓的非主流进入主流学术话语体系的，但是坚持了自己的风格。此文四年前所写，但似乎没有发挥应有的影响力，是以专门表彰，倡导中国自己的文史研究方式，逐渐扭转西式论文对中国文史研究的戕害对中华文化的毒害。有感而发，言之有物，富有才情，不可复制，这是中国传统做学问方式——以札记和批注为代表——的优秀品格，一旦西化格式化标准化，文史研究就成了机械式的流水作业，不再抑扬顿挫，不再风流飘逸，不再雄厚苍劲，所谓的学术文章成立干巴巴的死物。我在多个场合大力倡导，要以中国方式研究中国文史，正式基于文化自信基础上的学术自信，期待有识之士奋起，转移陈腐落后的风气，营造新时代的学术新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