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上海书评”，原文为《名家治史：方法与示范》新版序，作者为罗志田教授。罗志田，1952年生，四川大学文科杰出教授。著有《再造文明的尝试——胡适传（1891-1929）》《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等。

《名家治史：方法与示范》

罗志田 主编

序言观点摘录

◈史学方法的基础就是逻辑和常识，具体则是一些批判原则和工作程序。我们不仅可以学到手，更当积极主动去寻求。

◈方法和能力，都是可以通过学习和训练获得的。一是要先有求的态度，二也要注重求的方法，而且主要靠学的人自己去摸索体会。不仅所谓“知识”如此，求知识的方法亦然，就看是否找到合适的途径。

◈发挥学生一方的学习主动性，则最简单的学习窍门，就是先看好的老师如何做，然后学着做，再徐图超越。这也就是一般所说的临摹。学问和技艺能够传承，主要就靠临摹。

◈先要学得像，即“有所法而后能”；在将前人“巧之法”归于已后，又要不像，庶几“法变巧生”，于是可以“变而后大”。巧的前提是熟，而熟的前提是能（会做）。“天才”也是在学习进程中展现的，必要自己的“个性出来了”，才算是“法变巧生”，也才能变而后大。

◈临摹是一个发展中的进程，近于俗话所说的“干中学，学中干”。而其基本点，就是选定尊崇、摹仿的榜样，学而习之，然后变而后大。

◈选择临摹对象的第一标准是取法乎上，第二标准是不要好高骛远，而要随时随地（此取本意）。在“取法乎上”之余，也要特别注意“法后王”这一原则。首先是适应学生程度，庶几能因材施教；同时也要适应学生所在时代的需要，名曰因时施教。

◈大学首先是培养人的场所，其次才是求知识的地方。只要有求方法的态度，注意求的方法，多少总有所得。关键在于，不要仅把课程和论著看作知识的来源，更要当成学问的示范。

◈要走学问之路，必须进入学术之流。也只有得其法入了门，方有预流的可能。预流之后，就是向前推进。编这本书的立意，是希望读书的学生能从“法而后能”到“变而后大”，也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温故知新。

◈学术研究是一个发展中的进程，具体撰述总会停笔，但它又在阅读中延伸。阅读不止，意味着参与的持续，研究也就永远处于发展之中。

◈师傅引领学生入门，只是学问的第一步；只有学生本独立精神，通过自由探讨以“辩正师傅的是否”，学问才能发展和进步。

《名家治史：方法与示范》新版序

罗志田

中国向来的教育主旨，是把学习的主动性放在求学者一方。或因此，抽象出来的“方法”向不为人所重；自信足者可说“文成法立”，谦逊一点的也以为“文无定法”。即使有意发凡起例，也往往比较隐晦，要读者自己去摸索。重视治学的“方法”问题，或是近代西潮冲击下的一种“中国反应”——在二十世纪初年清末尝试新学制时，深受日本的影响课程设置中，几乎每一学科都有“研究法”一门课，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方法热”。尽管如葛兆光老师所说，这西潮多半来自东瀛，但日本新学制的背后，显然有着西方的影子。

这样注重“方法”的倾向也有些本土的远因——从清朝乾嘉时候开始，“考据”逐渐成为一种带有独立认同的“学问”。有的人自称治考据，有的被他人称为工考据。类似说法相当常见，意味着一种带有广泛适应性的方法已从各种具体专门的学问中独立出来，自成一“学”，且极受重视。后来西方一些社会科学的学科，方法也专门化到几乎可以独立成为一个子学科。不过在人文学科，这样的情形比较少见。

我要特别说明，视考据为“方法”更多是我们的后见之明，以前的当事人自己并不认为考据是“方法”。实际上，在中国的治学传统下，“方法”向不具有杜亚泉所谓“假定的人格”在，很难成为一种独立的学术“单位”。故“考据”可以言“学”，方法却未必能成“学”。简言之，从考据成学到晚清的方法热，在中国学术传统中都有些特别的意味，并非“自古以来”就是如此。

然而在近代新语境下，治学“方法”渐成人们的关注所在。今日在大学教书的人，方法是常被学生问及的问题。在史学领域，我知道不少学生都想获得某种可以概括抽象出来的“方法”，以为学会了即可治史。尽管我在一定程度上赞同“史无定法”的主张，但我非常理解学生们的愿望，尤其他们身处这样一个急功近利之风劲吹的时代。

要说史学方法，不论教与学，真要到好的程度，其实都不简单，却也并非妙不可言。我想和年轻人分享蒙思明先生的一句话：史学方法“并不是一种神奇的东西、秘密的宝藏，而实际只是一些合乎逻辑、合乎常识，可以使人信赖的批判原则和工作程序”。换言之，史学方法的基础就是逻辑和常识，具体则是一些批判原则和工作程序。我们不仅可以学到手，更当积极主动去寻求。孟子说过：

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人病不求耳。子归而求之，有余师。（《孟子·告子下》）

故道不难知。方法和能力，都是可以通过学习和训练获得的。一是要先有求的态度，二也要注重求的方法，而且主要靠学的人自己去摸索体会。不仅所谓“知识”如此，求知识的方法亦然，就看是否找到合适的途径。梁启超曾说，“真正做学问，乃是找着方法去自求，不是仅看人家研究所得的结果”。若自己学到“做学问的方法，乃能事半功倍”。我可以补充说，只要有心，看人家如何得到那样的研究结果，也能找到做学问的方法（详后）。

若据孟子的指引，发挥学生一方的学习主动性，则最简单的学习窍门，就是先看好的老师如何做，然后学着做，再徐图超越。这也就是一般所说的临摹。学习治史方法，临摹既是正道，也是捷径，或许还是最简单易行的。桐城文派所谓“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便是这一学习方法的最好总结。

《再造文明的尝试——胡适传（1891-1929）》

有所法而后能

由于以前“方法”不被看重，好的启蒙之书也非常少见。陈澧曾说，“学问之事，莫难于入门。既入其门，则稍有智慧者必知其有味，而不肯遽舍”。因此，“精深浩博之书，反不如启蒙之书之为功较大”。但过去“多宏通之篇，寡易简之作；可资语上，难喻中人。故童蒙之子、次困之材，虽有学山之情，半为望洋之叹”。而好的“启蒙之书，又非老师宿儒不能为。盖必其途至正，其说至明，约而不漏，详而不支”，才能导引入门。他自己就想写一本“事繁文省，旨晦词明”的书，使人“视而可识，说而皆解”。然而这只是一个理想的目标，他最后也没写出来。

当然，通人不肯写入门书，是古今中外的普遍现象。或受晚清方法热影响，近代中国情形稍变，从梁启超开始，写史学方法的大家不少。外国现在也稍不同，时见大人物说史学方法，如三位享大名的美国女史家阿普尔比（Joyce Appleby）、亨特（Lynn Hunt）和雅各布（Margaret Jacob）合写的《历史的真相》（刘北成、薛绚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就是一例。按我们现在的标准，三位都是行内名副其实的大人物，其中两位还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她们能发心做这种金针度人的事，是很不容易的。惟读者受益多少，却也还不好说。

在过去少见专门教方法的语境下，学问和技艺能够传承，主要就靠临摹。从补锅、做家具到练武、学写字，以至于作文、作诗、作画，大致都是从临摹入手。不过一般的手艺人以谋生为念，少有武侠小说中人欲“光大门派”之想；而作文、作诗、作画的，则总思在学得像样的基础上有所突破，以创出自己的“特色”。多数人虽然很难越过“有所法而后能”的阶段，“有所变而后大”的境界却总是有志者的努力方向。

明清之际的张自烈论作文说，从事古文者，“才虽过人，未有无所祖述而径造者。今人而欲为古人，初恐其不似古，久之又恐其似古”（那样就成了依样画葫芦，所得不过古人糟粕）。故“必酝酿古文之巧之法以归于已，使见者莫能名其为某家，……庶几法变巧生，而文日进”。这可能是对临摹法最好的总结，先要学得像，即“有所法而后能”；在将前人“巧之法”归于已后，又要不像，庶几“法变巧生”，于是可以“变而后大”。

这里有一个与“法”并列的关键字，即“巧”。主张道不难知的孟子也曾说过，“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孟子·尽心下》）。“规矩”大体即“法”，与“巧”形成一种对应的关联。两千多年来，很多人都在琢磨孟子这句言简意赅的话。张自烈所言背后，多半也有此意在。与他大约同时而稍年轻的王夫之以为：

巧者，圣功也。博求之事物，以会通其得失；以有形象无形，而尽其条理；巧之道也。格物穷理而不期旦暮之效者遇之。

那意思，大匠不能使人巧，但学者可以通过自己的摸索努力，领会巧之道，从而能巧。昔朱子注《论语》，曾提出“学之为言效也”。胡适发挥说，“学画的，学琴的，都要跟别人学起；学的纯熟了，个性才会出来，天才才会出来”。大家可能都听过“熟能生巧”一词，胡适所言，是对此语的精妙阐释。巧的前提是熟，而熟的前提是能（会做）。我们更要记住，“天才”也是在学习进程中展现的，必要自己的“个性出来了”，才算是“法变巧生”，也才能变而后大。

吕思勉进而提醒我们：

研究学问有一点和做工不同。做工的工具，是独立有形之物。在未曾做工以前，可先练习使用。研究学问的手段则不然，他是无形之物，不能由教者具体的授与。对学者虽亦可以略为指点，但只是初步的初步；其余总是学者一面学，一面自己体会领悟而得的。

这大概是延续王夫之关于“法”和“巧”的辨析，特别强调做学问的人与一般匠人不同，更要靠自己的体会和领悟，而且要一面学，一面体会。孔夫子说过，“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史记·太史公自序》）。他老人家说的是表述，其实观听亦然。尤其学问讲究自得，有所悟然后有所得。没有身体力行，不容易有所悟。故吕先生以为，“研究的方法，必须试行之后，方能真知。抽象的理论，言者虽属谆谆，听者终属隔膜”。

在课堂上直接教方法，多少带有灌输意味，学生未必欣赏，也不易领会。毕竟所谓方法都相对抽象，全无操作经验的新人，不那么容易领悟。我自己就常听学生说：老师，现在我知道您当初说的是对的了。但何以说的时候就不能领会呢？一个因素当然是老师讲得不易使人领会（这方面我要深自检讨），大概也与学生没有实践经验相关。

这样看来，临摹可以说是一个发展中的进程，近于俗话所说的“干中学，学中干”。而其基本点，就是选定尊崇、摹仿的榜样，学而习之，然后变而后大。中国过去不觉得需要写什么门径书、方法论，或即因很多人以为临摹不失为一种不错的求学之路。而从既往的经验看，先临摹而后突破，已几乎成为“颠扑不破”的真理了。所以我要再说一遍，临摹不仅是学习的正道，也是学习的捷径。

进一步的问题，就是什么样的作品更适合我们临摹。

《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

临摹什么好

我们要临摹，当然应选择优秀的对象。不过，前人作品成千上万，究竟看什么，对初学者是个很困难的选择。要说选择的标准，可一言以蔽之，即取法乎上而已。

初入道者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尚难判断好坏优劣。学生初入一个领域，常常觉得那些已出版发表的论著，似乎每一篇、每一本都好（也有认为全都不好的）；到了能够区分出论著的好坏优劣时，就可以说是入门了。要达到这一步，有个过程，长短因人而异。以今日课程安排的饱满程度，本科学生看“课外”读物的时间已不多，恐怕到毕业时还不一定找到性之所近的临摹对象；而研究生又苦于学习期限不长，要在课余广读当世论著而择定摹仿目标，似亦非短期可成。

在自己难以分辨时，一是可以寻求老师的指引，另一窍门就是观摩那些几十年后还有人看的名家之作。所谓名家，最好是与读者所处时代接近的。故选择临摹对象的第二标准，就是不要好高骛远，而要随时随地（此取本意）。影视作品中常见时空“穿越”者对环境的不适应，很能提示随顺时地的重要。我在课堂上对学生的建议是，在近日史家中选一位性之所近（而不必是最著名）的高手，先熟读其论著，自己研究时试着先思其所思、言其所言，觉得像了，便已有一定火候，以后再想突破、特色一类高远的问题不迟。

常听人说现在的人“眼高手低”（如上面提到那些认为既存论著全都不好的人便是），这当然不够好；但我的看法，眼不高则手也高不到哪里去，若能由眼高进而手高，就比较理想了。实际上，有时学生的眼高手低，也是老师无意中培养出来的。吕思勉就曾指出：“近人教人读史时，每使之先读《史通》《文史通义》。此两书诚为名著，然其内容，均系评论前人作史的得失；于旧史全未寓目，读之知其作何语？讲亦何从讲起？”这话是吕先生在1950年代说的，可叹的是，今日此风仍盛。有些学校的“中外史学名著导读”一类课程，要求读的书籍，中国的从《左传》到《资治通鉴》，外国的则要求读吉本（Edward Gibbon, 1737-1794）写的英文书。

似此选择，目的虽好，手段实不敢恭维。盖若真能领会《资治通鉴》及此前中国史著中的精义，对治史当然极有裨益；吉本及更早的西方史著亦然。但这样的名著通常要经过非常高段位的“导读”，才能对学生研究历史有实际的帮助。尤其现在计日程功的要求变本加厉，甚至在研究生阶段就不得不发表论文。吉本的文采虽好，那也是相当于我们乾嘉时代的英文。学生要从他们的史著中学到多少适应当代学术刊物（以及出版社）要求的史学表述方式，写出符合现在要求的史学论文，恐怕是极大的挑战，不眼高手低也难。

窃以为老师编选本，一定要设身处地尽量为学生着想。章太炎早就说过，“不法后王而盛道久远之事”，实不利于“致用”。朱光潜在抗战后期也强调，大学《国文选目》应采“法后王”取向，最好选章士钊、梁启超、胡适等人的文字；若选文言文也以多选唐宋以后的为好，因为秦汉文章“大半绝对不可模仿，比较易模仿的还是唐宋以后的文章”，更能起到实际的示范作用。

这类读本与“名著导读”课程相类，目的正在于“致用”。故在“取法乎上”之余，也要特别注意“法后王”这一原则。首先是适应学生程度，庶几能因材施教；同时也要适应学生所在时代的需要，或可名曰因时施教。而朱先生所说的“示范”作用，应该是“选读”最应考虑的功能。具体到史学，还是多选用白话或当代外语写作的学术论文和专著为范本，更能对学生起到实际的启发。因为他们即将面对的，正是今日而非往昔的学术研究和表述方式。

据说戴震少时学作文，在《史记》中选出《项羽本纪》和《信陵君列传》等十篇，作为临摹对象，“皆密密细字，评其结构、用意、用笔之妙”。他所“评”者，也就是想要仿效的——结构、用意和用笔之法。范文澜认为这个方法值得效法，曾建议北大历史系同学从古今名篇里选二三十篇来读，“从名篇里面学习作文法；揣摩揣摩，练习练习，实行学而时习之的办法”，以加强表达的能力，可以“一辈子受用”。

现在和戴震所处的时代已大不同，也远比范文澜那时更急功近利，连在校学生也不得不“快出成果”。在这样的时代，要他们学习相对超越的“作文法”，已近于奢侈。恐怕只能退而求其次，循急用先学之法，把更具体的学术表述作为目标。老师在课堂上讲论方法之余，若遵循前贤的提示，选择一些优秀的名家作品，编成一书，或比直接讲方法更使人感觉亲切，不失为一个帮助学生的好方式。

我想再次强调，让年轻人学习怎样做研究的典范，不必是所谓永恒的经典，而应是他们可以临摹的范文。如果一编在手，既能感受学问大家的气度格局，也能学到怎样提出问题、运用史料，以及如何论证其所欲言，或许更适合学生的需要，受到他们的欢迎。这是促使我们编辑这本《名家治史》的主要动因。

《裂变中的传承：20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与学术》

从示范中学方法

本书的立意，即副标题所标出的“方法与示范”。其中有四篇是直接讨论史学方法的，分别是李思纯的《史学原论·译者弁言》、蒙文通的《治学杂语》，以及蒙思明的《考据在史学上的地位》和《史学方法的任务》。其他的则是作为示范的研究论文，早的发表于1930年，晚的则到“改革开放”之后了。

朗格诺瓦（Ch. V. Langlois）和瑟诺博司（Ch. Seignobos）的《史学原论》一书写于十九世纪末，在全世界影响甚大（其法文原版和英译本近年都还再版）。李思纯先生在“五四”之后翻译《史学原论》，不啻空谷足音。中国后来各种史学方法著作，不论是否言明，皆多所借鉴。他所写的前言不长，概述了中西史学方法的异同，最可提示我们什么叫做“简而且周，疏而不漏”（刘知幾语）。

蒙文通先生的《治学杂语》可谓体大思精，不仅学生当读，老师亦然（我自己便每读皆有所获，真正是受益匪浅）。这原是蒙默老师据各种散见材料编成的，经蒙老师俞允，删略了一些针对具体研究的专门论述，并适当调整了次序，把意思相近的内容整合在一起。文通夫子循循然善诱人，他的耳提面命，最宜置于手边，学而时习之，多读必多受益。

蒙思明先生《考据在史学上的地位》一文是他在华西协合大学讲“史学方法”课的绪言，原题为“史学方法在史学上的地位”，应钱穆之邀到齐鲁大学（时在成都）国学研究所讲演，乃改今题发表。我们或可从原题思路去阅读，感觉又会不同。《史学方法的任务》大概也是同一课程讲稿的改写本，进一步专论史学方法究竟要做什么以及可以做什么。两文均是真正学贯中西之心得，非许多教材式“历史研究法”可比。

其他的研究论文都是二十世纪新史学背景下围绕具体问题（issues）的探讨。它们不是指示性的空论，而是指引性的示范。有的文章提出了新问题，有的提示了新思路，有的使用了新材料，还有一些则看似“普通”，细读乃新见迭出，仿佛行走在山阴道上，“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这样的作品，特别适合初学者细心揣摩。

我想，大学首先是培养人的场所，其次才是求知识的地方。即使求知识，学到绣鸳鸯的方法，也比得到别人绣出的鸳鸯更重要。而从绣出的成品中，正可学到绣鸳鸯的方法。如蒙思明先生所说，中外历代“史家的成套著述和单篇论文内，到处都可发见一些史学方法”；甚至“自古以来有思想有聪明的人，不管他是否从事历史研究，也不管他对史学造诣的深浅如何，总或多或少的能利用一些史学方法，可以做我们的示范的”。青年学子贵在“从各种绣出的鸳鸯上，寻出一套刺绣的法度；有系统、有条理的归纳出一些原理原则、工作程序”，这是“学习的捷径”。

治学的方法有时也可从课堂听讲中领会。蒙文通先生说：“大学以上的学生，主要是学方法。在听课时，应跟着先生的逻辑思维的发展而发展，体会先生是怎样思考问题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提示，如果我们听课时有这方面的思想准备，能注意抓住老师讲述的逻辑思路，循其发展而跟进，就可以得到远超过学“知识”的收获。同理也适用于读书。例如上面提到的三位美国史家的研究论著，我们若像两位蒙先生提示的那样去读，注意其“刺绣的法度”，有意识地体会其思考和表述的逻辑思路，所得说不定还超过读她们的方法论。其他人的作品亦然。只要有求方法的态度，注意求的方法，多少总有所得。关键在于，不要仅把课程和论著看作知识的来源，更要当成学问的示范。

对选定的示范作品，需要时常亲近。戴震曾说，他写《句股割圜记》的“上二篇成，下一篇难做，即取太史公《信陵君列传》玩味一番，遂成下篇”。在一般人看来，《句股割圜记》和《信陵君列传》的文字类型颇异，而戴震仍能得到启发，最能凸显典范的作用。后来列维·施特劳斯也说，他每次写书之前，会先读几十页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从经典写作中寻找表述的感觉。

两位都是中外大家，仍坚持从自己敬重、欣赏的前辈作品那里找感觉，这本身也是一种示范。我们读《名家治史》时，或可多注意这些老师如何把握一个问题的全景，构筑一个整体的间架（往往是自然形成，未必是“构思”出来的），并将各式各样“碎片”式的材料嵌入其中。有些材料别人或以为“无关”，但融合在一起之后，就展示出了不同寻常的意义。我们甚至不妨想想，如果是自己来写老先生当年所写的题目，我会提出什么样的问题？我会选择什么样的论证方式？甚至我会怎样开头、怎样铺陈、怎样结尾呢？

通过这类有针对性的比拟，也许你会从中感觉到自己与史学大家的差距，那就找到了提高的方向；如果你和他们所见略同，那你就是特别适合这一行的人。不论是看到差距还是产生彼此“心同”的感觉，都会鼓励你在史学道路上继续前行，进而光大我们的史学。

《近代读书人的思想世界与治学取向》

有所变而后大

前面说“法变巧生”时，已略及“变而后大”。我一向主张学生当存“人皆可以为尧舜”之念，树立“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的气概。然若有前贤导引入门，可以少走弯路，自然事半功倍。盖学问如流水，不曾预流者，不论欢喜赞叹还是怨恨咨嗟，多半是“为赋新诗强说愁”，不过望水兴叹而已。要走学问之路，必须进入学术之流。也只有得其法入了门，方有预流的可能。

真入门之后，感觉是大不同的。董仲舒论读《春秋》说，“弗能察，寂若无；能察之，无物不在”（《春秋繁露·精华》）。未预流前，在学术世界里感觉一片茫然；预流之后，即左右逢源，好像处处都有熟人。我们的年轻同学，可曾有类似的感觉？

预流之后，当然就是向前推进。编这本书的立意，是希望读书的学生能从“法而后能”到“变而后大”，也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温故知新。不过我们永远要记住，“法变巧生”的基础，是先要温故，然后知新。

现在上下提倡创新，有些人动辄喜欢引用冯友兰的话，不想“照着讲”，而要“接着讲”，其实未必看明白了冯先生的原意。冯友兰在《新理学》中曾说，之所以自号为“新理学”，是因为“我们是‘接着’宋明以来底理学讲底，而不是‘照着’宋明以来底理学讲底”。他在晚年将此提炼为“照着讲”和“接着讲”，强调哲学上的创作是要说明自己对于某一问题的想法，而“自己怎么想，总要以前人怎么说为思想资料，但也总要有所不同”。可知冯先生的意思，必预流而后可言突破，“照着讲”是“接着讲”的前提。

今日很多自诩“接着讲”的，其实未必能“照着讲”。若“照着讲”尚且不能，又如何“接着讲”？中国经学史上有所谓“传道”和“传经”之分。孔夫子指示我们，“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则“传道”应在“传经”之上。但“弘道”非人人所能为，历史上很多时代，遍天下难见足以“弘道”之人，不得不姑“传经”以守先待后，期日后能有“弘道”之人出。简言之，始终有人能“照着讲”，才是不时可以“接着讲”的基础。

学问是天下的公器、古今的长流，正要前呼后拥（此用字面义），方可继往开来。在章学诚特别强调的“言公”之中，读者起着关键的作用。不同的前言后语，可以“并存于天壤。而是非失得，自听智者之别择”。不论是言出于己，还是转述于他人，“是非失得”最终是由读者决定的。或可以说，学术研究是一个发展中的进程，具体撰述总会停笔，但它又在阅读中延伸。阅读不止，意味着参与的持续，研究也就永远处于发展之中。故言之“公”不仅是空间的，也是时间的；存于天壤，也存于历史；有人参与即“公”，反之则“私”。从这个意义言，名家作品的阅读本身，就是学问的延续。

不过阅读只是参与的第一步，如梁启超所说，他人的研究所得，“未必都对”；学生得到“点石成金的指头”之后，就“可以自由探讨，并可以辩正师傅的是否”。陈寅恪先生有句名言：“一定要养成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批评态度。”“自由探讨”是学术独立的前提，而批评态度主要是针对学生而言。梁启超名之曰“思想解放”，亦即“无论什么人向我说什么道理，我总要穷原竟委想过一番，求出个真知灼见。当运用思想时，绝不许有丝毫先入为主的意见束缚自己，空洞洞如明镜照物”。

窃以为学生与师傅相互辩正，是特别重要的。在章太炎看来，后人与前贤商榷，并非轻慢，而是尊敬。盖“欲弘道，固不以言殉人；尊之至，故以争为匡救”。师傅引领学生入门，只是学问的第一步；只有学生本独立精神，通过自由探讨以“辩正师傅的是否”，学问才能发展和进步。这是我们编这本书希望达到的长远目标。

最后我要说，这是一本面向学生的书，序言应当尽可能简明清晰。不过也正因为是面向学生的书，不能不分外慎重。个人才疏学浅，只有多引前贤之言以壮声势。若因这些引文使这篇小序读起来不那么顺畅，谨向读者诚恳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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