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森 玉

徐森玉

(1881—1971)

徐森玉，名鸿宝，以字行，祖籍浙江吴兴，迁居江苏泰州，1881年生。文物鉴定家，金石学、版本目录学家。曾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徐森玉少时读家塾，后入著名的白鹿洞书院，师从于式枚，为此后对国学、版本目录学的研究工作打下扎实基础。后应科举试，得中举人。1900年考入山西大学堂研习化学。读书期间就撰写了《无机化学》与《定性分析》诸书出版，人称“奇才”。山西学政宝熙国学造诣颇深，对皇族中的收藏及清宫掌故也很了解，喜欢与才俊之士谈古论今、鉴赏文物。他常派人把徐森玉接进府中长谈，成为忘年之交。有时新得一古文物，他们更是兴趣浓郁，引经据典，分析考证。徐森玉在山西大学堂毕业后，历任奉天将军署文案、奉天高等工业学堂和江苏工业学堂监督、学部图书局编译员。辛亥革命后接替李大钊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又在教育部任职，和鲁迅同为佥事。1924年11月，冯玉祥把末代皇帝溥仪赶出紫禁城，徐森玉被派往由当局与逊清皇室共同组成的善后委员会工作，并担任古物保管委员会顾问及东陵盗案审查委员会委员，后任故宫古物馆馆长，参加清点、接收清宫文物和财产。旋即发觉不少珍贵文物已被盗卖。他气愤之馀，发愿要以毕生精力一一追回。于是不辞劳苦，到处查访。在几十年的奔波中，还连带发现了辽代古寺、元代戏台、唐代地契、元代阿剌伯式浴池、汉代巨型碑刻，还有周代墓群、楚国木椁等无数中华瑰宝。山西赵城郊区的广胜寺藏有一部现存最早的大藏经刻本，系金代遗存，学术界誉为《赵城藏》。原有7000馀卷，抗战前尚存近5000卷，徐森玉曾呼吁由北京图书馆收藏未果。抗战中赵城沦陷，日寇派人寻觅《赵城藏》。情急中，徐找到郑振铎转告中共地下组织。经八路军派出一支队伍赶赴赵城，协助文管会抢救出4330卷。解放后，这批藏经刻本终于得以入藏北京图书馆。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觊觎华北，为避劫难，故宫的文物必须南迁。徐森玉主持这次文物大迁徙，亲自跟随由几十辆卡车组成的庞大车队，从北平入陕西，一直押运到贵州，将文物藏进安顺附近山区。1938年，他在昆明郊区为北京图书馆寻求保存珍本之地，因山路崎岖，不幸跌伤股部，治疗五个多月，还是落下残疾，从此只能拄着拐杖蹒跚行走。后日寇西侵，桂黔告急，深藏安顺的故宫文物，不得已再作一次更为艰难的转移。他拖着一条残腿，与同伴们一起翻越几十座大山，闯过土匪出没的地区，屡经风险，才将文物安全运抵重庆。他还曾冒险从敌后抢出居延汉简。那年他在长沙获悉，居延汉简还陷落在日寇占领下的北大研究所，他深恐被敌军劫走，就秘密回到北平，与青年学者沈仲章躲过重重障碍，把汉简及一批珍贵文物古籍潜移天津转上海，最后送到香港保存。1939年底，上海文化教育界人士张元济、何炳森、郑振铎、张寿镛等成立文献保存同志会，极力设法抢救流散在沪的珍籍善本，以免遭劫。徐森玉和郑振铎遍访刘氏嘉业堂、邓氏风雨楼、金宅海日楼以及李氏经山藏等江南著名藏家，有计划地选购了一大批，历时达7个月。然后将嘉业堂善本捆扎成257个邮包，其馀的明善本捆扎成1710个邮包，外加3200馀部明刊本、抄本等，一律陆续寄交香港大学图书馆，由许地山、叶恭绰负责收存。这批书在香港沦陷前不及移出，被日本海军陆战队作为“战利品”劫往日本。抗战胜利后发现收藏在帝国图书馆，经追索取回，今存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其时还有八十二部属甲级文物的宋元古本，装满两大箱，于1941年7月由徐森玉携至香港，再空运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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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他回上海定居，与郑振铎一起把孤岛时期收购的其他古籍作了一番清点，善本尚有一千几百部。后来国民党政府派人取走一部分，有些在解放后由人民政府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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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解放前夕，徐森玉以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名义留守南京，代行院长事。国民党政府教育部要徐将一、二类文物尽可能全部运往台湾，至少也要将第一类带走。徐明里将文物分出一、二类，到装箱时，暗中将两类对调，把最珍贵的一大批保存在大陆，运往台湾的大都属二类。国民党为拉拢徐森玉，先是许以故宫博物院院长和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高位，接着又用教育部等五单位的名义，邀请他去台主持工作，但都被推辞。后来更把机票送到他手中，劝他赶快离开，他知道事态紧迫，立即躲藏起来，直到上海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徐森玉不顾年迈，全力投入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工作，担任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兼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文物处处长，负责筹办上海博物馆和上海图书馆。后又担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务委员。1960年兼上海博物馆馆长及全国第二中心图书馆委员会主任，同年7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还当选为第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策杖四处走访，为国家征集、鉴定了大量具有重要价值的文物，特别是晋代王献之、王珣，宋代司马光、苏东坡的真迹；秦汉以来的帝王印玺、商代及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和殷墟出土的龟甲骨片。1962年，中央文化部向徐森玉颁发了嘉奖令，表彰他为文物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1964年12月，他出席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周恩来总理于百忙中接见了他，在仔细询问他的身体情况以后，握着他的手深情地说：“森老，您是我们的国宝啊!您这样高龄，理应让您休息了，可眼下咱们的年轻人一时还接不上，就请您老再辛苦几年吧……。”徐森玉激动地连连点头说：“总理，您放心吧，我一定尽己所能，培养后人，为国效力!”他继续操劳，健康状况日衰，上级为他配备一名青年，帮他记录、整理著述，《文物》等专业性刊物发表了他好些有关碑刻法帖的论文。到1966年春节之前，他已病重，但心系事业，仍念念不忘众多未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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孰料，这样一位贡献卓著而品德高尚的爱国老学者，竟在“文革”一开始，便打入“十大反动学术权威”之列，备受抄家、批斗侮辱。1971年5月19日含冤去世，终年91岁。1979年2月16日，上海市有关单位为徐森玉举行骨灰安放仪式，郑重地平反昭雪，为他恢复名誉。遵照他的遗愿，1985年，其子女将他生前的一万馀册藏书全部捐赠给上海博物馆。

(据《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传略》“徐森玉传”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