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墨生/文

我经过二十余年的认识，决定为沈尹默书法“正名”—当然，是个人意义的自我认知纠偏。

20世纪90年代初，笔者在连载于《书法报》的《现代书法家系列批评》文章中曾对沈尹默有褒贬。大意是：沈先生的书法是师法晋唐的，“在平和中追求美的变化与丰富”，“在今人看来这种风格无疑太‘传统’或者失之古典主义了”。甚至还批评其书法“欠缺某种‘现代感’”。拙文一方面肯定了沈书的“入古”，一方面也指出其书艺术创造上的“不足”。

时过境迁，笔者在不断地了解与研究中，逐渐改变了上述看法。这也算本人从学理上为沈尹默书法进行一次自我“正名”，同时也是本人书法思想的一个转化与深化—不啻于是一次自我批评。

自20世纪80年代的书法热潮以来，书坛几如万花筒一般，各种表现蜂涌而至，各种名目花样叠出，各种探索不一而足……然而，有许多书法追求早已逸出了“书法”边界。本人以为秦汉之交以前可称“前书法时期”，其际文字之实用功能为主，无论是其宗教、政治、文化之功能均以实用的第一义，书法则居其次。尽管审美心理从造字伊始便如影随形存在于文字之书刻中。逮于秦汉时期，统一文字可以说是破天荒之事，于是“隶变”前后，书法之欣赏因素加强，审美功能于是凸显于世。名家翰札被人追捧。书法品评亦随着对人之品评而勃兴，也即意味着“书法”之独立于文字而生。此后近两千年的长盛不衰。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为止，可称为“书法时期”—字体恒定，而书体常变，实用与审美功能并行不悖。通常世论所及之书法，即指此间一切书法遗迹。8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现代书画学会”于中国美术馆1985年10月15日举办了“现代书法首展”，正式开启了一个新书法时期。此后，我称之为“后书法时期”，迄今仍在这个阶段中。虽然许多“新”书法已渐趋冷寂，许多“主义”也日显消声，但有关书法之表现却益显极端之势。追求视觉刺激之书家们仍后劲十足。本人以为此与整个世界文化潮流之“后现代性”相默契。

无论实践探索者如何为自我之表现、表演寻找理论依据与文化动因，有一个事实是不容置疑的：上述“书法”表现也早已逸出了“书法”边界，属于或抽象艺术，或涂鸦艺术，或综合艺术，或表演艺术，而与“书法时期”之“书法”渐行渐远了。

本人无力评价“后书法时期”之“后书法”种种，笔者更感兴趣的是“书法”之传统延续性到底如何？随之而来的是，设若“传统”仍然存活，其开拓性将在何一层面得以展开？与此密切相关，本人十分关心书写活动与书写者的心理与生理相关性，作为“艺术”的“书法”在何种程度上“如其人”“如其文”，并由此带给观者一种生命情怀。

在多年反省之后，我不得不承认沈尹默们的书写是一种生命与文化的真实践履，这种书法实践是“人艺一如”的，是心物不隔的，不造作，不借势，不虚张，不冲动，是可以安妥人的身心、净化人的精神的“自然书写”。站在人类个体生命自由的立场，何种书写可以畅神尽性皆无不可，但是中国文化的生命情怀并不以自我宣泄为最高理想，而应以“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为境界。“君子而时中”其实不仅是儒家生命道德境界，也是道、释家同样遵奉的美好状态。

“后”文化从本质上说并不是中国精神。“中”与“和”的文化才是民族“潜意识”与“集体无意识”。因此，当我们在人群中，我们的自我修养愈高，我们才愈被视为“美”。“天地”之“大美”乃在于“不言”—人生之“大美”也在冲和渊穆之中。

艺术乃在代表并实现了一种文化生命的超然境界，首先，应当是自然境界。以此而视沈尹默先生之书写及其书写之结果，我终于发现，那是“君子中庸”也，“道法自然”也。

在这个日渐喧嚣的浮华时代，沈尹默式的从容典雅是太少了，而不是太多了。

（原载于《中国书画》 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