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主持：晏绍祥（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本期主题：古代西方人的世界观

主持人语

受地理条件、科技发展、交通状况、政治、宗教、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有着不同的展现图景。古代西方人如何看待自己所生活的世界？本期的3篇文章，分别概述了古代希腊、罗马和两河流域的世界观。在今人看来，古人的世界观不免质朴，也不够科学，但他们努力用自己能够理解的话语，尽可能合理地解释他们所面对的世界，因而成为人类认识世界不懈努力的发端。

古希腊人世界观的自我超越

展示于德尔菲遗址雅典宝库旁的一块出土的“脐石”。

提要：古希腊人的世界观实现了两次自我超越：第一次是自然哲学假说对神话的超越，在希腊神话中，德尔菲圣所被视为世界中心，而早期自然哲学家则认为大地是平面圆形，这种观念长时期主导着希腊人对世界的认知；第二次是地球科学认知对自然哲学假说的超越。在公元前4世纪前期，地球概念在与地平观念竞争中胜出，之后希腊人在东西方的探险活动大大增加了人类世界边缘的认识，与此同时关于世界的理论探索也在持续深入。

罗马时代的希腊地理学家阿伽泰麦罗斯曾谈道：“以前人们把世界描绘为圆形，把希腊放在世界的中心，把德尔菲放在希腊的中心，因为那里有大地的肚脐。德谟克利特是一个阅历丰富的人，他最先认识到陆地是长条形的，长是宽的一倍半。逍遥学派的狄凯阿尔科斯赞同他的意见。而欧多克索斯认为长是宽的两倍，埃拉托色尼则主张两倍多。”这番话说明了希腊人世界观变化中的一幕。

世界的中心

据公元前1世纪的地理学家斯特拉波说，德尔菲圣所被希腊人视为世界中心，人们把它称为“大地的肚脐”，并为此创造了一个神话，说宙斯放出两只鹰（也有人说是乌鸦）分别从东西飞来，在那里相遇；德尔菲神庙里有块脐石，上面还有两只鸟的形象。类似神话还见于欧里庇得斯《奥瑞斯忒斯》的注疏，说宙斯放出“两只飞行速度相同的鹰”，目的是想弄清大地的中心。普鲁塔克提供了一个稍异的说法：几只鹰或天鹅从大地的几个最远端向中心飞行，最后相遇在德尔菲“脐石”周围。品达以及公元前5世纪的其他诗人也用“大地的肚脐”来指称德尔菲。脐石的图像常见于古代艺术品，尤其是瓶画和钱币。

德尔菲作为世界中心的观念应该是在公元前6世纪初期德尔菲成为泛希腊宗教中心之后发展起来的，这种世界观并未随着之后希腊人对世界和地球认识的不断深入而遭抛弃。亚里士多德就曾说过欧洲族群勇而无智，亚洲族群智而无勇，希腊种族地理居中，智勇双全，故而自由，拥有最好的城邦政治。

平面的圆形大地

平面的圆形大地观念早在《荷马史诗》中就能见到。《伊利亚特》里描述的“阿喀琉斯盾牌”，无异于一个宇宙缩微模型。盾牌由五层同心圆盘构成，最内圈的图画是大地、天空、大海、日、月和所有星座，大熊星座围绕一个固定点运转，“只有它不会落入大洋河沐浴”；向外各圈描绘了人类社会的种种场面，盾牌边缘的图案是环流的大洋河。

平面圆形大地的观念长时期主导着希腊人对世界的认知，甚至早期自然哲学家也大都以之作为理论出发点。阿那克西曼德想象大地呈圆柱形，高度为直径的1/3；阿那克西美尼说大地呈桌形；色诺芬尼认为大地向下无限延伸；阿那克萨戈拉说大地是平的；阿尔凯劳斯提出大地圆周高，中间低洼；留基伯主张大地像个中空的鼓；德谟克利特坚称大地呈圆盘形且中间凹陷等。

如同对大地的理论探索一样，在绘制世界地图方面，伊奥尼亚人也走在前列。阿那克西曼德是第一个绘制世界地图的人，之后赫卡泰欧斯的地图更为精确。早期地图都承袭了“阿喀琉斯盾牌”的世界图景。希罗多德曾嘲笑道，“迄今有很多人绘制世界地图”，画的都是大洋河环绕大地流动，把大地画成圆形，“像用圆规画的一样”。甚至到亚里士多德的时代还有人这样绘制地图，这位哲学家也斥之为可笑。

赫卡泰欧斯还写过一本世界地理专著《大地环行》，现仅存残篇。全书分《欧罗巴》和《亚细亚》两卷，利比亚被算在亚细亚之内，而希腊人一般将大陆划分为欧、亚、利比亚（非洲）三大洲。赫卡泰欧斯是以赫拉克勒斯之柱（即直布罗陀海峡）的欧洲海岸为起点，围绕地中海和黑海沿顺时针方向逐一描述欧、亚、非各地的地理，最后又回到海峡的非洲海岸。这种描述顺序成为后来世界地理著作遵循的一种写作范式。

地球的概念和对世界的科学探索

球形大地的看法最先由毕达哥拉斯提出，巴门尼德第一个把地球划分为5个平行对称的气候带，柏拉图则将地球比作一个由12块不同颜色的五边形做成的皮球。亚里士多德根据月食月亏呈曲线和地上南北不同地点看到的星体及其高度不同，证明了地球的球形。欧多克索斯根据同一经线上不同地点恒星的观测高度来计算纬度、划分气候带和计算地球周长，开创了一条将天文学、几何学和地理学相结合的新的研究路径。在公元前4世纪前期，地球概念在与地平观念竞争中胜出。

人类所居世界的位置和形状随之更成为一个关乎准确绘制世界地图的问题。亚里士多德和欧多克索斯都提出了南北半球各存在一个人类可居住地带的理论。就北半球已知的人类世界而言，亚里士多德认为它从赫拉克勒斯之柱到印度，从埃塞俄比亚到麦奥提斯湖和最北的斯基泰，两个方向上的比例为5∶3；若不是赫拉克勒斯之柱和印度之间的海洋打断，可居住世界就会成为一个环绕地球的连续地带。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被广为接受，东西长大于南北宽的长条形人类世界成为共识。欧多克索斯将其长宽比确定在2∶1，这成为之后绝大多数地图学家采用的比例。

公元前4世纪晚期，希腊人在东西方的探险活动大大增加了人类世界边缘的认识。马萨利亚的皮泰亚斯考察了英吉利海峡、不列颠、爱尔兰、波罗的海等地，还到达了图莱。在那里他注意到天北回归线和天北极圈重合了，这表明图莱位于北极圈附近，也许是挪威或冰岛，或法罗群岛。如果说皮泰亚斯扩展了人类世界西部纬度方向上的知识的话，亚历山大东征则从经度上增加了希腊人对东部世界的了解。随行专家学者和测地人员提供了大量关于直至印度的亚洲多地的第一手地理和民族志信息。塞琉古和托勒密王国通过对边疆和国外的考察、外交和贸易，进一步拓宽了人们的地理认知。

除经验资料的积累外，关于世界的理论探索也持续深入。狄凯阿尔科斯为绘制世界地图确定了一个经纬坐标轴：即通过罗德岛的经线，以及自直布罗陀海峡穿过西西里、沿陶鲁斯山直至希麦奥斯山（喜马拉雅山）的纬线，他称该纬线为“中分线”。托勒密王朝官方建立亚历山大里亚博物馆后，关于地球和人类世界的科学研究更是走向巅峰。博物馆是一个一流的学术中心。天文学家兼数学家阿里斯塔库斯在那里提出了迥异于传统地心说的日心说。曾担任博物馆内图书馆馆长达40年之久的埃拉托色尼利用亚历山大和叙埃奈两地夏至日正午日晷指针阴影弧长的数据和球体几何学，测得地球周长为25万斯塔狄翁，调整后为252000斯塔狄翁（39690公里），这与今天估算的地球周长40076公里非常接近，又借此确定了5个气候带的宽度。他把人类世界的形状比作马其顿短斗篷，将其位置放在赤道以北：东西从陶鲁斯山脉到赫拉克勒斯之柱，南北由“肉桂之乡”（索马里海岸）至图莱，东西与南北的比例约为2∶1。他建立了一个由经纬线相交组成的地理坐标系，并采用狄凯阿尔科斯的“中分线”将人类世界分成相等的南北两半，每一半又分成一些不规则四边形，他称之为“地块”，例如印度的“地块”偏菱形。

希帕科斯是一位天文学家和数学家，故而对地理学有着严格的数理研究取向。他不满于埃拉托色尼的地图绘制方案而撰写了《驳埃拉托色尼的〈地理学〉》。他发展了一套利用天象数据计算经纬度，利用球面几何和三角学计算经纬线周长和地理距离的经纬栅格地图投影系统。同期，帕伽玛图书馆馆长克拉泰斯发明了第一个地球仪，绘有位于赤道上和经度方向上的大洋交叉分割成的四块可居住陆地，即已知的人类世界、对居人洲、边居人洲、对跖人洲。这一天才的理论猜想击中了全球陆地分布的格局：欧亚非、大洋洲、北美洲和南美洲。

罗马的征服并未终止希腊人探索世界的步伐。帝国的统治以及对外贸易和交往的扩大，使已知的人类世界进一步扩展，基于经验知识的描述地理学繁荣发展。与天文和数学紧密结合的数理地理学和地图学也后继有人。斯特拉波可谓前一种地理学的集大成者，而托勒密则为后一种地理学的代表。两人都以整个世界为研究对象，也都提到了赛里斯人，托勒密还谈及秦奈人，两族都被认为是中国人。

希腊人的世界观实现了两次自我超越：第一次是自然哲学假说对神话的超越；第二次是地球科学认知对自然哲学假说的超越。现代世界地理的知识框架正是在希腊人的世界观这一母体中孕育的。

古罗马人在帝国的构建中认识世界

波伊廷格古地图中的罗马城。

波伊廷格古地图中的安条克城。

提要：体现罗马人世界观的现存文字资料多为共和时代末期之后的作品，并且在罗马帝国时期达到高峰，因此罗马人的世界观与其帝国观紧密相关。罗马人对已知世界的表达采用多种方法，如视觉呈现方式、语言呈现方式、地名表罗列方式等。无论是哪种方式，都或多或少地体现出对罗马中心论的认同，罗马人往往将罗马世界想象为整个世界。

古罗马人对世界的认知首先来源于地中海东部世界尤其是古希腊世界的地理学和天文学知识。古典世界对陆地的西端（即所谓赫拉克勒斯之柱）的概念已经确立且变动不大，对陆地东端的认知却一直处于变动中，尤其是随着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和罗马帝国向东扩展，这种认知还在不断扩大和加深。

体现罗马人世界观的现存文字资料多为共和时代末期之后的作品，并且在罗马帝国时期达到高峰，因此罗马人的世界观与其帝国观紧密相关。与古代其他民族相比，罗马人在世界观的表达上有其特殊之处，具有时代的烙印。首先，表述的语言多种多样，相关拉丁文献承袭并发扬了古希腊语文献的成果；其次，这些作品都或多或少地体现出对罗马中心论的认同，并在某种程度上将罗马世界想象为整个世界。

罗马人对已知世界的具体表达采用了不同方法，如普林尼《自然史》中记载的“阿格里帕地图”的视觉呈现方式，如斯特拉波在《地理学》中采用的语言呈现方式，如《奥古斯都功德碑》中的地名表罗列方式等。对于古罗马人的视觉呈现方式，即所谓“古地图”，我们几乎没有直接而完整的考古证据来证明其存在。波伊廷格古地图是产生于公元12世纪或者13世纪早期的、对罗马晚期帝国某种“古地图”的摹本，其描绘的东方陆地的最远端已经到达印度、斯里兰卡（甚至是中国）。史学界虽然否认它同“阿格里帕地图”之间的直接联系，但却承认它体现了罗马“古地图”的一般特征。波伊廷格古地图并不是今天我们所认识的真正意义上的地图，因为它没有采用准确的比例标尺和测量方法，更没有采用科学的图形微缩技术。该“地图”用具体或具有象征意义的图案描绘了山脉、河流、道路等地标，大都市也具有拟人化的图案表现。此外，它有明显的时空错位现象，例如它把庞贝古城、君士坦丁堡以及安条克城描绘在同一张图上，而且将神话传说、历史和现实的因素整合在同一平面上。

波伊廷格古地图所要呈现的是罗马驿道系统的描绘图，这些驿道被绘制在长约6.75米、宽约34厘米的羊皮纸卷上，它同“阿格里帕地图”一样，并非随身携带和查阅，而是用于公共展示和宣传。在整个“地图”中，意大利地区占据较大比例，并突出了罗马的中心地位。此外，它还着意表现了密集的城镇群和往来如织的道路系统。因此，波伊廷格古地图并非罗马帝国地理特征的客观体现，而是被赋予了某种特定意义，即罗马帝国的繁荣能够超越时空的界限而存在。

对于世界的语言呈现和表述，最典型的例证是斯特拉波的《地理学》，该书以17卷从多层次对罗马帝国进行了非常生动的描述。斯特拉波并不仅仅把各个地理单位看作是具有明显几何图形特征的物理实体，更注重表现的是一个由人类家园所组成的世界，他认为人类居住的世界就是罗马所统治的地区。该书在最后对罗马的行省区划给予详尽的描述，罗马世界成为人类世界中最令人向往的部分。因此，斯特拉波的世界是其构建出来的世界，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罗马帝国的力量所构建出的世界。

除了对世界的具象赋予其明确含义之外，古罗马人试图解释世界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古罗马人承认世界上存在一种普遍的、至高无上的法则，即自然法。西塞罗在《国家篇》和《法律篇》都对自然法的概念进行了阐述，颇具代表性。他称之为一种永恒的、不变的法律，适用于所有民族，适用于各个时代。西塞罗的自然法思想承袭了亚里士多德和斯多葛学派的自然哲学和自然理性思想。罗马自然法的原则是立国与立法的基础，同时也是万民法的源泉。建立在自然法基础之上的、以罗马国家为代表的“世界城邦”也成为罗马人描绘的理想世界。

自希腊古风时代以来带有悲观主义色彩的“种族堕落”观念在罗马的史诗和历史作品中都可以听到回响，同古希腊人相似，罗马人也认为导致社会堕落的主要原因是社会道德的败坏。罗马历史学者从各自身处的“当代史”或者断代史的角度来审视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波利比乌斯、李维、普鲁塔克、塔西陀等史学巨匠无一例外地认为自己所处的时代是人类社会中伟大的或极其特殊的时代，这就是罗马帝国和霸权形成的时代。无论是探究帝国的发展原因、歌颂帝国的伟大还是批判帝国的黑暗现实，他们对罗马帝国历史总价值的评判都是相同的。这种评价体系一直影响到晚期罗马帝国的异教徒史学家的世界观，形成了一股信仰罗马永恒性的潮流。在解释帝国更替和文明兴衰的原因时，古罗马人还将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看作是有机体从诞生到死亡的过程，将某种历史规律等同于自然规律，虽然如此，罗马人仍希望自己的帝国能够摆脱这种规律的束缚、获得永生。因此，无论是波利比乌斯所记述（阿庇安转引）的小斯基皮奥在迦太基废墟上的哭泣还是克劳迪安所描绘的罗马少女的重生，都是这种意识形态的反映。

当然，古罗马的民族学、地理学和历史学著作对帝国统治中心之外的异域与异族也有诸多记载，其范围不仅包括地中海文明圈的周边地区，如伊比利安、高卢、日耳曼、不列颠、小亚细亚等地，而且包括古埃塞俄比亚、两河流域、帕提亚和印度。别样的地理环境和奇异风俗自然是记述的主要内容，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古罗马人把异域或异族作为罗马文明世界的参照物。在罗马人看来，区分标准首先是异族在语言发音上模糊不清、语义缺乏逻辑性，这种看法来自于古希腊人的传统观点。其次，凯撒、塔西陀和斯特拉波都用“简朴”一词来描述他们笔下的异族，其实这种简朴更具原始或野蛮的含义，例如不列颠人不事园艺和农业、不会制作乳酪，比尔及人不懂得用商业交流方式引入先进的文化，日耳曼人不善金银器制作等。罗马人与异族的区别在于，罗马人具备遵纪守法及善于构建社会组织的天性，并且具有一种复杂但有秩序的公民生活方式。

古代两河流域对世界的认识

号称“天下四方之王”的阿卡德王纳拉姆辛的凯旋碑。

提要：两河流域又称美索不达米亚，意为“河间之地”，是世界文明发端地之一，被称作“文明的摇篮”。美国学者克雷默曾用“有记录的历史上的39个第一”来概括苏美尔人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如第一批学校、第一个史学家等。古代两河流域对世界的认识大致可以归结为宇宙世界诞生、宇宙世界构成和宇宙秩序建立几个方面，这些认识散见于神话故事、史诗等作品中。其中，人类的诞生是宇宙秩序建立的重要主题。

与全世界的创世神话相似，古代两河流域人认为神创造了宇宙世界，但不同时代、不同族群的神话略有不同。巴比伦人编纂的创世神话《埃努玛埃里什》如此描述神创造世界和人类的过程。在宇宙诞生之前，世界一片混沌，“在上，天非天，在下，地非地”，这是开篇的第一句话。在一片混沌的水中，嫫姆是第一个有生命力的水域，众神在其间诞生。第一对异性神是拉赫穆和拉哈穆，其次是安萨尔和基萨尔。巴比伦神话中该部分的描述基本来自苏美尔神话。之后，创造宇宙的造物主登场。

在苏美尔神话传统中，安萨尔和基萨尔生育天神安。天神安分离天地，创造了掌管宇宙万物的众神，所以天神安是宇宙的创造者。而在巴比伦创世神话中，天神安与地神基生育众神，分别掌管各种宇宙事务，马杜克是其中之一。以马杜克为代表的新生代神祇战胜象征老一辈势力的咸水之神提阿玛特，将她的身体一分为二，上部为天，下部为地，胸部为高山，双眼为两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唾液为空中的云朵。亚述人的创世神话基本沿袭自巴比伦神话，只是用亚述人的主神阿舒尔取代了马杜克神的位置，因此可以推测亚述人的宇宙起源观念与巴比伦人相似，只是在少数文献描述中将阿舒尔等同为天神安。无论是苏美尔神话传统还是巴比伦和亚述传统，天地分离都是宇宙诞生的第一步，下一步就是划分宇宙区域，规定宇宙秩序。

苏美尔人和巴比伦人都认为宇宙世界由天和地组成，天是众神的居所，地是人类的住处。苏美尔人“地”的概念中包含人类生活的人间和死者生活的阴间。巴比伦人则更加清晰地划分了天地界限，宇宙世界中包含天、地、地下河和阴间。天分为三层，第一层最靠近大地，是星辰聚集之地；第二层是中间层，是众天神所居之地；第三层即宇宙最顶端，是天神安的居所。而“地”专指人类居住的人间；人间之下是地下河，东西两端有通道相连，是太阳神每日东升西落的通道；阴间在最底层，是死者居住的世界。

天地分离和星辰等的创造，仅仅完成了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像后世的希腊神话一样，还有众多与人类有关的秩序需要规定，其中《恩基与世界秩序》较多地反映了苏美尔人的世界秩序观念。这是一篇赞美智慧神恩基创建宇宙秩序的诗歌，其中涉及神创造时间、制定历法；分派部分神祇掌管极远之地、大海等区域；部分掌管风雨雷电、动植物等自然事务；部分掌管农业、建筑、食品、纺织、生育、手工制造等生产技能；还有部分掌管祭祀、交通、度量、书写等文化技能。巴比伦人的世界秩序观念与苏美尔人基本相同。只是苏美尔的各位神祇相对独立，拥有其他神所不能及的特殊属性；巴比伦神祇则完全由马杜克神指派，马杜克拥有所有神祇的特殊属性，是至高无上的主神。这种差别与古代两河流域国家统治日益走向专制化有所关联。但是，在神所创造的宇宙世界中，人类才是核心。因此，人类的起源和人类世界才是古代两河流域人世界观念的核心。

神为什么创造人类？古代两河流域的回答是：宇宙秩序建立后，众神各司其职，但很快就对繁杂的工作怨声载道。于是决定制造一批奴仆从事基本劳动，使众神脱离劳动，享受安逸生活。

人类生活在天、地、地下河和阴间四层中间的“地”层。那么，“地”是什么形状？苏美尔人认为大地是方形的，有四角；阿卡德王称“天下四方之王”，其中的“四方”应对应此“四角”；巴比伦人则认为大地是圆盘形的；新巴比伦时期绘制的世界地图泥板中，地为圆形，周围是大海，大海之外有8个区域。新巴比伦世界地图反映了古代两河流域的世界区域观念：在同心圆内侧，是古代两河流域人所认知的人类生活的世界，外圈是海洋，最外侧的8个区域是遥不可及的地方。海洋将人类世界与未知世界区分开。这样，古代两河流域所认知的世界，实际上是一个由已知世界和未知世界组成的二元世界。

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古代两河流域人的活动范围囊括了今天西亚、北非、南亚和中亚的多数区域，西北的安纳托利亚高原大部，东南的海湾地区和印度河流域，东部的扎格罗斯山脉、伊朗高原直至中亚的阿富汗山区，西南的埃及尼罗河三角洲以及地中海上的塞浦路斯、克里特岛以及希腊半岛等都有古代两河流域人活动的足迹。在这个广泛的区域内，古代两河流域人不断扩大着已知世界的范围。从早王朝时期的城邦界限，到阿卡德王国建立以后逐渐形成的领土界限，再到纳拉姆辛提出“天下四方之王”的王衔，古代两河流域人的世界观念不断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