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党史?百日学】1924年：国共携手，投身大革命的洪流

国共第一次合作（国共革命背景）

编者按

中国共产党人在短短100年的时间里，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创造了历史，改变了世界，在人类进步发展史上书写了崭新而独特的一页。从今天起，我们开设“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百年党史·百日学”栏目，重温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奋斗的历程。敬请关注。

●第一次国共合作（绘画作品）

1924年至1927年，一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运动，以不可阻挡之势席卷全国。人们通常将这场声势浩大的革命运动称为“大革命”或“国民革命”。而这场大革命是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进行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1923年1月12日)传到中国，对促进国共合作起了推动作用。1923年6月中共三大决定实行国共合作。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标志着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工人阶级虽然有坚强的革命性,但人数毕竟比较少，如果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党就不可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

共产国际最初选择吴佩孚、陈炯明

早在1920年6月，列宁在为共产国际二大草拟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就提出：在绝对保持独立性的前提下，“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究竟哪些力量是革命的民主派，不但中国共产党，而且共产国际与苏俄的认识都经过一个曲折的过程。

共产国际根据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理论，不断地派出使者到中国寻找同盟者。但最初，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实行的是联合吴佩孚、陈炯明,疏远孙中山的政策。

共产国际实行这样的政策主要是为假象所迷惑。1920年吴佩孚通过直皖战争掌握北京政府大权后，伪装进步，曾表示愿与苏俄改善关系，同意接纳远东共和国优林使团到北京,并通知原沙俄驻中国使馆停止活动。接着他取消了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的反对苏俄的《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派张斯麟赴远东共和国同苏俄谈判。1922年，吴佩孚又发出通电，主张劳动立法和保护劳工。同样，陈炯明1918年率援粤闽军击败闽督李厚基后，占领汀州、漳州、龙岩等大片地区，建立闽南护法区。1919年底，陈炯明在漳州办《闽星报》，称颂社会主义，赞扬俄国十月革命。俄共党员维经斯基、波塔波夫等相继到过漳州，他们都极力赞美陈炯明。共产国际研究和指导远东革命运动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简报》，在第7期的一篇文章中报道华南形势时，不仅错误地估计了孙中山与陈炯明之间矛盾的性质，而且表露了明显的褒贬倾向，把陈炯明称作“中国最先进最有名望的人之一”，而孙中山却被说成是“巧妙的外交家，谨小慎微的政治家，根本不是什么革命者”，孙“在中国舆论界尤其革命知识分子中和劳动人民中的威望正在消失”，“他既远离发展中的正在摆脱封建束缚的年青的中国资产阶级，又远离劳动群众”。

共产国际采取联合吴佩孚、陈炯明的政策，还出于苏俄国家利益的考虑。苏俄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处境艰难，它希望在中国寻找一个同盟者，以实现中俄睦邻关系。这个同盟者不仅必须对苏俄友好，不会侵犯苏联的边界，还须有一定的军事实力。共产国际认为吴、陈具备这些条件,而孙中山则不具备。

事与愿违,共产国际与吴佩孚、陈炯明结盟的意图很快成为泡影。1922年6月，陈炯明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叛变革命，他的名字从共产国际可以结盟的候选人名单中被勾掉。而在北方实行联合吴佩孚的政策在1921年下半年也遇到困难:北京政府参加了华盛顿会议；优林使团坚持苏俄在中东铁路的权益，而且苏俄红军未经北京政府的同意就开进外蒙，驻兵库伦,使双方关系不断恶化。1923年吴佩孚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制造二七惨案。中国工人阶级的鲜血使共产国际认识到，吴佩孚不是资产阶级民主派，而是极端反动的军阀刽子手。至此，经过曲折的过程和血的代价，共产国际联合吴佩孚、陈炯明的政策才得以改变,转而开始重视并最终采纳马林的建议，全力支持孙中山和国民党，促成国共合作。

共产国际转向孙中山国民党

辛亥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及其领导的革命党人继续斗争。

中国国民党由孙中山创立，其前身是兴中会、中国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其实，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后，对国民党本身的涣散是认识不足的，也无意对国民党进行改组，而是热衷于北伐，希望用武力消灭北洋军阀，并且幻想英、美政府能够给予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援助，以支持其北伐事业的完成。这个时期，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曾先后派代表来中国与孙中山接触。由陈独秀介绍，1921年12月10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带着翻译张太雷，经过湖南，前去广西桂林拜访孙中山。马林与孙中山进行了三次长谈。在谈到承认俄国与联俄的可能性时，孙中山认为，在北伐还未完成前，联俄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过早地联俄会立即引起列强的干涉。马林则认为，国民党进行的民族主义宣传也必然会导致这种干涉，劝说孙中山实行联俄政策。但马林当时并未说服孙中山，孙中山只是表示“允许在其党内进行共产主义宣传”。

会见孙中山后，马林又到广州等地考察，通过与国民党领导人的接触，对国民党颇有好感，认为孙中山可以和苏俄建立友好关系，国民党的党纲使得“各种不同的团体都能加入进去”。基于这种认识，马林回到上海后，便向陈独秀等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国共合作问题，建议中共放弃对于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到国民党中去进行政治活动，通过这一切，会获得通向南方工人和士兵的更方便的门径。党则不需放弃独立”。

马林关于中共加入国民党的建议，立即遭到陈独秀的反对。1922年4月6日，陈独秀致信维经斯基，阐述自己反对马林提出的共产党及青年团加入国民党的理由，包括“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国民党孙逸仙派向来对于新加入之分子，绝对不能容纳其意见及假以权柄”“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议决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亦已无加入之可能”。

马林关于国共合作的建议遭陈独秀拒绝后，于4月24日离开上海返回莫斯科。7月11日，他提交了《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再次提出中共应采取加入国民党的途径实现同国民党的合作。共产国际很快采纳马林的建议，要求共产党人支持国民党。马林带着共产国际的指示，于8月回到上海。这时中共二大刚刚闭幕，大会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提出联合全国一切革命党派，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并决定邀请国民党等革命团体举行联席会议。这样，就改变了中共一大文件中关于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联系的规定。但是，共产党此时提出的与国民党的联合方式，是一种两党并行的外部联合。

1922年6月陈炯明的叛变，是孙中山一生革命事业中所遭受的一次惨重的失败，也是促使孙中山痛下改组国民党决心的一个契机。他没料到“祸患生于肘腋，干戈起于肺腑”，深感国民党内部成分过于复杂，“人格太不齐”，初生改组国民党之意。这时，英、美帝国主义却落井下石，逼迫孙中山避难所乘的军舰离开白鹅潭。在孙中山处于一生中最艰难困苦之际，共产国际通过各种途径，采取多种方式给孙中山以宝贵的支持和援助。

马林携带着共产国际的指示来到上海。8月25日，在李大钊陪同下，马林在上海法租界再次会见孙中山，双方商谈了改组国民党、联合苏俄，并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等问题。马林告知孙中山，共产国际领导人已经通知中国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同时，马林劝孙中山不要单纯用军事行动去收复广州，而要以上海为基地，开展一个群众性的宣传运动;并建议孙中山“要使上海成为一个在全国城市工人中以及在农民中积极开展宣传工作的中心”。经过马林等人的艰苦工作，孙中山决定以俄为师，同意和中国共产党实行党内合作，改组国民党，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为了解决中共对待国共合作问题，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1922年8月29日至30日在杭州西湖举行会议。最终，此次西湖会议并未以文字形式，“而是以一种互相谅解的形式，通过了陈独秀先生所提国民党取消打手模以后，中共的少数负责同志可以根据党的指示加入国民党为党员的决定”“这种决定显然对马林原有的中共党员无条件无限制加入国民党的主张，已作了相当的修正”。

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1923年1月12日决议精神，陈独秀为中共三大起草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6月，三大召开期间，“马林是每会必到的”。该决议案在会上仅以5票的优势(21票赞成，16票反对)通过，反映了党内对这一决议的真实态度。参加会议的徐梅坤回忆说，“三大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国共合作及共产党员是否加入国民党”，“这个问题争论得很激烈，一个多星期的会议，大部分时间是辩论这个问题”。

中共三大最终正式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这既有利于国民党的改造，使国民党获得新生;又有利于共产党走上更广阔的政治舞台，得到锻炼和发展。这个问题的解决，是中共三大的重大历史功绩。

中共三大还明确规定，在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时，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中共三大后，国共合作的步伐大大加快了。

1923年10月初，应孙中山的邀请，苏联代表鲍罗廷到达广州。孙中山聘请他担任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后来又聘为政治顾问)。国民党改组很快进入实行阶段。

国民党的整个改组工作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由于孙中山提出改组的方法是“以俄为师”，“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所以在整个改组尤其是改组文件和党纲制定过程中，共产国际和苏俄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鲍罗廷和李大钊等的帮助下，孙中山力排众议，坚持改组国民党，经过一年多的努力，1924年1月，国民党改组工作告一段落。至此，国民党一大的准备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召开大会的时机业已成熟。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出席开幕式的代表165人中，有共产党员20多人。李大钊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国民党一大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出新的解释，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这个新三民主义的政纲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是基本-致的，因而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

国民党一大选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等10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或候补委员，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虽然国民党内部情况相当复杂，但它已开始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

国民党一大的成功召开，标志着中国最有前途的两大政治力量第一次握手和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此后，以广州为中心，汇集全国的革命力量，很快开创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