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近代史，郭沫若是不得不说的人物：

郭沫若为什么被骂（郭沫若称其为什么）

郭沫若

抛去政治要素，实事求是来讲，一人在多领域内取得极高建树，实属难得。可反观政治方面，郭沫若也有着不朽的功绩，这是历史事实。

当然，郭沫若也是富有争议性的人物，感情问题和定陵问题是不可回避的。而且郭沫若的党籍问题，曾经一度成了最大的舆论争议点，关于他“脱党”和“叛党”问题一度让人捉摸不透。直到1978年去世后，中央经过调查取证才给出了定论。

一、国民党党籍

1926年，北伐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活跃在北伐军中的郭沫若，担任了总司令部行营秘书长（总司令即蒋介石），此时他已有国民党党籍，属于党内左派。

由于他是投笔从戎的文人，因此在担任秘书长期间，他还担任着政治部宣传科科长，但很快他就升迁了。1926年十月，在国军总政治部主任的举荐下，蒋介石任命郭沫若为总政治部副主任，前往江西总司令部主持工作，直归蒋介石手下。

郭沫若才华出众，蒋介石欣赏之余想召为幕僚，但后面发生的事，表明了郭沫若的态度。

1927年3月，郭沫若明确表示反蒋，并于月末在南昌朱德寓所奋笔疾书，写成了著名的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

蒋介石与宋美龄

在檄文中，郭沫若痛斥蒋介石的所作所为，一针见血总结道：

（蒋介石）已经不是我们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了。

对总司令部，郭沫若也进行了批判：

总司令部就是反革命的大本营，就是残杀民众的大屠场。

甚至直言蒋介石是：

一个比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张宗昌等还要凶顽、还要狠毒、还要狡狯的刽子手了。

在檄文最后，郭沫若“反蒋”：

现在，凡是有革命性、有良心、忠于国家、忠于民众的人，只有一条路，便是起来反蒋！反蒋！

文人一支笔，横扫乾坤谁能敌。

最让人称奇的是，这篇反蒋檄文竟于4月9日在《中央日报》上发表了，要知道这是国民党中央机关报，是当时最具权威性的官方报纸。

原本杀气腾腾的檄文，配上国民党最权威的报刊，郭沫若这一套连招打下来，把蒋介石气得不轻。当即下了死命令：缉拿郭沫若。

蒋介石称：郭沫若趋附共产，甘心背叛，请开去党籍，通电严拿归案惩办。

就这样，郭沫若的国民党党籍被开除了，成为了一名政治“在逃犯”。

郭沫若（右一）与茅盾等人在一起

而这一套针对蒋介石的组合拳，也把蒋介石的面具给撕开了，狰狞面孔暴露无遗，革命者的警惕性也大为提高。

随后不久，郭沫若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二个党。

二、共产党党籍

在腥风血雨中，郭沫若以一文人之躯出面反蒋，而且旗帜鲜明，这是十分宝贵的革命气节，是真正的革命所需。

“四一二”政变后，郭沫若秘密前往上海，向周恩来汇报了反对派捣毁党部、屠杀民众的情况，随后前往了南昌。

8月3日，郭沫若到达南昌并参加了南昌起义，被任命为民革主席团成员、总政治部主任，随军南下瑞金的途中，由周恩来、李一氓作为入党介绍人，和贺龙一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也就是说，郭沫若的入党时间是1927年，和贺龙相同。

但就入党问题上，当时还有个被动入党和主动入党的说法，究竟如何已不可考，但从入党的大环境和其入党介绍人的回忆来看，应该是主动且积极的。

李一氓回忆道：在瑞金的时候，周恩来同我商量，要介绍郭沫若入党。究竟是郭沫若提出在先，还是组织上要他入党在先，现在无从说起。我看这不是一个重要问题，因为当时对郭沫若来讲，入党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当时大环境是革命低潮，无畏生死入党是需要勇气和魄力的，郭沫若在当时入党也是事实，但接下来他的行踪和做法，却为日后的“脱党”甚至是“叛党”问题埋下了隐患。

南昌起义，引起了反对派的仇视，围剿行动拉开了序幕。而早就被蒋介石严令通缉的郭沫若，也无处容身。几经辗转，郭沫若去了香港，又秘密回到了被白色恐怖所笼罩的上海。

为了保护革命同志，周恩来安排郭沫若全家去苏联，以待时机好转再行回国，但郭沫若病了，而且是一场大病，究竟如何已不可考，只知是因病误了船期，苏联没去成，1928年2月底被安排去了日本（还有董必武等同志），一去就是十年。

在日本期间的郭沫若

抵达日本后，郭沫若蛰居在日本千叶县，但作为写过讨蒋檄文的人，郭沫若一到日本就被“控制”起来了，他受到了警察和宪兵的双重监视，而且郭沫若被东京警察厅拘押审讯过，即便如此他的民族气节也没有过半分折扣，这或许是难得的文人骨气。

或许是日方监管太严，或许是条件所限，也或许有其他原因，抵达日本的十多年，郭沫若基本上是处于同党组织的失联状态。

他潜心研究起了历史学，而且在研究历史期间，对古文字学也有了研究，再一次成为了一个不折不扣的中国文人，中国古代社会史、甲骨文、青铜器铭文是他在日本期间的主要研究方向，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开拓了研究历史的新路径，成绩斐然。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大规模进兵东北，面对日本侵略，身处东洋的郭沫若忧心如焚，开始寻求时机准备回国，挚友郁达夫成为了他与祖国搭桥人，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下，郭沫若归国无望。

直到1937年5月，事情迎来了转机。

挚友郁达夫，一日之内连发两信，信中写道：

“今晨因接南京来电，嘱我致书，谓委员长有所借重，乞速归。”

从书写反蒋檄文，大骂蒋介石而被通缉到“委员长有所借重”，郭沫若可谓了运气爆棚，那么为什么蒋介石可以尽释前嫌，召回郭沫若呢？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后，国共关系得以改善，随着国共关系的改善，往日的恩怨也得到了一定的处理和改善，在国共合作和趋势下，经过国民党党内民主人士的努力，蒋介石才取消了对郭沫若的通缉令。

卢沟桥事变后，郭沫若决心回国，他毅然抛下心爱的日本妻子和五个孩子，25日在神户秘密登上加拿大公司的“日本皇后号”邮轮离开日本，三天后回到上海。

郭沫若与家人

郭沫若表示：

“此次别妇抛儿，专程回国，系下绝大决心。盖国势危殆至此，舍全民族一致精诚团结，对敌抗战外，实无他道。沫若为赴国难而来，当为祖国而牺牲。”

几天后，国民党政府登报取消了对郭沫若的通缉令。此后，郭沫若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之中。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为了适应抗战形势的需要，蒋介石决定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下设立政治部，由陈诚任部长，周恩来和第三党的黄琪翔任副部长，并请郭沫若出任负责战时宣传工作的第三厅厅长。

对此，郭沫若却“不想干”：

“在国民党支配下做宣传工作，只能是替反动派卖膏药，帮助欺骗。让我处在自由的地位说话，比加入了不能自主的政府机构，应该更有效力一点。”

周恩来听后劝道：

“有你做第三厅厅长，我才可考虑接受他们的副部长，不然那是毫无意义的。”

林伯渠也从旁劝道：

“这是政权开放的第一次，门虽然还开得很小，我们应该用力去把它挤大些。”

就此，郭沫若接受了安排，出任了三厅厅长。

但此时，郭沫若并没有公布共产党党员身份，而是以“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身份，在国统区进行着各项工作。换句话说，除了周恩来等极少数人，没有人知道郭沫若此时的身份。

因此后来出现了争议，焦点是：南昌起义后郭沫若入党，后赴日本十年与党组织没有联系，归国后在国民党政府机关工作，并不是共产党党员，那么“脱党”问题就成立了。

周恩来

之后，关于郭沫若党籍问题一直有疑虑，在不少人认为他是“于革命低估自动脱党”后，紧接着出现了“叛党”争议，这在特殊时期尤为致命。

1966年开始，郭沫若的“叛党帽子”越扣越大，当年秋天大批卫兵集结在其门前，声称要揪出“反动文人”（指郭沫若），毛主席得知消息后明令保护，在周总理的安排下才化险为夷，在后来的作品中，郭沫若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诬我前曾叛党，更复流氓成性，罪恶十分深，领导关心甚，大隐入园林。

诗中“诬我曾叛党”，说的就是郭沫若前往日本那十年，与之后归国担任三厅厅长这一时段，因为前往日本之时，是革命陷入低谷的困难时期，郭沫若离国赴日多少有些让人不快，于是被打成了“临阵脱逃”。

紧接着革命形式恢复，国共合作时期郭沫若归国，担任三厅厅长，就更不容易说清楚了。最重要的是，大众所熟知的郭沫若入党，是在建国后，即1958年。

1958年12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样一则报道：

“中央国家机关党组织增添新力量，三百余名优秀分子光荣入党――郭沫若、李四光、李德全、钱学森等同志开始过党的生活。”

这样一来，郭沫若的入党时间就成1958年了，这却成了之前“诬他叛党”的新证据，当时称没有脱党怎么会重新入党，就这样郭沫若的党籍问题争议不断。

除了诬陷他叛党外，当时还有一种说法：即归国后郭沫若成为了周恩来直接领导的特殊党员，不过基层组织生活。但却缺当事人直接证明，周总理后来证明的是郭沫若前往日本是中央决定的，是党派去的，至于他不和组织联系一事，周总理也称之为缺点，而不是政治错误。

显然，叛党是不存在的，至于脱党问题也属于凭空捏造，只是不联系组织成缺点。

建国后郭沫若的党籍问题，主要提出在三个时期，一个是前文所述的卫兵拿人时期，一个是林彪等人发难郭沫若不上井冈山时期，还有就是郭沫若逝世后，其夫人于立群向中央写信请求重新考虑时期。

郭沫若与于立群等人

前两个时期，周总理通过谈话都给解决了，而逝世后则进入了盖棺定论时期。

1978年，于立群致信中央：

“大革命失败后，郭老去了日本，不少人认为郭老自动脱党；1958年报上发表郭老重新入党的消息，举国皆知，误认为这时郭老才是共产党员。事实不是这样的。郭老去日本以前，周恩来同志代表党曾经和郭老谈话，告诉他这是党中央的决定，派他去日本，党籍保留。郭老不是自动脱党。郭老不计较个人的事，所以多少年来，一直不提。我希望党考虑这个问题。”

她请求在悼词中确定郭沫若的真正入党时间，对此邓小平下令进行彻查给历史一个交代，中央责成专人就郭沫若的党籍问题进行调查。

调查员在邓颖超那里得到了线索：1938年郭沫若参加过党的小组会议，周恩来和邓颖超也一起参加了。同时，邓大姐证实，郭沫若和夫人于立群一到武汉，就参加了周恩来领导的党组织生活，而且邓大姐还提供了证据：于立群的入党介绍人，是她和郭沫若。

很快，这一资料在于立群的档案中找到了，入党介绍人一栏中，郭沫若的名字跃然纸上。如果没有恢复党籍，是没有资格做入党介绍人的，事实就此清楚了。

在郭沫若的悼词中，邓小平同志指出：一九二七年参加南昌起义，同年八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晚年的郭沫若

事实上，郭沫若当时不仅没有临阵脱逃，反而极具文人骨气。

在革命低谷期，郭沫若敢于以一篇文章痛斥蒋介石，把蒋介石批判到气急败坏，是需要极大勇气的，不是一般的革命志士敢为之事，毕竟当时蒋介石已经是手握大权的风云人物，可见当时的沫若风骨。

在归国之时，郭沫若表示：沫若为赴国难而来，当为祖国而牺牲。

在担任三厅厅长时，郭沫若手中笔从未停歇，主要活动在两方面，一个是宣传动员抗日，维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另一个则是批评蒋介石。的确，他并没有放弃对蒋介石的批评。

他抨击蒋介石独裁专制，还呼吁坚持团结，反对分裂。鼓动起“民族解放的怒潮”，“唤醒全民趋向最后的决斗！”

郭沫若的言行举止，也深深影响着三厅的工作人员，很多人被革命家的魅力所折服，但蒋介石集团容不得郭沫若的活动，1940年借着政治部改组之机撤销了第三厅，郭沫若被调任部务委员，一下子成了光杆司令。郭沫若不愿意，原三厅跟着郭沫若干的工作人员也不愿意，当然他们换个部门还是可以拿工资工作的，但他们并没有那么做，而是集体辞职表达不满，要与郭沫若共进退。

迫于压力，政治部新设了文化工作委员会，郭沫若再任主任，原三厅的不少朋友、同事都进入了此部门，文化战线得到了保留与发展，而重庆“小延安”也就此诞生了。

当时，国民党进行高压统治，言论管控严格，因此想言论自由、交流探讨，除了八路军办事处外，就只有郭沫若的寓所了，因此其寓所被称之为“重庆小延安”。

也就是说，当时的郭沫若，虽然对外没有公布共产党党员身份，但他的言行举止无疑说一名合格的布尔什维克。

邮票上的郭沫若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