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历史系的同志們，同学們：

5月15日給我的信已經接到。15日上午翦伯老也曾来我处，談到作报告的事。我因为不久要同文联的朋友們到张家口地区去参观，不能前来和你們見面，故写这封信来表达我的意見。

关于历史研究或教学的方針問題，陈伯达同志提出的“厚今薄古”四个字，言簡意賅，只要我們能把它实行起来就好了。

“厚今薄古”本来幷不是伯达同志个人的意見，毛主席早就提出过要我們重視近百年史的研究。今年2月，在一次最高国务会議上，主席提出了一位朋友批評共产党的十六个字“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輕視过去，迷信将来”，加以指正，說共产党正是这样，正是好社会主义之大，急社会主义之功，正是“輕視过去，迷信将来”。这“輕視过去，迷信将来”就是所謂“厚今薄古”。不仅历史研究应該以这为方針，任何研究、任何事业都应該以这为方針。

事实上这就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一切都当从发展上来看問題。历史是发展，不是倒退。尽管旧时代的发展是不自觉的，統治阶級甚至还有意以“厚古薄今”来箝制思想，然而一切事物的发展仍然今进于古。无論怎么說，鉄器时代进于銅器时代，銅器时代进于石器时代，或者是近代进于封建时代，封建时代进于奴隶制时代。今天是自觉发展的时代了，我們正应該标榜“厚今薄古”来打破迷信，解放思想，形成发展上的大跃进。

当然“厚今薄古”也幷不是說只要今，不要古，或者是把所有古代的遺产都抛棄，幷不是那样。这两者是对待着說的，对于今是要得多些，对于古是要得少些。国家不能把重点摆在研究古代或古物方面。古代史和古文物也須得研究，但只能占比較小的比重。例如中国科学院有六十几个研究机构，有六十多个是屬于今的，只有几个是屬于古的。而且我們的重点所是原子能研究所、經济研究所等，而决不是古代史研究所、考古研究所等。这就是实际上的“厚今薄古”。象古时候的“学古入官”，“好古敏求”，搞学問就是搞历史的那样的时代，是老早过去了。

搞古代历史的人是要有一些，搞考古工作的人也要有一些。但搞这些工作的同志更要有“厚今薄古”的精神。我們为什么要搞古代史或研究古文物？目的是在闡明历史发展規律，讓人們掌握这个規律，更好地改造客观世界，为現在或将来的建設服务。我們幷不是为考古而考古，更不是为崇古而考古。有“厚今薄古”的精神而从事考古，也就是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而从事古代研究，这样就如居高临下，使研究的对象能听自己的駕馭，历史发展的途径尽管有怎样的曲折迂迴，都无所逃形而历历呈現在眼底。假使沒有“厚今薄古”的精神，那就只能是古人的俘虏，古文物的俘虏，一羣老古董和書呆子，旣无补于实用，也說不上什么学問。两千多年来，中国的旧学界是沉浸在崇古的空气中的，言必称唐虞三代、尧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請問竟究出了多少了不起的人才？“厚古薄今”的方向是应該老早轉換了。

記得1951年7月28日中国史学会在北京举行成立大会，在那会上我講过一次話。我說，中国史学界在历史研究的方法、作风、目的和对象方面，在党的領导下已經开辟了一个新紀元。我举出了六点来証明：(一)从旧时的唯心史覌逐步轉向为唯物史覌，(二)从个人单干逐步轉向为集体研究，(三)从名山事业逐步轉向为“为人民服务”，(四)从貴古賤今逐步轉向为注重近代，(五)从大民族主义逐步轉向到注重少数民族，(六)从欧美中心主义逐步轉向为注重亚洲历史。我当时为了鼓励大家，所說的多少是出于自己的期待。（詳細記录見1951年9月29日“进步日报”[当时“大公报”的改名]附刊“史学周刊”第38期）。照今天的情况看来，史学界的轉向速度並不那么快。“厚今薄古”的口号提出后，全国学术界都在辯論，这一方面是好現象，但在另一方面也就表明学者們对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認識幷未十分深入而一致，我們在思想革命上还需要作很大的努力。

当然，崇拜古代也有它的历史根源。不仅我們中国是这样，外国也是这样。我們以前是言必称唐虞三代，外国是言必称希腊罗馬。这里有它根深蒂固的依据。例如古典艺术品是有它的不朽性，为后人所不能摹仿的；古代思想家和文艺家的作品也有它的不朽性和独創性，这就是“厚古薄今”的思想根源。对这种情况，馬克思在“政治經济学批判”的导言中已經解释过，他是就希腊艺术与沙士比亚的詩剧来說的。特別是对于希腊艺术的不朽性和不可企及处，他說得很透辟。他說那是和古代未发展的社会形态相适应。古典社会已經一去不复返了，所以古典艺术作品便成为不朽的典型和不可企及的范本。“一个大人不能再成为一个小孩子，要不他就是呆子”。但他須得从更高的阶段上来发揮孩童的天眞的本質，也就是創造性和积极性。这是說得再醒豁也沒有的。

就中国古代艺术来說，殷周的靑銅器是具有高度的艺术性的，不仅今天搞假古董的人模仿不到，两千多年来沒有一个时代的銅器能够和殷周相比。其原因正如馬克思所說：产生那种艺术品的未成熟的社会条件是永远一去不复返了。古器物之所以古奥也还有年代的經历包含在里面。尽管你在形式上摹仿到，甚至把古物作为模子从新翻砂，也翻不出那种的古香古色。那就是因为沒有經过那几千年的岁月，沒有受到原艺术作品在外部和内部所起的变化。所以古艺术品的确是不朽的和不可企及的。但是，能不能根据这一点，便可以認为古代的一切东西都比后来的好呢?当然不能!那样就眞正成为“呆子”的思想了。那种想法是“以偏概全”，“厚古薄今”的人正是使用的这种方法，正是希望大人再成为孩子的一大羣“呆子”!

中国古代的思想，特別是百家爭鳴的春秋战国时代的思想，也有它的不朽性和不可企及处。因为那时正是中国历史由奴隶制进入封建制的时代，学术思想上有一个飞跃式的解放运动，当时确实产生了不少杰出的思想家和艺术家。更加以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的长期停滞，历来的思想和文艺脫不掉百家特別是儒家的窠臼，所以春秋战国时代就愈見显得是黃金时代。但在今天不同了。今天中国的社会已經实現了两个阶段的跃进，思想和文艺，虽不那么显著，也有飞跃式的发展。象毛主席的思想和詩詞就是前无古人的。我們在今天依然还要厚古薄今，那簡直是“呆子”中的呆子!

今天我們的知識比古人丰富得多，就是三岁的小孩子所知道的东西，在某些方面，也远远超过了孔夫子和孟夫子。例如，今天的三岁小孩子都知道有第三个苏联的人造地球卫星，古时的圣賢就根本連做梦也沒有想到。当然，我們也並不想“以偏概全”，把古代的好处一概加以抹煞。再說一遍，古代史和古代文物，是須得加以研究，研究它的人不能太多，但也必須专深，才能发揮史学和考古学的作用。要闡明历史发展的正确軌迹，要強調古代劳动人民的勤劳勇敢和創造热情，他們尽管在物質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依然留下了不可企及的典型作品，这样就使得我們能够准确地掌握規律，提高热情，勇于創造，勇于改革当今和今后的客覌世界，来提高人民文化生活和物質生活的水平。以批判的精神来研究古代，在今天和今后依然是必要的。要有人担任这項任务，而担任者必須掌握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方法，也就是“厚今薄古”的思想方法，以保証自己和受自己影响者的紅透与专深。紅不透是专不深的。旣要紅、又要专，紅要透，专要深，每一种业务都必須如此。研究历史和考古的人尤其必須如此。研究历史和考古的人是容易陷沒的，搞得不好，每每爬不起来，所以必須更加坚决地抱定“厚今薄古”的精神以防自己陷溺幷陷溺别人。象在海水深处游泳的一样，尤其必須精于游泳术。

搞历史是要掌握資料的，但这不是目的。我們不能成为資料的俘虏，要掌握它，据有它，成为資料的主人或支配者。資产阶級的史学家只偏重資料，我們对这样的人不求全責备，只要他有一技之长，我們可以采用他的长处，但不希望他自滿，更不能把他作为不可企及的高峯。在实际上我們需要超过他。就如我們今天在鋼鉄生产等方面十五年内要超过英国一样，在史学研究方面，我們在不太长的时期内，就在資料占有上也要超过陈寅恪。这話我就当到陈寅恪的面也可以說。“当仁不讓于师”。陈寅恪办得到的，我們掌握了馬列主义的人为什么还办不到？我才不相信。一切权威，我們都必須努力超过他！这正是发展的規律。

搞历史的人，尤其搞外国史或世界史的人，精通些外文，我看是必要的。当然，这也只是工具，而不是目的。同样不能成为俘虏，而要成为支配者。精通些外文有好处，可以接触外国資料，更可以和外国学者交流經驗或作思想斗争。中国的著作譯成外文的，我觉得太少了。連毛主席的著作，譯成外文的都並不很多。我們在这一方面实在应該补补課。单懂外文不行，还得懂专业，因此搞历史的人搞些外文，我看倒不是多余的事。不过不应該強調“外文第一”，那是毫无問題的。事实上外文不是第一而是第二或第三，第一是思想、方法、立場——卽是說“政治是統帅”。搞专业有了統帅，而再精通些外文，那就有利而无弊了。

学历史有它的重要性。历史是辯証唯物論与历史唯物論的具体的教材。通过历史来教育人民、教育后代，甚至教育人类，是有它的不可輕視的功用。由于肤浅地了解了“厚今薄古”的含义，有些人发生了輕視資料、輕視旧書本的念头，甚至搞历史的人也感到苦悶，这也是一种偏向。总之，“厚今薄古”必須同时幷提，今古是相对的，厚薄也是相对的，“厚今薄古”同时幷提便成为合理的辯証的統一。如果搞历史的人听到“厚今薄古”而感到苦悶，那正証明他一向是“厚古薄今”。这样的覌念必須立卽改正过来，抱定“厚今薄古”的方針来搞历史，那就会心情舒暢，而且会在史学研究上出現大跃进。

以上是我的一些不成熟的意見，一写便写长了，你們看起来恐怕吃力吧。我这些意見，請你們指正。我虽然不能来和各位当面談，但很願意和各位作笔談。就象这样，我們用信函来往，也尽可以交換意見，对我听觉不敏的人来說是更加方便的。如果你們对于我的意見有所指正，或者另外还有些什么問題，請你們随时写信給我。讓我們在各方面都从更高的阶段上来发揮我們的积极性和創造性吧！敬礼！

1958，5，16。

編者按：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师生于5月15日写信給郭沫若同志，請他談談关于历史研究和教学的方針問題。郭沫若同志写了一封信答复他們。光明日报于6月10日发表了該信。本刊征得郭沫若同志的同意，将該信轉載。

按：郭文发表后，一时间，“每人读几本书，加在一起赶超陈寅恪”的荒诞行为在中国特别是全国大学里上演。原件及相关连接如下：

关于厚今薄古问题——答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师生的一封信.PDF

挖掉厚古薄今的老根——介绍西北大学历史系关于厚今薄古的初步讨论.pdf

关于贯彻厚今薄古革新历史教学的讨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和本刊编委会与上海市中学历史教师座谈”.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