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形势

花园口决堤事件（花园口决堤事件死了多少人）

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本发起全面侵华战争，在相继占领我北平（北京）、天津和华北大片领土之后，沿平绥铁路、津浦铁路分兵两路向山西和山东攻击前进。这段时期，是我国在抗战之初最为危险的时刻。

为了迟滞日军进攻速度，蒋介石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在第一战区司令李宗仁的指挥下发起了自战争以来最大的一次对日作战，徐州会战的台儿庄战役从1938年3月14日到1938年4月15日，一个月的激烈作战中，国民党军队在付出巨大牺牲后，取得了歼灭日军第5、第10两个甲级师团共计2万余人的战绩。

这场战役的胜利虽然鼓舞了全国抗战的决心，但是也让蒋介石集团产生了轻敌速胜的错误判断，调动20万嫡系部队欲在徐州与日军展开正面决战，此时围绕着徐州战场，国民党已经集结了50万正规部队。这一想法正中日军下怀，日军调集华北方面军和华中派遣军30万重兵欲经此一战解决国民党主力部队，完成三个月占领中国的目的。

5月11日，由于韩复渠在山东采取不抵抗政策导致严重后果，日军第14师团从菏泽顺利渡过黄河进逼兰封。此时据守徐州的国民党将领刘汝明与日军第5、第10师团在徐州发生激战，日军的疯狂进攻并没有吓退刘汝明，几经激烈鏖战，最后为避免被日军包围不得不撤出阵地转进向西撤退，5月19日徐州陷落。

而日军第14师团孤军向开封挺进，利用土肥原贤二轻敌冒进的机会，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程潜奉命对其围歼，由第一兵团司令薛岳亲自指挥，不曾想5月23日，国民党15万大军围歼2万日军的计划随着国民党怯战将领桂永清和黄杰的不战而逃而宣告破产，日军第14师团经兰封会战取得突破。

随着作战形式的不断恶化，国民党最高军事指挥集团最终发现了日军的军事企图，蒋介石于是紧急下令徐州部队跳出日军包围撤退至豫皖西部山区。此时的日军已经完全控制陇海线，具备了向郑州发起进攻的条件，而正在撤退的国民党部队已经很难再组织起有效的防御阵地，如果郑州丢失，日军西可进攻至西北继而威逼西南大后方；向南进攻至武汉重镇遏制长江要道，形势已经到了危急时刻。为了阻止日军的进攻，打乱日军作战企图，蒋介石最终下令决堤黄河。

当日军6月6日攻占河南首府开封时，郑州已经成为日军下一个进攻目标，一旦郑州失守，中华民国损失的将不仅仅是50万正规有生力量，西北西南这些大后方和武汉重镇后的两湖之地将会直接受到日军威胁。

此时从徐州战场撤退下来的国民党部队，基本已经丧失了抵抗能力，如果再不能有效迟滞日军进攻的脚步，后果不堪设想。“以水代兵”的军事设想在此前已被众多国民党高级将领提了出来，其中包括：冯玉祥、程潜、薛岳和陈果夫等，尤其是陈果夫给蒋介石的亲笔信中写到：“……黄河南岸千里，颇不易守，大汛时且怒敌以决堤制我。

我如能取得武陟等县死守，则随时皆可以反攻制敌。盖沁河口附近，黄河北岸地势低下，敌在下游南岸任何地点决堤，只须将沁河口附近北堤决开，全部黄水即可北趋潭卫，则我之大厄可解，而敌反居危地。敌人残酷不仁，似宜预防其出也。”正是这封密函，坚定了蒋介石“以水代兵”的决心。此时前方日军进攻开封的战事已经进入非常危急的关键时刻，他希望能在日军攻占开封之前决堤成功遏制住日军进攻势头。

接到命令的商震虽然也心有余悸，但是军令如山他不敢不执行，于是将这个“千斤重担”交给了手下53军一个团来具体操作。6月4日在赵口实施决堤时，由于淤积的泥沙量过大加上地质复杂和季节原因，三次爆破决堤都没有成功。上峰催促的电令愈加急迫。正在这时略通水利知识的新八师师长蒋在珍建议，将决堤位置移至花园口，并主动请缨担起负责实施花园口破堤任务，获得商震司令的批准。

6月7日，蒋在珍指挥两个团在花园口附近加紧进行决堤作业和协助当地官府疏散附近村民百姓，近千名士兵分成五个班组24小时不停的轮换挖掘，同时命令一个工兵连在花园口龙王庙西侧负责准备实施爆破放水。至6月9日上午9时五十米宽的决口的挖掘工作终于完成，随着一声令下，大堤决口被炸开，滔滔黄河之水顺流而出如脱缰野马一泻东南千里，蒋介石以水代兵的军事谋略至此一蹴而就。

花园口决堤使日军四个师团受到波及，特别是日军第14师团和第16师团受损严重。因日军是以机械化作战方式对国民党部队实施追击，黄河决口后其坦克装甲和汽车重炮等重型装备基本全部被毁，而直接造成的死亡人数，并没有多少。

据战后日本防卫厅编纂写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一书中记载：昭和十三（1938）年6月29日，日军在徐州举行联合追悼大会，第2军死于洪水的士兵人数达到7452名之多。其中14师团800余人，16师团1100余人，在洪水中直接淹死的日军为2000人，这七千多人，大部分都是被国民党部队反击作战时击毙的。

花园口决堤与国民党军事高层所预想的结果差强人意。其实，在国民党准备决堤放水之前，日军已经通过空中侦察发现了国民党这一企图，并向正在进攻的所有师团发出警告，第14师团和第16师团提前将部队移至地势较高的地方驻兵，如果没有这些防范，日军必将损失惨重。

当顺势而下的黄河水让日军14、16两个师团深陷泽波之时，日军大本营也迅速展开营救，分别从第5、第10等作战师团紧急调派舟桥、卫生、工兵和航空投送给养往这两个师团所在地。国民党军趁势在豫东对冒进之敌展开大规模反击，很快肃清了那里的日军。

看到很多文章中写道，花园口事件致使日军20万人葬身鱼腹，这个愿望的确令人振奋，但是现实绝不可能以个人愿望来形成历史事实。徐州会战日军华北、华中两大派遣军集结30万重兵，如果一场决堤就消灭了20万，那四个月后的武汉三镇又是如何被攻占的？

抛开军事观点，花园口决堤事件不啻于是一场惨绝人寰的灭顶之灾。据不完全统计,河南民宅被冲毁140万余家,淹没耕地800余万亩,安徽、江苏两地良田被毁1100余万亩,480万余人家业尽无，死于这场“人祸”之灾的豫皖苏三省百姓竟高达89万之众。

决堤后的黄河夺淮汇入长江，给两淮地区带来连年水灾，每年又把约一百亿吨的泥沙带到淮河流域，使淮河干流和许多支流形成严重淤积。汛期而至，黄河洪水泛滥滚滚南下，至淮河洪水漫溢横流。洪泽湖底泥沙淤积超过一米以上，沿湖芦苇杂草丛生，蝗虫繁殖，使附近各县蝗灾频发，留下极其严重的后遗症。

这么严重的后果是蒋介石所没有预料到的，把这场灾难嫁祸到日本侵略者的身上，既是国内形势需要更是国际政治需要。归根结底引起这场灾难的也的的确确是日本侵略军，这种延伸的观点并没有什么错误。

包括国民党媒体在内的所有国内媒体针对日本空军轰炸黄河大坝导致花园口决堤的惨痛事件，形成了长篇累牍的多方位连续报道的态势，这也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众多西方媒体深入事件所在地通过走访了解，最终也确信了日本是造成这场事件的刽子手的观点，由此在国际社会形成了完全一致对日谴责的声音，最重要的是它激起了全中国人民万众一心抗战的怒火。

其实决堤造成89万的死亡的数字和良田毁损的数字是在花园口事件发生后八年来所有与之相关的衍生灾害造成的，在方圆数万平方公里的黄泛区，这里面有连年的蝗灾、干旱造成庄稼绝收而饿死的人数，也有因为灾难形成的严重疫情而病亡的人数。

这一点在《黄河花园口决堤堵口记事碑》上有专门记载：“决口后，泛区长四百公里，宽三十至八十公里，合豫，皖，苏三省四十四个县市，受灾人口一千两百五十万，淹没耕地一千两百六十三万余亩。水灾，蝗灾使泛区饥民挣扎，饿殍枕藉，又加战乱兵匪之忧，八年多共死亡八十九万人，逃亡三百九十一万人。这次决口所造成的劫难，是黄河灾害史上最严重的一次。”

花园口决堤的死亡统计数据中，只有河南和江苏留有四十余万死亡的统计数据，而安徽却对花园口决堤后的死亡统计没有留下任何数据，后来也是对比豫苏两省受灾情况而测算出来的死亡数据，有多大科学依据实在是不好妄加评论。

战后就国民党政府对花园口决堤的态度，了解事件真相的国内媒体和政治团体都给予过强烈的抨击，但是形成了两派观点不同的争论，最终也是无疾而终。台湾国民党一级上将郝柏村《重返抗日战场》书中就指出：“这些统计数据或有所本，我没有太大意见，但如果将八年抗战期间，老百姓在这个地区的所有旱灾，兵灾损失，都算在花园口决堤这件事上，不但不客观，也完全忽略了日本军阀才是罪魁祸首的事实。国民政府决堤的动机，及其所达到的正面效果，则未见载于碑文中，显然忽略了这件事情的真正意义”。

多年来，围绕着花园口决堤事件，争论始终可圈可点。从军事角度而言，国民党在当时采取的“以水代兵”的方略，的确起到了形成新的黄河屏障阻敌西进、延缓武汉陷落、消除西北威胁、破灭日军打通陆地交通线的重要作用，为抗战取得战略空间和时间赢得了优势。

但是从国内民生经济形势而言，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以荼毒生灵百万计的惨痛代价换来的优势，到底值不值得，这个问题至今也没有一个尘埃落定的结论，为什么会这样？说白了，日军在军事上取得优势和百万同胞葬身汪洋这两个残酷的现实，每个中国人都不愿意看到，这就是没有结论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