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觉

李觉，湖南长沙人。早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后投唐生智，曾参加北伐战争。抗战爆发后率部参加对日作战，屡立战功。历任国民党高级将领。1949年与程潜、陈明仁等于湖南起义。新中国建立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ニ十一兵团副司令员，全国政协第二、三、四届委员，第五、六届政协常委。

我姓李名觉，号云波，在家时又名淑志。湖南长沙人。祖父母去世早，无叔伯。父亲因家境艰难，读书不成，改为经商，流寓云南一带。我母亲是云南景谷县人，共生一女三男，我是最小的一个。我生于1900年旧历五月初十。当时，正值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景谷县接近英属缅甸，父亲为安全起见，护送我们母子回到家乡长沙。在城里购置一所房子，在乡下买得水田15亩。安置妥贴后，第二年父亲又去云南继续经商，不久即病死在昆明。当时，我只两岁，最大的是姐姐，也只9岁。母子们无依无靠，幸亏家有薄产维持。母亲勤劳节俭，生活严肃，具有极端忍苦耐劳的倔强性格，又是一个典型的旧式妇女。母亲这些可贵的品质深深影响了我，使我从小养成老实诚恳，不畏艰难的好品德。母亲为了教子成名，光宗耀祖，千方百计让我们兄弟读书。两个哥哥学工科，而我则经历了曲折的求学道路。

湖口兵变（湖口兵变事件）

求学时代

1906年，我入县立初小读书。当时已经废除了科举，创立了新学，学堂不收学费，但还是要拜孔夫子。

我10岁那年，进人县立高等小学，每年仍要参加祀孔和祭天的典礼。这些旧的教育，使我更加习惯于循规蹈矩，守礼奉法。第二年，辛亥革命爆发，我才11岁，谈不上受到多少革命影响，但社会动荡使学业荒废了。至1912年高小毕业时，我有好几门功课不及格。母亲非常着急，节衣缩食，为我聘请良师在家补习了一年，两位学工科的哥哥也利用假日为我补习功课。

1913年我终于考取了长沙修业中学，一读又是3年。由于小学基础没有打好，中学课程又十分繁重，我对读书越来越不感兴趣了。正好这时北京陆军第一预备学校招生，我请邻居的一位军官帮忙，竟然考上了这个学校。

1916年，我第一次离开母亲到千里之遥的北京入学。当时我的心情十分激动和兴奋。学习不到半年，到1917年7月张勋复辟，京城大乱，无法上课。停学半年，局势平稳后，重新入学。两年后，爆发了五四运动，同学们纷纷卷入其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当然也不例外。北洋军政府不许学生“闹事”，派了一连士兵来“保护”学校，不准外出集会，不准看报会客，接电话都有限制……这样变相地把师生们关了一个多月后，又决定提前放假，各自回家，到下半年オ复学。这次爱国运动对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第一次懂得了“爱国光荣，卖国可耻”，懂得了民主和科学救中国的道理。

1919年底，我在这所军校毕业，被分配到山东省境边防军第二师当入伍生。这是北洋政府执政段祺瑞的一支新军，全是日本装备，并有日本军事教官负责上课。但我们这批经过了“五四”洗礼的入伍生都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民主精神，因此常常与日本教官的霸道行为发生龃龉，激起纠纷。连我这老实人也常常受到他们的责罚，使我很不安心在此服役。半年后，发生了直皖战争，段祺瑞战败倒台，这支新军也就解散了。于是，我和十几位湘籍同学决定回湖南，回到革命气氛较浓的南方家乡去参加革命队伍，免得受外国人和北方人的窝囊气。

从军初期

1920年11月，湖南已由赵恒惕取代谭延闿担任省督军兼总司令。他倡导与四川等省搞联省自治，并对湘军实行整编。我回到长沙后，即和同学们去找当时湘军第一师第二旅第三团团长唐生智，说：“唐团长，我们已找到一份工作，每月津贴大洋10元，请您帮忙作个转荐。”唐生智听后，半天没做声，最后才说：“良相出自州牧，猛将来自行伍。想带兵的人，要先到士兵当中去磨炼，不要只顾浮在上面多赚钱。”于是，将我们分到一个营去当排长。

这个营是新从嘉禾收编过来的土匪部队，士兵毫无纪律可言，生活作风也非常腐败，是当时唐团中唯一的一支烂部队；全靠营长周至柔（湖南郴州人，保定二期毕业）和几个从云南讲武堂出身的排长在里面撑持着，骨干力量显然不够。唐生智将我们分配进去，是抱着很大期望的。但我们当时都是十八九岁的青年。“嘴上无毛，办事不牢”，士兵们认为我们这些当官长的人没有胡子，是没有足以震慑部队的威风煞气的。因此，讲话无人听，做事无人帮，使我感到非常苦恼。唐生智总是宽慰我们，鼓励我们，说：“你们把老姜烧热了去烫嘴唇，可以烫出胡子来的。不信，你们试试看。”同学都知道这是句玩笑话，但我信以为真，老老实实地去试了一试。结果，当然什么也没有烫出来。幸亏几个老排长是云南籍人，我也算有半个云南籍，同事加同乡，自然好相处。我当时牢记唐生智要我们去士兵中磨炼的训话，不怕吃苦，不摆架子，经常和老排长们一起与士兵们玩游戏，作劳役。那些土匪出身的士兵，虽然言语粗俗，动作野蛮，但都很识好歹，很讲义气，因此很快就信服了我们，还亲切地叫我“小排长”。行军打仗时处处照顾我、保护我。

1921年夏，湖北发生宣武兵变。鄂省国民党党员李书城、蒋作宾等与鄂军师长夏斗寅密谋驱逐湖北督军王占元，怂恿赵恒惕联合四川刘湘共组“援鄂军”，约定事成之后设三省联省自治政府于长沙。6月，赵恒惕调齐各路湘军北进至岳州羊楼司，王占元宣布下野（据《辛亥以后十七年职官年表》记载，王占元于1921年8月免职）。但驻节洛阳的吴佩孚却荐肖耀南为鄂督，并派四艘兵舰，由水路进攻岳州，大败赵军。当时，唐生智已任第一师第二旅旅长，率兵冲在最前面，我也随在其中。这是我第一次经历这样激烈的战斗，心中未免有些畏怯。但看到唐生智总是以身作则，进攻在前，退却在后，深受感染，也自动请求和唐生智一同断后。唐问我：“怕不怕？”我说：“旅长不怕，我怕什么？”唐生智点头赞许，此后对我十分器重。这年10月，即派我到保定军官学校第九期去深造；但读了三个月后，直奉又发生战争，学校又解散，我又回到唐旅长第三团第八连当连长。一个月之后，局势平稳，我才又去保定带职复学。

1922年5月，我在保定军校毕业，回原部队继续担任连长。该团团长是刘兴，他具有极端严谨、一丝不苟的军人特性，平日腰杆挺直，一点不弯；对内务整理绝不马虎；打起仗来也和唐生智－样，身先士卒，非常勇猛。这一切，都对我产生极好的影响。

这时，何键在唐部担任骑兵团团长。他原先也只是谭延闿部下一名排长，吴佩孚南进占领省城后，赵恒惕派他回醴陵老家打游击。他由一支九响枪起家，和张国威一起，从北洋军手中夺枪扩军，到1919年已发展成拥有一千多人枪的队伍。时任湘军总司令的程潜招他为旅长，后因程潜下台，而被唐生智收编为骑兵营营长。此后，他随唐生智作战，屡有战功，得升团长、旅长。他有五个女儿，大女何玫秀外慧中，颇有见地，立志要嫁一个老实忠厚的年青军官。于是由唐生智作伐，我和何玫订立了婚约。1923年夏我和何玫在长沙结婚。婚后不久，谭赵战争又起。这年7月，谭延闿在广东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为号召，组织“讨贼军”，赵恒惕则以维护联省自治的省宪为名，组织“护宪军”。两军相峙，赵恒惕一面派叶开鑫抵御湘南谭军，一面派唐生智、贺耀组对湘西蔡钜猷军发起攻击。开始时，赵部一师师长宋鹤庚、二师师长鲁涤平以及旅长吴俭学、谢国光等均纷纷附谭倒赵，声势浩大，赵督岌岌可危。幸有唐生智挺身而出，在打败蔡钜猷后，又与叶开鑫、贺耀组等一起奋力作战，将谭军及宋、鲁、吴、谢等部一古脑儿赶出了湘南，赶到了广东。这时我还在刘兴部下，不恋新婚燕尔，奋勇当先，立下了战功，被擢升为第二旅第十四团二营营长。

1924年，唐生智被赵恒惕任命为第四师师长兼湘南善后督办，驻衡阳。唐实力不断壮大，所部扩充到四个旅，十五个团，达五万人枪；以刘兴、李品仙、何键和周斓分任第二、八、九旅及警备旅旅长，成为湘军中最具有战斗力的队伍。这一年，我被调到第九旅第二十七团三营当营长，从此归属到何键部下。同年秋天，赵调第四师到广西支援陆荣廷打内战。唐生智对此不感兴趣，只派了我等少数几个营的兵力，到全州附近的黄沙河，将被李宗仁等打败了的陆荣廷接到永州，即算完成使命，不再深入桂境。

1925年，第四师的官兵在唐生智亲自倡导下，全部加入了佛教，实行“五戒”（即戒偷盗、戒妄语、戒乱杀、戒邪淫、戒酗酒），我也虔诚地参加了这一斋戒行列。当时我们这些营以上的军官，绝大多数都由衷相信唐生智、顾伯叙先生所倡导的“自利利人，救人救世，猛勇精进，慈悲喜舍”等宏愿及大无畏精神，相信这是修养军人身心最好的教义。加之，顾先生精通佛学密宗，尤会瑜伽气功，能够飞身腾跃，更使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当时这些很科学的特异气功，被一般无知的人说成是邪术，唐、顾等人因不愿泄露密宗真义，也不肯多加解释，只是潜心修正道，如实知自心。其时，顾先生专心致志于此，对唐生智的具体军政事务并不过问，只是帮唐分析大局，顺应时势，这对唐生智及我们第四师后来终于进一步倾向革命，参加北伐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1926年初，唐生智在湘南掀起讨吴驱赵运动。3月，赵通电辞职，唐生智到长沙就任代省长。4月，吴佩孚援赵，率军南下，我们在唐生智指挥下奋起抗击，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6月，唐生智在衡阳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北伐军前敌总指挥，所属第二、八、九旅及警备旅改为第四、五、六师及教导师，官佐皆上升一级，我也由营长晋升为团长。

7月，我随同第八军全体官兵一道，集体宣誓参加中国国民党。湖南是先有共产党，后有国民党的，国民党省党部的主要负责人大都是有名的共产党人，如夏曦、郭亮、李维汉、易礼容等。他们都是相信唯物主义的，我们这些军人对三民主义、共产主义都不甚了解。我去问唐生智：“怎么去年入佛，今年又人党？”他说：“佛化党化二位一体，唯心唯物是两极相通的。”我又问：“何以见得？他说：“国民党讲三民主义，主张‘天下为公’，大同世界；共产党讲人类解放我解放’；我们佛教也说‘众生解脱我解脱’，这不都是一致的么？”当时，说得我十分信服。

8月，我随何键师从长沙出发，过岳州后一路疾进。在一次战役中，我带着全团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冲过城陵矶狭长的新堤，长驱冲人汉阳附近。这时，何键等已策动汉阳守将刘佐龙参加了北伐军，从而兵不血刃地占领了汉阳城和汉阳兵工厂，获得了大量的军械。后来，利用这些军械物资，仅第八军就扩大装备了五个军。

9、10月，汉口、武昌相继被我军攻克，我又随唐生智、何键进军鄂西宜章、沙市，肃清北洋军阀吴佩孚的残余势力，并向巴东、秭归方向戒备。

1927年2月，袁祖铭暗中勾结吴佩孚阴谋偷袭长沙，截断北伐后路。周斓奉唐生智密令，在旧历年关摆下鸿门宴，智歼袁祖铭于常德城。此时，我也接到密令，进驻澧州，相机策应，尽歼了袁军残部，解除了北伐军后顾之忧。此役，袁祖铭的警卫团长许克祥倒戈投诚，被编入何键部下。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消息传到武汉后，何键亦蠢蠢欲动。一日深夜，在第八军军长李品仙的司令部里，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决定会后第三天拂晓，将留在武昌的第四军全部解决，并扣押俄国顾问鲍罗廷。当时议定：汉口由李品仙的武汉卫戍司令部负责；武昌由何键负责。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负责阅马厂地区；当即看好了地形，作了部署。会后，周斓打电话密报唐生智，因此正待按期行动时，唐生智从河南前线拍急电回汉，命令停止执行，并限所有部队于次日集中大智门江岸一带，开往河南驻马店待命，继续北伐到底。

上述几件事情，使我十分佩服唐生智矢志北伐，统一中华的爱国之心；佩服他那除奸务尽，不搞内讧的鲜明爱憎。此时，我虽然已颇具战斗经验，成为能独当一面的第三十五军第三师第八团的团长了，但是，讲老实话，在政治上还是很幼稚的，以致终于在后来迷失了方向。

十年歧途

1927年5月，长沙发生了“马日事变”。反动派“反共驱唐”的阴谋得逞，迫使唐生智“分共”，终于停止北伐。7月，我随军从河南驻马店调回武汉，在汉口广济、武穴一带集中。8月，唐生智坚持东征讨蒋，我又随军开赴九江集中，随即由黄梅、宿松、桐城进入安庆、合肥一带，迫使蒋介石于8月13日宣布下野。

这年11月，李宗仁、谭延闿、程潜又联合起来西征讨唐。我奉命随军撤退。唐生智要求我们在一星期之内，日夜兼程退回湖北忻春。但这时芜湖和安庆已失守，退路已受到威胁，乃绕过崇山峻岭，到忻春集中。由于山路难行，部队疲惫不堪而节节败退。回到武汉的当晚，即听说唐生智已下野，并已东渡日本。这使我感到十分意外，也非常难过。从此，我像失魂似地不知如何是好。

1928年3月，唐生智所部五个军在退到湖南后发生了分化，除三十六军军长刘兴和十七军军长周斓随唐生智一同引退外；八军李品仙和十三军叶琪投靠了桂系；三十五军何键则为程潜所收容，最后投向了蒋介石的怀抱。我是何键的女婿，自然也只能随何附蒋，还受到蒋介石的礼遇和器重。但在我的内心深处，却一直忘不了唐生智对我的提携培育之情，也忘不了第一个顶头上司刘兴，忘不了良师契友周斓。唐母、周母和我母平日情同姊妹，亲如一家，因而我对唐、刘、周三位就更加眷念。

1928年5月，取唐生智、周斓而代之的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突然被桂系军诱至武汉扣押起来，鲁涤平继任省主席。当时，困守湘西的何键与鲁关系不好，蒋介石乃乘机派刘文岛与何键秘密联络，意图去鲁用何。与此同时，桂系为与蒋介石争夺势力范围，亦图争取何键，乃于1929年2月，挟武汉政治分会之权，派李明瑞师偷袭长沙，驱走鲁涤平，迎何键为省主席。何键处于两者之间，左右为难；正在彷徨之际，蒋介石却为稳定局势，顺水推舟，于这年4月正式委定何键就任。何键喜出望外，欣然应命，自此，即在蒋、桂及其他各大派系的夹缝中图存发展，在湖南当了九年之久的省主席。我也以何门长婿、何部主将的身份，走上了歧途。

1929年夏，桂系见何为蒋用，又欲以叶琪取代何键，并从汉口派兵逼近长沙市郊。城内人心惶惶，纷纷逃避。这时，我毫无畏怯，一面维持城内治安，担任最后掩护，将部队安全转移到湘西；一面与蒋介石联络，夹攻进犯之桂军；终于取胜。于是，我部又回到长沙，我也因功被任命为长沙警备司令。四个月后，长沙城内发生特大抢案，在各方面压力下，何键只好将我撤职，叫我仍去做团长，调赴新宁、城步、武岗一带攻剿张云卿。在新宁期间，我做了一件好事：当地国民党县党部为邀功请赏，诬陷该县两个中学校长为“共党”，报请省清乡司令部严惩。我奉命查办。经查证，纯系陷害，乃不予受理。

1929年秋，蒋介石对盘踞武汉的桂系军队实行讨伐，李宗仁在汉口立足不住，派人见何键，要求通过长、衡退回广西，被何键婉言谢绝；只得由宜昌、沙市经澧州、桃源、溆浦、新宁进入广西。蒋介石密令我部就近堵击，我则认为：政局变化无常，今日是敌，明日是友；今日打垮桂系，明日则要吃掉我军；湘桂终属邻省，唇亡齿寒。于是，我命令所部让开大路，只占领侧面阵地，假意佯攻阻击，实际上等于放鞭炮欢送他们撤回广西。其他各路湘军也效法我，只瞒住了蒋介石一人。后来，湘军整编，四个军改为四个师，军长改当师长，而我却由团长晋升为第十九师第五十七旅旅长。

1930年初，唐生智在河南接管桂系军队后，第二次兴兵反蒋，密邀何键响应，蒋介石亦派刘文岛来笼络何键。我当时极力主张弃蒋就唐，何键却只佯许之，回电唐曰：“如打到武汉，当响应。”另一方面，又向蒋表示“服从中央”。后，唐生智失败，何键安然无恙。我则挨了何键一顿臭骂，说：“要是依你附唐，则同归于尽，死无葬身之地了。”

1930年秋，长沙被红军攻占。这时，我旅正驻扎在广西全州和兴安一带，奉命回师驰援；红军主动退至浏阳后，杀了一个回马枪，向长沙进攻，并在文家市附近歼灭了何军一个旅；我等只好退回长沙城内，固守了一个多月才解围。随即追击红军至江西萍乡。这时，驻在江西的鲁涤平、谭道源等则利用何键的这次挫折，大肆攻讦，欲取何而代之，他们还联络闲居在南京方面的湖南人士叶开鑫、贺贵严等共同反何，指责他搞封建割据，只重用醴陵人，搞“非醴勿用”。何键吓得不亦乐乎，派我到南京疏通各方。蒋介石此时想利用这些矛盾，以湘制湘，因而仍支持何键任湖南主席，并重新整饬湘军部队，撤换了反对何键的三个师长，任命我接任第十九师师长之职，极力维护何派势力。

1930年冬，澧州被湘西红军贺龙部攻占，我奉命前往增援，并指挥陈渠珍师，罗启疆旅等部收复澧州，迫使贺龙红军退往鄂西。蒋介石乃倾全力“围剿”江西红军，任何键为第四路军总指挥兼西路军总司令，意欲尽驱湘军人赣，为其效力卖命。这时，我向何键建议，还是要保存本部实力，否则只会落得个“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下场。于是，何键乃留我的十九师为总预备队，滞驻省内，分散在岳阳、蒲圻、衡阳、常德一带，始终不肯入赣“剿共”。两年后，我兼任师党部特派员；移驻平江、浏阳等地，专做后方安抚工作。当时湘鄂边区疫病流行，双方均无战斗。我在后方，接触许多“自新”的共产党，亲身了解到他们之所以屡战不溃的奥秘。于是，也学过他们一些方法，如不准杀人，优待俘虏，保障“自新”人员生命财产等，使安抚工作颇具成效，受到蒋介石的表扬，命我专司此职。这也使我在1931至1933年期间，避免了去江西与红军主力作战，逃避了被歼灭、被击溃的危险。

1933年，湘军大部调往江西后省境空虚、政局不稳，而要新编军队蒋介石又绝不会同意，于是我协助何键将各县地方团队利用起来，以县为单位进行整编，进行集中训练。积少成多，一时竟达到四个师，二十四个团的兵力。经费由全省统一征收附加税解决，军事方面由省保安处统一指挥。我兼任了保安处处长。这无形中增加了何键维持湘局的力量。

1934年11月，湘鄂川黔的红二方面军开始突围，蒋介石任命陈诚为四省边防区“剿匪”总司令。陈诚规定何键所部负责担任以澧州、石门、慈利、大庸、永顺、桑植、保靖、龙山之线的防守，并规定：如果红军从谁的正面地区突破，则该地区的指挥官有失职之责，将严加惩办。其目的是把带兵官撤职，将部队兼并过去，据为己有。此时我正由庐山暑期训练团受训一月归来。刚结业即率军进发湘西。我的十九师的防地又是最长、最容易被突破的。怎么办？于是我请何键将王东原的第十五师摆在常德一带，靠近陈诚的总部；因王东原与陈诚是保定第八期同班同学，私交甚厚，过从甚密，因而情报较灵，能及时掌握红军动态，能帮助我们湘军各部避实就虚。这时，陈诚自己的部队却被红军在大庸、桑植境内消灭了一旅，并在慈利溪口附近，被红军突破了封锁线。而我十九师等何系部队战线长而守备无虞，受到总部嘉奖。于是，我又擢升为第四路纵队司令，统率第十六、十九、六十三等师继续尾追红军，一直追到云南、昆明，均无差错。在此之前，何键曾被蒋介石撤销了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的军职，由第二十八军军长刘建绪升代。此时，却因我的被擢升而使何键又取得了对这支军队的大部分指挥权。

1935年冬，我的纵队到达昆明后，蒋介石即命令留驻不动，藉以代表中央军控制云南，以达到用杂牌制杂牌的目的。这当然是我们湘军很不情愿的事，我乃以请假省亲为名，回湘请示何键如何处置。时值两广酝酿反蒋，与云南也取得了联系。李宗仁、白崇禧派唐希忭来长沙联络何键一同参加，以期共同在西南另创局面；最低限度也希望湖南不要妨碍他们的行动。何键正感军队远处边陲，受人所制，亦思有所活动，乃征询我的意见。我说：“老蒋该反。但唐生智都反不倒他，两广又有何能耐？要他们搞出一定规模，我们才好表示态度。”何键深以为然，乃派我以回防云南为幌子，顺道去桂林一探虚实。于是，我于回长沙后第三日，即乘自备汽车前往广西。李、白派人迎至黄沙河；我又乘专机经柳州到南宁，向白崇禧转交了何键的亲笔信。李、白决定派李品仙、唐希忭陪我再次同机返湘，与何键再作进一步商谈。而何键乃一面派我与之周旋；一面通过省教育厅长朱经农向蒋介石告密。不久，两广事变终于被蒋介石解决，我周旋于两者之间的事也被老蒋发觉。一天，蒋命顾祝同转知我到广州去，我十分惊慌，不知所措。幸亏何键在蒋介石左右极力疏通，终于逢凶化吉；不但未加斥责，而且说我迷敌有功；并在广州受到蒋介石的亲自召见。尤感意外的是：还获准将部队调出云南。不过，不是回归湘省，而是开赴江浙。从此，湘军正式脱离了何键的节制，而由刘建绪直接指挥，军队的命运则全由蒋介石来亲自主宰了。

八年抗战

1936年10月，我部奉调从云南到达浙江嘉兴、建德、桐庐一带待命。这时，经过三次反蒋后的唐生智重新参政，担任军事委员会执行部主任，专门筹划抗日准备工作，在京沪一带负责督修三道防线。我有机会常和他见面，在他的影响下，主动参加为抗日救国的献机典礼。但这时的蒋介石却主张求和，强调所谓“攘外必先安内”，并与日本人签订了“何梅协定”。

12月，西安事变发生，全国抗日情绪进一步高涨；蒋介石从西安回南京后，背信弃义，扣留张学良，仍想坚持内战，令我担任闽赣边区绥靖区指挥，在浙东围攻红军刘英的部队。但我也不再俯首听命了，只在温州一带与刘部相持了九个多月，并无战事。蒋介石鉴于人心、军心对他不利，为统一高级军官思想，又一次在庐山举办暑训团，我再次参加“受训”，并担任教育组将官队连长。受训期间，我们在训练总监唐生智的带动下，整日的话题都是抗战、抗战。大家一致认为：国家已经到了不战则危，不战则亡的紧急关头了。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揭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我立即奉调回防，离开暑训团，到温州与刘英所部取得了联络；从此、双方消除隔阂，一致抗日。旋即率部到宁波集中，担任镇海一带的防卫工作。此时，我被任命为第七十军军长，但实际兵力仍只十九师一个师，仍由我兼任该师师长。

8月，上海保卫战打响了，我师是参战者之一。不久，我在北伐时期结交的老朋友马子谷来部工作。他曾经加入过共产党，后来又脱党，此时仍与地下党有联系，是经有关方面介绍来与我合作的。我们合作得很好，我们部队在前方浴血奋战，马子谷则在上海市发动人民慰劳我们，极大地鼓舞了将士们的斗志。马子谷还介绍潘汉年、梅正彬、郭沫若等人和我认识，并介绍一些进步人士来我部工作。他们都是全力支持部队抗日的，我表示竭诚欢迎，并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因此，十九师在上海抗战中打得很好、很壮烈，是参战的58个师当中战绩最佳的10个师之一。全师伤亡也极其惨重，一个团全被打完了，才奉命撤出阵地，退至浙江东阳一带补训。这时，当局才将一二八师拨入我七十军的建制。

1938年5月，蒋介石令七十军的两个师集结金华，然后车运武汉，参加武汉保卫战。6月初，又由武汉开赴麻城、英山、罗田一带赶筑工事；7月，又急调十九师驻防九江，重新构筑新的防线，一二八师则在九江东西两侧布防。此时，梅正彬先生介绍共产党人陈希周来我部工作，同来的还有朱江户、许德瑗等一大批爱国青年。我令他们到湖南长沙成立七十军干训班，因为大战临近了，我估计又将有大量伤亡，亟需加速培训后备军官力量，才能坚持长期作战。这时我已作好了长期与敌寇周旋到底的思想准备。

7月下旬，日寇中支派遣军畑俊六大将的一〇六师团向我部防地进犯。他们凭借海空军绝对优势，一举攻陷了湖口，随即疯狂轰炸九江。我利用原已筑好的防地，赶赴庐山以北马祖山，阻击登陆之敌，以掩护集团军主力转移。我率部连夜赶去，抢占阵地，英勇阻击了七天七夜，始终未让已经登陆的敌寇部队前进一步，同时迫使敌军登陆的炮兵在狭窄的稻田里施展不开，从而保障了慌乱不堪的各路友军主力陆续撤离。

与此同时，我还命令十九师派出部队支援一二八师完成阻击任务。因为一二八师原系湘西陈渠珍的土著部队，素质差，武器差，师长顾家齐缺乏作战经验，一遇伤亡即溃散后退，以致被敌包围。该师向我军部求援，我立即派出一个营的兵力，将他们救出重围。事后，陈诚趁机将顾师长撤职查办，一二八师的番号也随即被撤销。这本是他们利用抗日消除异己部队的一贯手法。不仅如此，陈诚还将其嫡系部队预备第九师张言传部，拨归我的七十军建制，其用意并不在补充我这支杂牌军，而是为了日后取我而代之，让张言传担任七十军军长，把我这支部队连根儿拿过去。

7月底，敌一〇六师团主力在空军掩护下，沿南浔线南下，企图一举突破张发奎所属粤军军团长李汉魂的阵地。李汉魂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不顾十九师在完成马祖山阻击战后尚未休整的情况，强令我们星夜驰援并立即接替粤军一五五师在金官桥——沙河之线的守备任务，而将一五五师调作军团预备队。当时，我不得不以大局为重，二话没说，即行换防。当即发现原阵地布署欠妥，主阵地兵力过于集中，徒招伤亡，势难持久。于是，立即改变部署，将原来的主阵地改为前进阵地，另立新的主阵地于高处有利地形。

当日，敌军来犯，误认我前进阵地为主阵地，连续几次进攻，均被我交叉火力网所制压，使敌人伤亡很大，前进不得。次日，敌飞机大炮仍集中火力轰击前进阵地，并以小部队佯攻试探主阵地火力点；我命令各部星夜调整加强阵地工事，并命令陆承裕率迫击炮营转移至侧面高地——鸡窝岭，建立火力点，居高临下，杀伤敌军。因此坚持数日，前进阵地失而复得者再，伤亡惨重，阵地却始终在我们手中。五十七旅旅长庄文枢被敌机炸伤，我即令一一四团团长周崑源升代，继续硬抗。

这时，阵地上敌我遗尸很多，正值酷暑，臭气刺鼻，令人呕吐。敌人陆空占优势，我军只有等到晚上才能向阵地送饭送水。白天只好吃馊饭，喝凉水，甚至饿着肚皮战斗……其实，此时的前进阵地已成焦土，已失去对主阵地的掩护作用，不必再为此争夺而消耗过多的兵力，但李汉魂却不顾实情，三令五申：“失去前进阵地，即以军法从事。”我们只好硬着头皮，拼命死守；又经旬日，敌军始终未能前进一步。当时，从敌军弃尸衣袋中发现了一本日记，上面写道：“几次进攻中，庐山上的迫击炮弾如雨点般从天而降，皇军大受威胁，伤亡惊人”。由此可见，居高火力点对这次防守发挥了决定作用。

直到8月中旬，敌人为排除我鸡窝岭高地的威胁，派兵三路夜袭迫击炮营，当即被我发现，一一将他们击退；而冒死突入之一部敌军则被重重包围。当晚，他们三次企图突围下山，均未得逞；至天明，寂静无声，我命人冲入搜查，才发现敌人已集体毁枪自杀。其中一人重伤未死，瞪眼不语，踢打再三，亦不发一声。

由于战斗日久，各团伤亡惨重，兵员锐减，我决定进行阵地整编；并将主阵地五十五旅旅长唐伯寅调上庐山指挥。最初，李汉魂还是不同意如此调整，我坚请李汉魂上庐山实地察看，才迫使他不得不予以批准。

8月下旬，敌军利用雨夜重雾，派500人分八路偷袭上山，顽强仰攻，发生肉搏战，我军体力不支，伤亡惨重。某连长临阵脱逃，被唐旅长当场派人抓回，就地枪决，才稳定了阵脚，转危为安，继而击溃了来犯之敌，并缴获了许多战利品。而打到这时的十九师，元气大伤。已伤亡了旅、团长3人，营长12人，连以下官兵数千人。上海会战结束，全师还存战斗兵1500余人，后经补充满员。参与庐山之战后，则全师只剩780余人了。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向最高当局报告实情，蒋介石严令李汉魂的一五五师接替阵地，我才率余部退至修水南岸整补。

这一战役，我师从7月26日打起，至9月4日撤离，共计坚守了41天，始终固守阵地，未被突破；由于战功卓著，受到蒋介石的传令嘉奖。陈诚见其嫡系部属取我而代之的企图落空，乃将预备第九师调走，另以杂牌军八十师拨归七十军的建制，仍隶属第三战区管辖范围。

1939年初，我又率部参加了南昌战役；然后调至湖北驻防。这时，陈希周所训练的干部已毕业，均参加到部队从事政治及军事训练工作；我请他们继续招收一批干部，随军集训，随时增补。这年秋，我部又参加了湘北第一次会战，战后调赴崇通敌后活动，在岳姑山地区打了两个多月游击战，然后又调赴赣北，在上皋、罗田参加了上皋会战。部队在元气未复的情况下能如此辗转作战，可以说：全赖陈希周带来的这批新生骨干的支撑。但是，蒋介石却于此时秘密发布了“限制异党活动的指示”，因此，上峰对马子谷、陈希周、朱江户等人追查甚急，我以军长名义亲自为他们进行申诉，并负责担保他们绝无不轨言行，因而又维持了一阵。但不久，在我部参加进攻南昌的战役之后，上峰对他们三人的追究更急了。我决定让陈希周到重庆参加李济深的战地党政委员会，想从那里取得合法名义后，再回三战区工作；马子谷也到重庆担任七十军办事处代表，以作掩护；朱江户则仍留部队。这样安排之后，又暂时相安无事了一段时间。

1940年春，陈希周由渝返赣，留居上饶，拟赴福建崇安探亲，我派一亲信副官护送他。谁知行至离崇安30里处，被人用劫车方式，将他及副官一齐枪杀了；并劫走公文、手枪，其余人等则原车开回。我闻讯大惊，即派军部秘书，即当年由陈希周推荐来部的营长去收殓，方知全系特务所为。一位忠诚的抗日志士终于未能逃脱他们的毒手。这件事使我十分气愤，但亦无可奈何。为了安全起见，乃令朱江户离开部队去桂林暂避，并妥善安置了陈希周家眷。这使蒋介石很不高兴，又将我调到重庆党政班十三期再“受训”一个月。但受训期间抓不到我什么把柄，只得仍让我担任该班大队长。

1941年初，福州失陷；我已重回部队，乃奉命驰援，一举收复了福州。但立了战功之后，却遭到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嫉妒，他将七十军的建制作了较大变更，全军只留下第八十师，而将第十九师编入了二十六军，还解除了我的军长职务，将我明升暗降，调到第二十五集团军当副司令；而该集团军总司令刘建绪早就对我有防范之心，凡事不与商议，以致我竟日闲居南平，无所事事。

1942年，战局吃紧，敌寇攻陷湘赣全线。顾祝同迫于用人之急，又派我出任第二十五集团军总司令，到湘东指挥作战，负责湘赣路正面防守。于是，我率部参加了衢州会战。这一仗，我又不辱使命，终于坐稳了集团军总司令这把交椅。从此，嫉妒我的人也不敢轻易再来挪动我了。不仅如此，还因我屡建功勋，已成为三战区主力之一，于1944年被增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监委员会候补执委。

1945年，我又奉命与中共领导的新四军作战。当时，上峰命令中说：新四军勾结日寇进犯湘西，严令我部驰援以收复失地。其实，日寇只是在新四军后面，并无动作。但军令如山倒，我不去不行。经与新四军遭遇和激战两次后，我部即被击溃，退至临安休整。这使我深刻意识到：一支屡战不殆的抗日队伍，在共产党军队面前，竟一筹莫展，一触即溃；可见，师出无名，即无斗志。而不久，日寇对湘西发动大规模进犯，我部又重整雄姿，英勇抵抗；虽与敌军长期周旋，却经久不垮，一直坚持到了这年9月，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日本投降后，我即奉调到浙江余杭、武康担任杭州外围警戒。10月，奉命复员。三战区四个集团军总司令被取销了三个，被取销的都是非黄埔系的杂牌军司令，我自然也不例外。当时，总部限各集团军于1946年元月结束完毕，并调我立即前往南通第一绥靖区报到，任副司令。我气愤已极，拒不到差。自思抗战八年，我从未离开战场，如今功成之后，即被一脚踢开，真是兔死狗烹，鸟尽弓藏，令人心寒。

1946年2月，我藉口到重庆参加国民党六届中央执监委全会，而拒不前往南通赴任。3月，当局将我派入陆大将官班受训一周。受训后，我还是不肯去南通，乃不得不改调我去中央训练团重庆分团任主任，专管军官复员工作。当时这帮复员军官比我的思想还复杂，调皮捣蛋者更不乏其人。他们是流离失所，被迫无奈才愤而闹事的，无法无天，以致成为当时国民党内的“五毒”之一。当时被推荐主管其事的有薛岳和我等好几人，蒋介石却只圈定我一个，想利用我现身说法来律己律人。这也是我生平第二次带领烂部队，但规模却不是北伐前的一个排；而是八个军官总队之一，近万人之众。由于我同情他们，亲近他们，不畏权势地为他们讲话，并不辞辛苦地为他们找重庆市长张笃伦，请张帮助解决住所等实际问题。结果三天之后，他们不但自己不闹事了，还主动组织起来，维持秩序，不许别人胡闹。这件事使我又一次获得了各方面的好评。

1947年夏，内战全面铺开，这帮军官又可派上用场了。蒋介石亲自授意：将已经结束的中央训练团重新恢复，将八个军官总队长改为战地视察组组长，仍编八个组。任务是分赴前沿，监视“戡乱”作战的设施，督导补给工作，收集部队意见，以供当局参考，并代表中央负责对伤病员的慰问事宜。组内人员由军务局、国防部、后勤部调派。我这个组长则被派到鲁南范汉杰部执行监视任务。当时，范部正从沂蒙山区撤退，蒋介石密令“坚壁清野”，彻底烧光。我与范同时接到这一密令，他不敢执行，而我这位监视官本来就不同意执行这样的命令，乃与范达成默契，谎报部队已集中，无法执行，不了了之。这也可算是我在内战期间为沂蒙人民所办的一件好事。

这样的监视工作干了一个多月之后，感到实在无聊，乃请假回重庆，再不复还。但随即又于9月被派往青岛监视。干了一个月，又请求回分团，终于卸脱此视察组长之职，调国防部任中将储备参谋，却仍兼视察人员训练班主任达两月之久。年底，当局发表我为阜阳第十四绥靖区司令。因我已对军事工作毫无兴趣，对内战尤觉厌倦，乃仍然采取老对策，迟迟不去赴任。

1948年3月，我在当局严令督促下，到阜阳赴任，只三天即被解放军包围，守城军队只一个新编旅，根本无法应战，幸亏援兵赶到，我才未当俘虏。围解后我坚请辞职。7月，该绥靖区也不得不结束了，我被调到总统府任中将参军。后来，在唐生智影响下，弃暗投明，积极参加了湖南的和平起义活动。

起义前后

1948年秋末，唐生智在闲居家乡办学多年之后，应蒋介石之邀从东安途经上海时和我晤谈；并请我和刘建绪陪他一同去南京见蒋介石。我惊问何故？唐生智说：“现在大局危急，国民党势将垮台。我是去给蒋总统送终的。他打算给我一个衢州绥靖区司令的名义；或者，从程潜手中把绥靖主任或省主席让一个出来给我。我什么都不想。既然我一开始就不主张打内战，现在怎么会被他拉上战车呢？不过，我此次出山，是会有所行动的。”唐生智还计划让我和周斓、刘兴来当他的副手，共同策划起义行动。

我们到南京后，即由唐生明安排，住在宪兵司令张镇家中。一星期之内，唐生智三次见蒋，劝蒋与中共言和，但蒋对他始终言不由衷，敷衍应付，结果不欢而散。在这段时间内，唐生智兄弟不但做了我和张镇的工作，而且串通了别动队司令周伟龙襄助起义。这件事不慎被蒋介石特务察觉，加强了对周伟龙的监视，逼得唐生智匆匆离开了上海，回到了湖南。行前，唐生智已与中共上海市委吴克坚及地下民革代表取得了秘密联系。决心回湘南自己于起来。

这年冬天，我在唐生智影响下，也准备对起义有所行动，先将家眷送去香港，然后只身回到长沙，会见了马子谷。当时，马正和程星龄等在协助程潜搞和平解放活动，邀我参加；并请我去东安邀唐生智出山，与程潜合作，共谋大事。我欣然同意，说：“只要程颂公决心联唐，我可以立即启程。”

时值1949年初，李宗仁已代行总统职权，亲到湖南征询和谈意见，程潜表示赞同；李宗仁、程潜各写一信托我面呈唐生智。于是，我与荆嗣佑同赴东安，见唐面谈。唐生智对李宗仁的和平真意表示怀疑，对我说：“你回去对德公搭个口信，只要他接受中共八条，我就全力支持他。对程颂公也是如此。我已在湘桂边境上和一些地方武装联系好了，如果程颂公不动，我就在湘南单干。我和刘兴、周斓在湘南还是喊得动很多人的。”唐生智此时阅读了不少的共产党书籍，明确了“党指挥枪”,“既往不咎”等道理，他还请身边秘书吴立民对我讲了什么是马列主义。使我懂得了许多政策，从此进一步坚定了起义的决心。

我回长沙后，首先向程潜汇报了唐生智的态度，使程潜增添了信心。接着，我又赴南京向李宗仁转达了唐生智的口信，并留在南京等候和谈消息。一直等到4月1日，和谈代表团オ得成行。4月中旬，黄绍竑从北平归来汇报，李宗仁最终拒绝在和谈纪要上签字，我方知李宗仁果无诚意，和谈终于破裂，于是连夜经上海飞往香港，转回长沙。

1949年5月1日，唐生智在地下党授意下，应程潜之邀，偕同刘兴、周斓、冯天柱等到长沙，促进湖南地方的和平起义工作。程潜、陈明仁和我等二百多人到车站迎接，并商定由唐生智出任湖南人民自救会主任委员，我和周斓等皆为委员，刘兴任永宝警备司令。此行极大地推动了全省和平自救活动，各县市纷纷成立自救分会。唐生智为防止一哄而起、鱼目混珠，让我和周斓、刘兴等秘密在长沙祁阳等地重点筹建。但是，由于白崇禧自武汉撤退到长沙，指责和平自救会“为共匪张目，做共党应声虫”，勒令解散；这些自救分会也随即转人地下活动。唐生智、周斓和我等则被迫连夜离开长沙。

这天晚上，我亲自开车送唐生智到邵阳，唐生智继续留在邵阳宣传和平自救运动。这时中共湖南省委派刘寿祺赶来邵阳，催促唐生智立即转回东安，组织地方武装，截断湘桂线，阻击蒋军。唐生智欣然同意，并命我亲自开车送刘寿祺回长沙。

那天清晨3时，我即起身将汽车发动好，等候刘寿棋上车后，即朝长邵路疾驰。到濂桥镇关卡时，我要开快车冲过去，刘寿祺说：“不行！现在只能缓缓行车，让他们看清车头上警备司令部的通行证，方免麻烦。”过卡后，刘寿祺才说：“现在可以开快车了！”我一一照办，丝毫没有一点高级军官架子，完全服从指挥，这使刘寿祺深受感动。

7月，白崇禧在长沙大搞白色恐怖，程潜受到胁迫，行动极不自由，我也只得暂去香港回避。一天，在街头偶遇章士钊，他说：“快去电告颂公，毛主席有话托我带给他，只能当面说。我体弱，不能亲自去，也怕人注意，只能请你去催颂公速派要人来港面谈。”我连忙急电告程，并随即赶回长沙，催程潜派程星龄、刘岳厚到香港。

当时，长沙处于白崇禧直接控制之下，特务到处抓人，搞得鸡犬不宁，人人自危，我乃向程潜、陈明仁建议，加强警备司令部的人事配备，以对付特务。并推荐旧属宋英仲任长沙警备司令部参谋长，与其他起义将领一起，共同配合，局势才稍见安定。

7月中旬，我带领几个旧属去东安帮助唐生智组织湘南起义。路过邵阳时，又会见了刘寿祺、张凡等同志，他们也是去东安协助唐生智筹划湘南起义的。这时，程潜也到了邵阳，要我速去东安，催唐生智来邵阳和程一同回长沙通电起义。于是，我再次到达东安，唐生智当即指着各地起义武装的联络代表说：“我一走，他们就会群龙无首呀！地下党已派人来，叫我组织湘南起义，我要是一个人走了岂不影响这一计划么？至于通电起义的事，我完全赞成，请颂公全权处理。请您或生明代我签名就行了。不一定要我亲自到场。我这个人从来只重行动，不讲名义。”于是，我回报程潜，再三讲明唐生智不能抽身的苦衷，程潜感到有些沮丧。

7月29日，程潜离邵阳回长沙，留我在邵阳维持局面。谁知程潜一走，邵阳即乱。次日，我亦赶回长沙，会见了程潜和秘密进城的中共和谈代表李明灏。当晚，程潜又对我说：“还是回邵阳去。因为已迁邵阳的长沙绥署决定撤销，改为湖南绥靖司令部，陈明仁任总司令，你任副总司令。速去办理撤销和善后工作。”我晓得此去凶多吉少，但还是服从命令，立即动身。

8月1日，我临时找了凌琦同去邵阳。行至中途与邵阳警备司令魏镇通了个电话，方知蒋介石正派黄杰、邓文仪在邵阳召集师以上军官谈话，准备对抗起义。魏镇劝我暂时不能进城。但不去又不行，于是一直等到当天傍晚黄、邓离开邵阳后，我才驱车至邵。第二天，即匆匆结束了绥署的撤销工作。

8月4日，程潜、陈明仁通电起义时我还在邵阳，而邵阳驻军成刚所部叛变了，在河对面向城里开枪。我与魏镇、彭杰如及中共方面联络员等人商量后，决定于5日晚将起义部队撤到城外，向长沙方面靠拢。晚9时，到达荷塘，与师长汤季楠会面，他是同意起义的，乃率部往濂桥方向集中，沿公路撤往长沙。没想到路遇18辆装甲车迎面阻截，我们才发现又有大量部队叛变。驻湘乡的一个军也脱离了起义。于是，我们决定将部队调离公路线，向田心、娄底方向集结待命。谁知在田心又发现大批反动军队涌来，秩序更乱，并与我所率部队发生了遭遇战。不过反动军队如惊弓之鸟，一触即溃。而我们这时已接到长沙回电，信心陡增，一路排除阻扰，直奔长沙。终于12日到达宁乡。短短的一段长邵公路，竟走了七天七夜，这对我和所率部队的起义意志，不能不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这是一次冲破黑暗走向光明的艰难进军。

我到达长沙后，恰逢程潜、陈明仁要到北京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于是，将一支刚刚起义而建制极其混乱、思想极其复杂的部队全交我主持。当时，也只有我能挑起这副重担。这也是我生平第三次带领烂部队了；但这一次，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作，所以四个月即胜利地完成了在浏阳整训的历史性任务。

12月14日，我与湖南省委统战部张立武同志第三次到东安迎接唐生智来长沙。唐生智、刘兴、周斓在8月4日起义通电之后，不到一月即被白崇禧派两个师的兵力分头围抄搜捕。周斓、周焕兄弟的起义武装与敌军进行了战斗。刘兴和唐生智全家还被抓到桂林，幸亏解放军神速进军方得救。在解放军进军湘南时由他们策动的湘南各路部队未放一枪，全部起义。

起义后我被安排在中南军政委员会任参事，后调北京全国政协工作。粉碎“四人帮”后，我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晚年与老妻何玫过着安定舒畅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