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10月7日17点40分，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和人民对的解放事业建立不朽功勋、为新中国的国防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刘伯承元帅在北京病逝，时年94岁。

尽管刘伯承自1972年开始就因为战争年代的创伤和建国后的超负荷工作而导致双目失明，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以至于不得不长期住院治疗；

邓元帅（邓元帅是什么神）

尽管刘伯承自1973年开始就丧失了语言能力，1975年开始就丧失了自理生活的能力；

尽管1980年中央就批准了刘伯承因身体情况辞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的请求；

尽管1982年中共十一届七中全会通过了《给刘伯承同志的致敬信》,信中说：“由于年龄和健康状况，您不能再参加即将召开的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也不能再继续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您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和崇高的品德，将为我们全党所永远怀念和敬佩。”

这一切都表明刘伯承元帅晚年长期病魔缠身，再加上年龄越来越大，属于他的时间越来越少，但大家还是没有做好他病逝的心理准备，以至于他病逝的消息传来的时候，大家心中的悲痛无法用语言表述。

1986年10月14日原本是再平常不过的一个秋日，但又和往常很不一样，天空被阴云笼罩，阵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气，仿佛也在为刘伯承的病逝而难过，而京西万寿路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礼堂前厅已经被装扮成庄严肃穆的灵堂，这里即将举行刘伯承的遗体告别会。

灵堂正中央，刘伯承静静地躺在鲜花翠柏中，曾经如山般伟岸的身躯之上是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灵柩两旁有人民解放军战士持枪守护着。

邓小平是最先来到灵堂的，他向刘伯承深深地鞠了三个躬，然后久久凝视着这个可敬的老战友、老搭档，透过那张不再鲜活的脸，邓小平仿佛看到了那太行山的烽火、大别山的险峰、淮海大地的战火、滚滚长江的怒吼、西南边关的尘土。

那一幕幕回忆、一帧帧画面，总有两人并肩作战的身影，而如今，已是天人永隔，这是怎样的一种悲痛？都说刘邓不可分，终究还是分开了，而且是彻底分开了。

似乎是一瞬间，又似乎是过了很久，邓小平的眼窝涌出了眼泪，他任由一颗一颗眼泪从眼角滚出，顺着脸颊滑落，砸在地面上。

邓小平一贯严肃又坚强，鲜少有这样情绪外露的时刻，然而这一刻，他任由自己悲痛的情绪藉由眼泪宣泄出来，与刘伯承做最后的告别。

而在邓小平的身后，是他的夫人卓琳及子女，还有他的孙儿辈，邓家能来的全都来了，由此可见邓小平和刘伯承交情之深厚。

聂荣臻也来和老战友告别了，他是坐着轮椅车由工作人员推着上了40多级台阶来和老战友告别的。刘伯承患病期间，他曾多次到医院看望这个老战友，总希望刘伯承能好起来，结果转眼间刘伯承再也好不起来了，想到这些，在战场上指挥若定的聂荣臻也忍不住落下泪来，那是一种失去战友的悲痛，也是一种英雄落幕的落寞。

随后，杨得志、洪学智、肖克、宋时轮、陈锡联、杨成武等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以及三总部、各军兵种、北京军区、国防科工委、军事科学院等的干部战士，列队走进大厅，默默向这位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敬最后一个军礼。

张震、李德生带领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以及在京其他军事院校的教员、学员和工作人员，迈着沉重的步伐走进大厅，向这位军事学院的创建者和院长作最后的告别。

除此之外，还有各机关、团体、部门的领导和群众及代表，都来和刘伯承元帅告别。

哀乐声中，1500多人依次和刘伯承告别，这一刻，所有人的心声都是一样的，眼中滚落的眼泪就是明证。此时此刻，哭泣是他们最直白的表达，有声的、无声的，克制的、放纵的，都是告别。

遗体告别会之后就是追悼会，刘伯承元帅的追悼会设在10月16日，地点在人民大会堂，而主持追悼会的就是邓小平。很多人认为这是刘伯承得偿所愿，因为早在十年前，也就是1976年就有这样一个传闻，说刘伯承曾经对前往医院看望他的华国锋说过这样的话：

“以后我死了，希望由邓小平同志主持我的追悼会，如果不行，我决不进八宝山，让儿子把尸体扔到荒草野地里好了。”

刘伯承是否真的说过这样的话，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当时确实曾有人撰文提到过这件事，真真假假已经无从考证，唯一能确定的是，邓小平真的主持了刘伯承的追悼会。

追悼会当天，有三千多人前来和刘伯承作最后的告别，刘伯承的那些老战友、新中国的老将帅们纷纷前来，胡耀邦、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献上了花圈，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央军委等机关也都献上了画圈。

当邓小平宣布追悼会开始后，哀乐响起，大家朝着刘伯承的遗像低下头默哀，随后由胡耀邦致悼词，悼词简要陈述了刘伯承一生的革命经历和光辉业绩，总结了刘伯承为中国革命和新中国的建设做出的贡献。

短短三十个字，其情之深厚，其意之真切可见一斑，也正因为感情够深厚，悲痛才来得那样汹涌，在文中，邓小平回忆了和刘伯承的初见：“初次见面，他就给我留下忠厚、诚挚、和蔼的深刻印象。”

两人的初次见面是在1932年的中央苏区，当时邓小平担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而刘伯承自1932年1月赴瑞金担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于是28岁的邓小平和40岁的刘伯承在中央苏区有了初次见面，且都对彼此的第一印象都很好。

尽管两人不在一处工作，但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为革命而奋斗，更是和当时的教条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也都因此遇到了不小的挫折，再后来又得参加了长征。

1935年，两人都参加了遵义会议，并积极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和军事路线，长征结束之后，邓小平先后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和主任，而刘伯承担任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红军总参谋长、红军大学副校长、援西军司令员等职。

全面抗战爆发后，刘伯承和张浩率援西军奉命移防，于八月下旬到达陕西三原县，将司令部设在石桥镇以西的小磨村，随后刘伯承和张浩前往陕北洛川冯家村，参加8月22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议决定成立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彭德怀、叶剑英、刘伯承等11人组成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共中央军委成立之后，立即发布《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宣布将前敌总指挥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

其中，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叶剑英、左权为正、副参谋长，任弼时、邓小平为政治部正、副主任，下辖三个师，分别为第一一五师、第一二零师和第一二九师，其中，刘伯承为第一二九师师长，徐向前为副师长。

9月中旬，刘伯承率129师准备出师山西抗日前线，到山西之后，129师配合国军进行娘子关争夺战和太原保卫战。

太原失守之后，刘伯承和张浩抓住机会按照中央军委的部署，进入晋东南，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准备依托太行山开创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11月中旬，129师在和顺县右拐镇召开了著名的右拐会议，确定了129师此后的行动方向和任务，会后，刘伯承和张浩率部移驻辽县（现在的左权县），大力发展游击战争和开辟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由此开始。

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张浩的脑病越来越严重，他在1925年领导上海工人运动的时候，头部曾被敌人的刺刀戳中，受伤严重，尽管当时救治及时，但还是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此次在抗日前线，因工作劳累而后遗症发作，脑病加重，急需治疗。

中央军委考虑到张浩的病情，决定让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接替张浩在129师的职务，然后让张浩回延安疗养，这个决定是在1937年12月13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定下来的。

1938年1月5日，中央军委正式下达了邓小平担任129师政治委员的任命，第二天，邓小平就参加了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在洪洞县高公村召开的干部会议，与刘伯承、北方局组织部部长彭真一起研究了129师发展太行根据地的问题。

会议结束之后，刘伯承随朱德到洛阳参加第二战区师长以上的高级将领会议，而邓小平则在129师参谋处秘书主任兼机要科长刘华清等的护送下，从马牧村冒着凛冽的寒风赶往左权县西河头村的129师师部。

1月18日，邓小平一行人到达129师师部，当天张浩就主持召开了师部直属班排长以上干部参加的欢迎会，并作了129师工作总结报告，这于邓小平算是欢迎会，对张浩来说也相当于是欢送会。

会后，邓小平立刻投入到了自己的工作中，数次召开会议作报告，谈抗战的形势和如何争取抗战胜利的问题，以及干部和军队作风建设的问题等，他雷厉风行的作风和极具特色的讲话，很快就为129师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他赢得了129师的认可。

1月27日晚上，刘伯承从洛阳回到师部，第二天，也就是1938年1月28日，邓小平从左权县拐儿镇民训处开会也回来了，由此，34岁的邓小平和46岁的刘伯承第一次在129师师部会面，自此开始了他们长达十三年的亲密合作。

尽管他们早在1932年就认识了，但并没有真正在一起工作，如今要在一起工作，自然需要好好的磨合，才能在工作中好好配合，但其实两人之间并没有经过多少的磨合，或者说他们之间需要磨合的地方很少，就已经达到了极为默契的程度，这和他们过去相似的经历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这些相似的经历让两人在工作中能更好地相处，而性格、处事方式工作方法上的差异又让两人在工作中非常的协调。

对此，他们的部下很有感触，有一个二野的老同志曾经说过：

周总理也曾说过：

因此，两人不需要多长时间的磨合就能在工作中配合默契，不仅能互相配合，也能互相尊重。尊重是人与人之间能够和谐相处的大前提，邓小平和刘伯承在工作上是极为尊重对方的。

因着尊重，他们互相关心和支持对方的工作，刘伯承年纪比较大，又仅有一只视力微弱的左眼，邓小平就力争多做一些组织实施的工作，他经常对司令部表示，刘司令员年高体弱，有事就多找他和参谋长，大事再找刘司令员。

而刘伯承也经常表示：邓政委是我们的好政委，文武双全，我们大家都要尊敬他，都要听政委的。对于邓小平的工作部署和会议意见，刘伯承每每都会说：“政委说了，就是决定，立即执行。”或者“就按小平同志的意见办。”

所以时间长了，师部的同志都发现，一项工作，只要是邓小平表过态的，再问刘伯承，他就会说：“按邓政委讲的办。”反过来，只要是刘伯承表过态的，再问邓小平，他也会说：“按刘师长讲的办。”

因为尊重，在重大问题和要事的处理上，他们从不独断专行，总是共同商量，在他们共同组织的历次重大战役行动中，作战方案大部分都是他们一起商定的，各处命令也都是以刘邓联署方式签发的，许多次重要战役也是两人共同指挥的。

以至于当时任第二野战军新华分社社长的前线记者李普说过：“在刘邓之间，是难以放进一个顿号的。”刘邓仿佛就是一个共同体，而不是用顿号分割开的两个个体，这种奇异的和谐是非常难得的，这也是刘邓大军所向披靡的原因之一。

因为尊重，他们都把彼此当成了自己的兄弟，邓小平将刘伯承看作自己的兄长，刘伯承只有一只实力微弱的左眼，又年纪大了，很多时候都不方便，每当行军困难，特别是走到泥泞的地区，邓小平就主动搀扶着刘伯承。每次看军事地图的时候，邓小平就用手举着蜡烛，跟着刘伯承的手指移动，还会帮着念出地名来。

而刘伯承也将邓小平当做自己的弟弟来对待，每次邓小平出征，不管是怎样的天气，刘伯承都会亲自步行去送，再三叮嘱邓小平身边的工作人员照顾好邓小平。每次和邓小平不在一地，都会考虑和确保邓小平的安全。

他们不仅在工作中如此，在生活中也是感情融洽，当然，人毕竟是独立的个体，人与人之间相处不可能没有争论，即便是这对黄金搭档之间也是有争论的，只不过就如邓小平1942年在《庆祝刘伯承同志五十寿辰》一文中说的那样：

这也是两人能够配合默契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着感情融洽，配合默契，两人自1938年到1950年的十三年时间里亲密合作。在这十三年里，他们创建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千里跃进大别山、开辟和扩大了中原解放区、决战淮海、挥师过长江、解放大西南。

在这十三年的亲密共事中，他们珠联璧合，成为太行山上的双雄，也是战争年代的黄金搭档，带出了一支威名赫赫的刘邓大军，留下了刘邓不可分的佳话，也续写了他们长达半个世纪的战斗友谊。

1950年6月，得知中央军委决定创办一所教育训练中、高级干部的陆军大学，刘伯承很是心动，一来他一贯主张“建军必建校”、“治军必先治校”，而建国后，人民解放军的建设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建校势在必行，他想去办学校，搞教育。

二来，也是考虑到他自身的健康状况，当时的刘伯承已经58岁，又只有一只视力微弱的左眼，很多重要职务他觉得应该让年富力强的人去担任，而他还是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比较好，建校就很适合他。

于是刘伯承就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请求辞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去参与筹建陆军大学。

中共中央很快批准了刘伯承的请求，毛主席和朱德也都给刘伯承写了亲笔信，让刘伯承将西南的行政工作交接给邓小平和贺龙，然后回京筹建陆大。

随后，刘伯承就开始交接工作，1950年10月中旬，毛主席给刘伯承发了一个急电：

接到急电的刘伯承加快了交接工作的步伐，并很快完成，1950年10月27日，刘伯承在重庆浮图关白市驿机场准备登机飞往北京，邓小平率领西南党、政、军领导干部，群众代表和解放军战士千余人前来为刘伯承送行。

在登机之前，刘伯承紧紧地握住邓小平的双手，与这位亲密共事了13年的好搭档、好兄弟、好战友告别，随后他挥了挥手，告别了这块养育过他的故土，登上了飞往北京的客机。

邓小平就站在那里，深情地目送着刘伯承那熟悉的身影一点点在眼前消失，他的手中拿着一张照片，照片上的身影是熟悉的，又是陌生的，那是邓小平不曾见过的刘伯承。

照片上的刘伯承只有23岁，风华正茂，英姿勃发，双目炯炯有神。而就在照完这张照片不久之后，也就是1916年的3月，刘伯承在丰都战役中右眼中弹致残，从此失去了右眼。

这张照片成为刘伯承失去右眼之前的最后一张照片，一直以来他都很珍视这张照片，而这样的一张照片，他最后选择送给了邓小平，由此可见，邓小平在刘伯承心中的地位。

眼看着飞机缓缓起飞，向着北京的方向飞去，而邓小平也离开了机场，往回走，就这样，亲密共事13年的刘邓就此分别，此后分别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为新中国努力工作。

尽管共事的那十三年早已过去了很多年，但邓小平每每想起来还是如同昨日之事，所以他才能一气呵成，写就2600余字的《悼伯承》，在文的最后，邓小平说：

10月21日，邓小平的《悼伯承》在《人民日报》发表，这或许是邓小平与刘伯承最后的正式告别。

也是在同一天，根据刘伯承病逝前的遗愿，刘伯承的长子刘太行、四女刘雁翎、幼子刘太迟三人告别母亲和兄弟姐妹，捧着刘伯承的骨灰坐上飞机去执行抛洒骨灰的任务。

飞机穿过重重云层，在祖国的上空翱翔，合着微凉的清风，刘伯承的骨灰撒落在了太行山、淮海大地、南京、重庆、开县赵家场等地，他就这样回到了生前养育他的故土、战斗过的地方，与祖国的江河大地融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