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军队自建军时起，就一直在以少敌多，以弱敌强，是根本没有本钱使用“人海战术”的。

国共十年内战（国共十年内战时间）

从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以后，中共就不得不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但其部队始终处于极弱势的地位，人数既少、装备落后、又缺乏稳固与广阔的根据地，南昌起义失败后，红军更是一路溃散，差点冰消瓦解。即便在全面抗日战争与国共内战时期，中共的武力规模也及不上日军与国民党军，因此根本缺乏实行“人海战术”的条件。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国民党的巨大优势在于它是夺取了政权而且相对地稳定了它的政权的党，它得到了全世界主要反革命国家的援助，它已改造了它的军队——改造得和中国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的军队都不相同，而和世界现代国家的军队却大体相同，武器和其它军事物资的供给比起红军来雄厚得多，而且其军队数量之多超过中国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的军队，超过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常备军。”

对于偏居一隅的中共，毛泽东坦承己方弱点：“我们的政权是分散而又孤立的山地或僻地的政权，没有任何的外间援助。革命根据地的经济条件和文化条件同国民党区域比较是落后的。革命根据地只有乡村和小城市。其区域开始是非常之小，后来也并不很大。而且根据地是流动不定的；红军没有真正巩固的根据地。红军的数量是少的，红军的武器是差的，红军的粮食被服等物质供给是非常困难的。”

敌强我弱的形态与窘况，直到抗日战争时期才有了一定地缓解。靠着游击战与深入群众，解放区愈来愈扩大、八路军能动用的资源愈来愈多，这才逐渐摆脱困窘的地位。但即使到了1946年，中共军队装备主要还是抗战时期缴获的日伪军的步兵武器和少量的火炮，在账面数据上仍旧比不上拥有丰沛美援、兵员与疆土也更充裕辽阔的国民党军。全面内战爆发时，国民党军总兵力约430万人，接收了大量美式装备，并接收了100万件侵华日军的装备，正规军有86个整编师,其中22个是美械和半美械装备。单就淮海战役来说，解放军的60万参战部队计有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以及华东与中原军区的地方部队；而国民党军则是号称80万大军，且还拥有大量的炮兵以及飞机、军舰、坦克,并掌握了一些现代化的交通工具。

以华东野战军追击和围歼杜聿明集团为例，剖析解放军真的是采取“人海战术”取胜的吗？

1948年11月30日，被围困在徐州的杜聿明集团除以一部分兵力对华东野战军发动佯攻以迷惑解放军外，其主力第二兵团、第十三兵团、第十六兵团和徐州地区的国民党党政机关以及被裹胁的群众约30万人，开始撤离徐州。12月1日，杜聿明率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撤离徐州，向涡阳、蒙城方向退却。在徐州周围监视杜聿明集团的华野部队立即实施追击。

杜聿明回忆:“三十日晚，并因各部队撤电线，误将对指挥部联络电线拆乱，对各兵团电话不通，一直到十二月一日早晨指挥部撤走时亦未通话。这时我对各兵团当面情况极为模糊，急急忙忙率指挥部少数人员出发，发现自徐州西门至萧县公路，车辆拥塞，无法前进”，“由于各部队车辆混杂一起，各有主张，有的绕道逃脱，有的仍向萧县前进，所幸解放军当日尚未追到……”

后来流亡海外又去台湾的原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回忆：“杜聿明兵团使大军与千百辆汽车、炮车、牛车、马车、人力车,及无数之机关、学校、难民,都拥挤在徐州—萧县—永城间公路上，争先恐后，塞阻不前，此皆兵家之大忌。

淮海战役第一阶段，华野担负围歼黄百韬兵团，同时阻击援黄的邱清泉兵团和李弥兵团的艰巨任务，伤亡很大。按照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的说法是“刀锋似已略形顿挫”，当时亟须休整。

黄百韬兵团被歼灭，淮海战役进入第二阶段后，华野以第一纵队、第三纵队、第十二纵队、鲁中南纵队和冀鲁豫军区独立第一旅、独立第三旅监视与阻击在徐州的杜聿明集团，以第二纵队、第六纵队、第七纵队、第十纵队、第十一纵队、第十三纵队及中原野战军第十一纵队南下阻击李延年兵团并配合中原野战军作战，以第四纵队、第八纵队、第九纵队肃清黄百韬兵团残余并对杜聿明集团布置第二道防线。

此时，徐州撤退的杜聿明一旦与黄维会合，战场形势将不利于解放军，后果难以设想。基于这个原因，华野在一开始追击时，在杜聿明集团撤退的人流两侧追击的解放军较少，以多路多层尾追、平行追击、迂回截击、超越拦击相结合，尽全力追击。实际上对杜聿明是网开三面，你向西去也好，向北去也好，向东去也好，就是不让你向南，其他方向都唱空城计,说明我们的力量也差不多用尽了。

为什么网开三面？因为要用人数较少的解放军成功阻止杜聿明集团同黄维兵团或李延年兵团会合，关键就是要堵住南面。如果杜聿明集团往东、往北、往西去呢？那几个方向都是广袤的解放区，虽然没有主力部队，但是有豫皖苏军区的地方部队和民兵。如果杜聿明集团往那几个方向逃，走不了多远，迟早要被合围。

1948年11月30日，华野首长命令监视杜聿明集团的第一纵队、第三纵队、第四纵队、第八纵队、第九纵队、第十二纵队、两广纵队、鲁中南纵队向永城、萧县、夏邑疾进追击；命令在南线阻击李延年兵团的第十纵队经宿县西进永城,第二纵队、第十一纵队由固镇沿涡河北岸迂回西进，占领涡阳；命令第十三纵队跟进部署第二线截击；命令豫皖苏军区部队控制陇海路商丘—砀山段，并于永城、亳县、太和等地布防截击。

而蒋介石看到杜聿明集团已经撤离徐州，要杜部向黄维兵团靠拢。于是,杜聿明把三个兵团司令官找来，研究怎么办，最后决定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向东南方向突击。华野立即采取在东南面堵击，其他三个方向突击的战法，于4日拂晓将杜聿明集团合围于永城东北的陈官庄、青龙集、李石林地区。

在国民党军在一份战报说国民党军被包围后企图突围，是国民党军在强攻，意思就是说解放军打败国民党军依仗的是人多。

国民党将自己的失败归结于共军用了人海战术,这不是事实。解放军在淮海战役中歼灭黄百韬兵团、黄维兵团和杜聿明集团使用的都是围歼的战法。要围歼敌军，兵力至少应为敌军的三倍。如果解放军用人海战术，“不顾兵员的死亡,以人海抵御炮火的轰击”，进行“肉弹的冲击”，那失败的可能就是解放军了。60万解放军如何能把80万国民党军围歼？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对敌军各个击破，逐个围歼。显然,这不是人海战术，而是人民战争。

1949年渡江战役后，粟裕曾向军委建议，解放军渡江后将不得不在沿途的湘西（或鄂南）、湘南、湘赣边、赣南和赣东北等地区，依次留下一些部队，建立小的游击区，以收容伤病员和处理多余的武器。在这种情况下，我军不仅无力攻占大中城市，即使出现有利战机和可能打胜的仗，有时也不敢下决心打”的困境，因此建议预留一些纵队不跟随南下。从这一点看，也凸显了当时解放军在人力与物力上均不占压倒性优势的史实。

那么为何总是出现解放军采用“人海战术”的说法呢？这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误解了解放军的战术原则，将毛泽东强调的以游击战、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针对敌军薄弱处歼灭，误认成是以多胜少、包围对手。由于总体战力弱于对手，因此解放军必须迅速灵活地分割歼灭、或围点打援，以求最大战果。毛泽东告诫道“平分兵力，处处攻击，处处不得力，拖延时间，难于奏效。而应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即集中六倍、五倍、四倍于敌，至少也是三倍于敌的兵力，并集中全部或大部的炮兵，从敌军诸阵地中，选择较弱的一点（不是两点），猛烈地攻击之，务期必克”，这才是解放军用兵势如破竹的秘籍。

二是因为解放军通过教育、宣传与土地革命争取到民间奥援，故能得到广大农民们自发且源源不绝地支前与参战，形成所谓的“人民战争”，这点是控制力只达大城市一级的国民党所远远不及的。例如前述的淮海战役，解放军便是在543万人民、88万辆小推车的支前下才能打下去。但国民党始终无法明白自己具有先进武器为何还会兵败如山倒？更弄不清为什么解放军会愈打愈多？他们丝毫不懂正是因为取得民心才让解放军不断获得补充，因此只能宣传解放军使用“人海战术”的说法来搪塞败北原因。

古今中外，运用所谓“人海战术”的大都以失败告终，例如占有人数与地利之便的庞大清军惨败给远道而来、不满两万人的英军；凭着执念冲锋的义和团惨死在八国联军枪口下；兵额远超过英军的南非祖鲁族战士，也倒在拥有加特林机枪和大炮的英军面前。故若盲目地实行“人海战术”，只会令士兵成为敌军的肉靶。

由此可见，解放军战胜国民党军的原因显然不是什么人海战术，而是因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长期实践中创造性地总结并贯彻了以人民军队为骨干，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人民战争的伟大战略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