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曾响应辛亥革命入伍半年的毛泽东，又重新入学，他以入学考试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湖南省立高等中学》（即今长沙市第一中学），年仅19周岁。这年六月份，学校组织了一场作文大赛，毛泽东亦踊跃报名，并以这篇《商鞅徙木立信论》夺得魁首。

商鞅徙木立信论（商鞅徙木立信的故事）

青年毛泽东

当时他的班主任兼国文老师柳潜给了满分。仅五百字的文章，柳老师竟写了一百五十的评语。柳老师给同事们看了毛泽东的文章，大家也对其赞不绝口，一致认为其“才气过人，前途不可限量”。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曾打听柳潜老师的下落，得知他已逝世，主席非常遗憾，他说：“可惜了。袁大胡子不喜欢的梁启超式的新闻记者的手笔，是我向柳涤庵（即柳潜表字）老师学来的。那篇《商鞅徙木立信论》，他给了我100分。”已经过去几十年，毛主席仍然追忆这位欣赏他的老师，可见当年师生二人间的趣味之相投、情谊之深厚。

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维持之，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政府国民互相倚系，安有不信之理？法令而不善，则不惟无幸福之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惧，吾民又必竭全力以阻止此法令。虽欲吾信，又安有信之之理？乃若商鞅之与秦民，适成此比例之反对，抑又何哉？

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纪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鞅当孝公之世，中原最鼎沸，战事正殷。举国疲劳，不堪言状。于是而欲战胜诸国，统一中原，不綦难哉？于是而变法之令出，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闇、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

虽然，非常之原，黎民惧焉。民是此民矣，法是彼法矣，吾又何怪焉？吾特恐此徙木立信一事，若令彼东西各国文明国民闻之，当必捧腹而笑，噭舌而讥矣。乌乎！吾欲无言。

我读阅《史记》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时，深感我国国民之愚昧、统治者之煞费苦心矣，数千年来百姓之不觉悟、国家濒近灭亡之惨运。以为我之言不可信者，请允我详细说明这其中的道理。

徙木立信

法令是谋幸福的器具。如果实施的好，人民所获得的幸福就一定多，我们的百姓正担忧法令不公布，或公布后而不产生效果，必尽全力保障它、维持它、使它达到完善的地步。

商鞅法令，素称为好法。翻阅我国四千年史书之记载，这其中利国利民的伟大政治家，商鞅不是位居榜首吗？商鞅处于秦孝公之时，当时天下局势十分不安，战事不断，全国民力疲敝，已经到不能用嘴和言语能够阐述的地步。这种环境下，想战胜天下诸侯，一统中原不是很难吗？这种情况下，于是法令层出不穷:惩罚坏人护卫人民权利、鼓励耕田织布增加人民财力、崇尚战功树立国威；把贫穷者、懒惰者，收作奴隶，以此杜绝人力及物资的浪费。这在当时，的确是开天辟地以来重来没有过的政策，民众畏惧什么而不相信呢？通过徙木立信来树立信用，我于此深感统治者用心之重、深感数千年人民之愚昧，国家几近沦亡，是有原因的。

即使是这样，但一件超乎寻常之事开始出现时，百姓都感到恐惧和不解。国民是如此之国民、法令是如此之法令，我为何感到奇怪？我只怕这事，若让世界东西各国人民闻之，定会捧腹大笑、高声讥哂。唉！我实在不想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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