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读不懂《水浒传》的第一篇，就不能真正读懂水浒。水浒第一篇‘’张天师祈禳瘟疫洪太尉误走妖魔”，里面有很多草灰蛇线映射后文书的内容，这有很多人研究过，不过，对于为什么《水浒传》要从宋仁宗写起，这却很少有人提及。读水浒的人，也很少会问这个问题，因为这只是一个契子，宋仁宗的故事也只是个开头而已，作者似乎也是一笔带过，没有再重复。因此在很多人看来，这也就无足轻重。但真的是这样吗？我这是无病呻吟，无事找事吗？其实不然，我认为其实作者在这里大有玄机，否则并不会轻易选择从宋仁宗这里落笔的，作为大家，作者不会这么草率，一定是思虑再三。当然对于这个问题呢，评论的人是少了一些，但也是有人评论的，我上网搜了一下，说法有不少，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种说法。

水浒传历史背景（水浒传历史背景是哪个朝代）

对于上面三个说法我觉得说得也对，也不对，至少不全对。为什么呢？简单说明一下：

所以选宋仁宗开篇，作者是别有深意。

要解开这个谜题，我们先来看看宋仁宗吧。就宋仁宗而言，其历史存在感是不高的，因为没什么青史留名的丰功伟绩。听过《三侠五义》的朋友都知道，感觉宋仁宗一是孝，二就是会伤心，没啥大本事，什么英明神武与他毫不相干。但就是这样一位皇帝，历代文人对他的评价却非常高，当“仁“不让，正所谓无为而无不为。在他统治时期，宋朝达到鼎盛，经济、文化、科技高度繁荣，名人辈出：包拯、欧阳修、范仲淹......等等那都是鼎鼎大名啊！宋仁宗天性仁孝，有文采，字也不错，为政清明，宽厚和善，不喜奢华，选贤任能，善于采纳臣下的谏议，是一个历史上难得的好皇帝。据说在宋仁宗驾崩时，百姓自发停市哀悼，乞丐也不例外，噩耗传到北国，辽道宗不禁哀叹：他老人家竟然走了？宋仁宗是个好皇帝，由此可见一斑。

不仅如此，宋朝的皇帝不说个个贤明，但对待文人那是出奇的好。我们知道，经过唐末藩镇割据，五代十国你方唱罢我登场，宋朝吸取前朝的经验教训，重文抑武，皇帝与文官共治天下，皇帝的圣旨也要经过文官系统才能能生效。在整个宋朝有昏君，却绝无暴君，臣子犯了错，通常也就是罢官贬职，即便触怒龙颜也很少有杀头的。因此在宋朝，文官犯颜直谏，敢和皇帝叫板，使性子，屡见不鲜。这与明清皇帝生杀予夺，独裁专制，那是大相径庭。因此文人士大夫在宋朝的日子那是最好的，不仅地位高，而且一旦为官待遇也非常优厚。

所以文人是爱宋朝的，而在宋朝鼎盛时期的仁宗时期，更是文人士大夫向往的，而这恰恰才是施耐庵要从宋仁宗写起的真正原因。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水浒传》我们通常认为写得最精彩，最传神的是108将轰轰烈烈的一个一个走上梁山的那个时期，好汉们一个个快意恩仇，该出手时就出手，让我们看的非常痛快，过瘾。但水浒最触动我们心灵的却是最让我们扎心，最让我们揪心的招安。招安在今天看来似乎是软弱、向封建势力低头、安于现状的奴才行为。但这样认为我们似乎超越了时代，也不是作者的初衷。

作者施耐庵（约1296年—约1370年），是元末明初时期的人，祖籍应该在今天的江苏，为躲避战乱而作《水浒传》。因此作者创作水浒的背景是元末明初这两个时期。对于这两个时期，社会环境虽有区别，但对待文人可以说都不咋地。先说元朝，元朝虽然也尊孔子，可科举却是是有一搭没一搭的，因此对文人并不重视。元朝的皇帝虽然入主中原，但还是保留了相当多的蒙古游牧习惯，尚武并不崇文，更为可气的是元朝把人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为一等、二等，汉人（北方汉人）、南人（南方汉人）为三、四等。而作为南人的施耐庵，特别是在元末社会烽烟四起，动荡不安，其内心感受就可想而知了。到了明朝朱元璋时期，按说再也不是末等人了，政治也比较清明，但是朱元璋严刑峻法，不仅废宰相而专制，轻视文人也是广为诟病的，对于文官的谏议不满而使劲羞辱甚至诛杀的事没少干，这都有史可查的。面对朱元璋那个时期，施耐庵也许刚开始还满怀憧憬，最后肯定是失望不已，否则也不会满腹才华，隐居不仕，闭门著书而已。但作为文人士大夫，施耐庵是希望被尊重的，也希望能施展自己才华的，可面对现实，却又充满了无奈。因此宋仁宗时期是文人向往的时期，也是作者向往的时期，《水浒传》从宋仁宗开始落笔正是表达了作者的这一憧憬。有传说施耐庵每写至宋江招安无不落泪而泣，我觉得虽难辨真伪，可这确是作者真实的内心情感。《水浒传》在开篇写宋仁宗是在嘉佑三年三月三日起始，但是历史上三年后于嘉佑六年三月二十九日宋仁宗驾崩，是巧合吗？不，是与宋江招安一样令人悲兮！悲哉！

因此，因为是宋朝，因为有宋仁宗，宋江才会选择招安。宋江的招安很扎心，但只有从宋仁宗写起，宋江的招安才是应有之义，也才那么自然，也才让人不禁泪下，这也是作者开篇从宋仁宗写起的出发点。

宋仁宗是我发布水浒系列评论的第一篇，也是我写《水浒传》评论的引子。欢迎大家点击持续关注我的头条，我将在后面的评论篇章中一一为您揭开《水浒传》中不为人知的密码，敬请期待我的下一篇评论《<水浒传>评论系列之开篇—穿越的范仲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