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惊心动魄的戏码，同样也上演在父亲的身上。

地下工作者（地下工作者的意思）

1923年10月1日出生的父亲，在回忆过往时总是自豪地告诉我们，因为生日与共和国是同一天，所以他今生注定是一个革命者。父亲，这个无数个生长在黑暗与混乱的世道里的青年中的一员，出于变革社会的热望，在当时毅然选择了投身革命事业。1939年3月，父亲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从事地下工作。比电视剧剧情更加惊险，1941年初，国民党特务的大肆清查使父亲活动一带的联络点被破坏殆尽。被迫与组织断开联系后，父亲虽顿失依靠，但在1941年至1947年7月期间，父亲在自己电信局工作人员身份的掩护下，仍积极寻找党、联系党组织。但因地下工作的特殊性及当时地下工作执行“长期潜伏”的工作方针，失联者除特别情况，一般都不容易恢复组织。父亲未能例外，回归组织怀抱的心愿虽没有实现，但父亲却一直与《新华日报》的刘光、张福翔等同志保持工作联系。在此期间，还父亲掩护了来执行潜伏工作的钟鼎铭（解放后是中共达县地委干部）等同志，并从经济上予以援助。

1946年10月4日，风波悄然来临。父亲和杨吉甫先生在在万县聚鱼沱开会时被捕，在法庭上受审时，杨吉甫先生和父亲对敌人展开了面对面的驳斥，所幸，在社会知名人士的营救下，杨吉甫先生和父亲最终获释。

被释放后，父亲在万县电信局复职，更在其内部刊物《话友月刊》上发表《狱中日记》以反映自己狱中生活，揭露和控诉反动派的罪行。1947年7月，父亲终于与组织联系上，得以继续以党员身份从事，随后父亲把家作为党的活动及联系点，继续从事革命工作，不断向中共川东游击队提供情报和物质。 1948年夏初，由于叛徒出卖，国民党特务再次包围父亲工作的联络点。当时父亲经过，发现联络点未按约定要求在二楼窗口挂衣物，且附近有许多生面孔，这让父亲产生了警觉，父亲马上离开，得以逃过一劫。事后，父亲得知，在国民党特务冲击联络点时，是交通员迅速上楼取下约定报平安的衣服，使自己发现，才因此脱险。然而，当时年仅20岁的交通员却不幸落入敌手，被关押在中美合作所。面对酷刑，他坚贞不屈，几次劝降，也未动摇他的一颗红心，最后在1949年初，这名交通员惨遭杀害。他的家庭成员自始至终都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也不知道他去那里了，在马上要迎接解放的时候，他却成为一名永远无名的英雄。 解放后，父亲任西南邮电疗养院办公室主任，后屡有调动。漫长潜伏岁月里，1939年至1949年7月失联期间组织关系的认定一直为父亲所挂心，材料收集的困难、证明人寻访的艰辛都曾一度使申诉工作受到影响，然而父亲对党的忠诚始终如一，父亲的革命事实更不容抹煞。几经周折，1985年7月11日，中共重庆市委最终正式发文，认定并恢复了父亲1939年3月以后的党籍。 得到通知时，父亲早已离休，捧着文件，他老泪纵横。没有任何怨言的父亲，向我们讲述了他所了解的川东地下组织的故事。昔时的川东，地下组织同样活跃，其中的一个普顺党支部，活动尤其频繁，然而因为种种原因，解放后，普顺党支部和全体党员的组织关系却没有被恢复，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83年落实政策过程中，才公正地承认了该支部的党员。迟来的首肯同样也没有令这些共产党员埋怨，他们不曾后悔自己曾经从事的革命工作。讲到这里，父亲庆幸自己不但仍活着，而且能不因历史原因而湮没无闻，比起像其他因故永远没有恢复与党组织关系的地下工作者，自己已属万幸。 岁月沧桑，如今的父亲已是98岁高龄，但对自己半个多世纪前的人生经历，那一段艰苦而崇高的潜伏岁月，仍然记忆犹新。如今，得到影视作品重新演绎的地下工作，充满了英雄和冒险，而真实的地下工作及个中秘辛，舍当事人之外，更有谁能够体会？ 地下情报工作是危险的，也是重要的，它为共和国的最终建立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战略资料；地下情报工作者是无名的，也是伟大的，他们隐去身份的本真，隐去名誉的计较，甚至隐去对生死的挂碍，只为信仰而活，只为新世界的早日到来。 向父亲致敬，向许许多多不能留下名姓，却为党的地下工作抛头颅、洒热血的英烈们致敬！（晏永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