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周王室虽然衰微，但是周天子还多少能保有一点形式上的尊严，诸侯们还有尊王攘夷的行为。至赵魏韩以氏室篡夺公室，并要求周天子册封为正式的诸侯，周天子以共主之尊却无法加以制裁，不得不被迫承认赵魏韩的合法地位，使封建制度进一步崩解，君臣名分，国家纲纪，荡然无存。

魏惠天下（魏惠天下长安）

自周天子威权渐渐丧失，天下失序，礼崩乐坏，许多公室贵族统治者僭越礼法，并且沉溺于奢华。他们为了追求物质享受，常常超额剥削民力，横征暴敛，“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社会也因此弥漫着一股豪华奢靡的风气。

然而，三家分晋，田氏代齐，新统治贵族刚刚取代旧贵族之后，大都能致力于拉拢民心，推行改革，进一步巩固政权，强化国家内部战斗力量，一改奢华风气。

此时，局势则呈现出“孝公元年，河山以东强国六，与齐威、楚宣、魏惠、燕悼、韩哀、赵成侯并。淮泗之间小国十余”，赵、魏、韩、秦、齐、楚、燕等七国均势并立，及宋、中山居中——如此这般大国夹击小国的局面。

《国家宝藏》赵鞅剧照

天子式微，霸权解体，社会失去维持秩序的力量，七大强国鼎立对峙使诸侯陷入“力争”的局面，造成各国争相争夺、开拓领土，谋求地理优势，发展国力，以突破此一均势的局面。

西周封建宗法制度崩溃，王室力量削弱，诸侯势力攀升，各诸侯国内君臣势力互相对抗，卿大夫专权以至权逼主上，尤其以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两件事为强宗氏族篡位夺国之极致。

于是，在经过一场场政治权力角逐之后，国君害怕政在家门，强室倾国，形成尾大不掉，再次重蹈晋国、齐国亡国之覆辙，莫不网罗平民贤士，授予国权，建立明察才能之后再授予官职的官僚制度，取代封建世卿世禄制度，暗暗削弱了宗族大臣之权，以扩张公权集权专制，一改封建之世，分封土地采邑，令其立宗建庙，代代相传至势力根深蒂固，以致威逼公室的窘境。

《大秦帝国》军队出征

另一方面，就战争兼并的局势来看，战国“七雄”因兼并而使得己方的领土扩大，已非往昔小国寡民时代的政府规模可以涵盖，为了应付大规模且更加频繁的战争，国家需要能直接调遣的军队以及更加完善的行政机构。

春秋时期军政合一的组织架构逐渐不适用于战国时代，国家机构实在是有提升其功能和责任的必要，以应付日趋多变的时局。所以，各国纷纷朝着系统化和专门化之官分文武的中央官制发展。

此时，各国都面临着——国与国之间战乱频频、竞争激烈，国内强大卿族威胁公室，国内资源开发不足等问题。然而，战争致胜之道有赖于一个国家能否有效地动员全国资源于战场之上，重整政权使国家行政机构更趋于完善，以便有效运用国家的人力和财力，应付内外压力、各种挑战，成为国家当务之急的课题。

因此，国家政府进一步实施关于经济、政治、军事等各方面的改革，以解决国家当前所面临的问题。

《东周列国·春秋篇》管仲剧照

比如早在春秋时代，齐国管仲推行“相地而衰征”、鲁国推行“初税亩”、楚国实施“量入修赋”等等，这是政府针对各类土地所进行的一系列细密的度量、计算、登记、规划、赋税等事项，对全国各类土地资源具有一定程度的控制。

其他又如秦国的“初租禾”、李悝的“尽地力之教”、晋文公将“三军”扩充为“六军”、郑国子产“铸刑书”、晋国赵鞅荀寅“铸刑鼎”等等。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剧烈变化，国与国、国与内皆失去秩序，各国一方面要处理随着西周封建制度崩溃、霸权解体、经济蓬勃、人口增长等带来的各类问题；另一方面要面对他国兼并战争的威胁。

为了摆脱国家内外长久积累的劣势，战国“七雄”纷纷走上变法图强的道路，待改革见效，再图以武力兼并以扩大领土。

《大秦帝国》商鞅剧照

战国时代，各国争相兼并，社会急速变迁，内忧外患乃至于国破家亡，促使国君思索国家富强之道。国家权力核心所在，取决于政府对国内资源的掌握程度。也就是说，如何让国家资源发挥最大效用以达成国家的目标，成为各国的课题。

此一点，涉及国家机构的效能执行。因此，多位国君励精图治，企图改革国政，竞相进行变法改革，希望能在弱肉强食的环境之中生存。

此时封建旧制崩溃，君权集中制度正在建立，法家顺势而起。法家主张以法治取代人治，除掉人治的不确定性，致力建立一个严密的法治规范；追求功利，推行税制改革，以扩充增益国家收入，促进国家富强，解决急速暴涨的军费及庞杂的行政支出；通过变法增强军力，以赢得战争的胜利。

由此可见，在战国时期的执政者眼中，力推改革新法就能富国，富国就能强兵，强兵就能成就霸业。事实也正如此，唯有变法改革，才能打破战国均势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