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是道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以他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对我国古代艺术特色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不仅在中国思想史上有巨大影响，而且对现代人也有深刻的启示和借鉴作用。庄子生活在战国中期，正值社会大变革的时期。一方面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另一方面人们疯狂地追逐财富和权利，物欲横流。庄子一生贫困，虽然曾做过漆园吏之类的小官，但他最终辞官不仕。庄子志向高洁，特立独行，却从不刻意标榜自己。总而言之，庄子始终保持着对富贵与权力的不屑一顾，坚守一份淡泊。

庄子思想（庄子思想主张八个字）

在当时的社会、自然环境下，庄子虽秉持着这种甘贫乐道、隐居不仕的生活方式，但他也深深觉察到人生的种种局限一各种人生困境，即现实与理想的冲突。庄子以一种超脱世俗的眼光洞察世事与自然万物，以自己的个人体验与人生经历对世俗之事做了独具道家特色的阐释，形成了独特的庄子哲学。庄子的哲学思想对我们的现实生活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一、哲学之辩

（一）道物之辩

庄子的哲学观点实际上是继承发展并且阐释老子的思想，是对老子的观念带有自己独到思想的一种解读。在老子的哲学观点中，“道”是“先天地生”的浑成之物，在《老子·第四十二章》中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观点，“道”被认为是天地万物的本源。然而老子的这种“道”毕竟带有浓厚的宇宙生成论的色彩，“道”极易被理解为一个在时间上先于天地万物而存在的“物”。在创生了万物之后，“道”现在何处呢？显然老子所认为的“道”的这种本质特征，很难解答现实世界中为何有“道”的存在以及万事万物为何还要效法并遵循“道”的问题。

庄子显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且尝试对这一问题进行解决。他很少直接描述“道”如何生天地万物，而是关注“道”如何在天地万物之中从而成为其内在根据。由此他在《知北游》中提出：“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显然这是针对《老子·第二十五章》的发问，尝试剔除对“道”的物性特征的追寻。所谓“物物者非物”，即“使得万物成为其自身的那个东西并不是具体之物”，所以当东郭子问庄子“道”在哪里的时候，庄子实际上是没法具体回答的。因为当有人问“什么东西”存在于“何处”时，自身已经潜在地将这个“东西”视为存在于具体时空中的“物”，以这种方式去追问不受时空限制的抽象概念中的“道”显然是荒谬的。而庄子“无所不在”这个回答就表明了“道”并非超然物外的实体性存在，“道”就内化于天地万物之中，是天地万物的内在本质与原则。总之，庄子努力克服了任何可能导致“道”“物”分离的说法，进一步消解了“道”先天地而生的超越性，通过化道入物、道物相融的方式来关注“物”自身的存在状态。

（二）物我之辩

既然“物”是自然的，那么作为万物之一的人也是自然的，人的自然存在也就是自由地存在。那么人的这种自由本性如何才能在经验世界之中真实呈现呢？

庄子的哲学是关于个体自由的哲学，要理解这种自由哲学，首先应当理解他的宇宙观。庄子认为构成宇宙万物最本质的是“气”，他提出了“通天下一气”的命题。其次，庄子认为人首先是作为生物体而存在，但人之所以为人，主要是因为这个生物体中有“真宰”“真君”，表现为人的内在德行、真性。然而世俗人通常不能意识到这个真宰，不能保全内在德行，因而丧失了自觉意识与独立精神，因此如何处理“我”与“物”关系就成为庄子哲学中的重要论题。

“我”与“物”的关系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是“我”与天地万物的关系，第二是“我”与肉身的关系。第一个方面涉及人如何保全自身德行，保持精神独立，针对此他提出“吾丧我”“全德”“贵真”，养护生命的真正主人。庄子始终对异化保持着一份警惕，他认为人的精神不能被“物”奴役，而应保持独立与超然，因此他尖锐地批判了各种“丧己于物，失性于俗”的现象，这一思想在《齐物论》《养生主》《德充符》等篇中都有深刻的探讨。第二个方面涉及如何看待生死，由此他提出“死生一体”，即“齐生死”。既然一切“物”都处在变化之中，那么作为生命体的人也必然要参与变化，因此人的生死本质上就是“物”的存在形态的转化而已，世上任何人都不能逃脱生死。庄子还从生命的诞生以及生命的归宿两个角度对此进行论述，在《庄子·知北游》中有说：“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因此他认为，死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们就应克制死亡所带来的恐惧与悲痛。

庄子认为既然“物化”是一个客观的进程，作为生命体的人只能顺应这一进程，而不可能抗拒，将生命与天地万物融汇，才能释放自身的“真”。

二、大道与自然

纵观庄子的所有观点，其中蕴含的道理都是朴素又合乎自然的。庄子也提出了“大道合乎自然”的观点，在《庄子》中许多寓言故事也蕴含着这一观点。他认为世间的一切道理法规都应该是人们心中最自然的本真，无需任何外在形式的雕琢修饰。

在《庄子·知北游》中知问：“何思何虑则知道？何处何服则安道？何从何道则得道？”黄帝答曰：“无思无虑始知道，无处无服始安道，无从无道始得道。”因此在庄子看来，知道、安道、得道的方法就是，无思无虑，无处无服，无从无道，将自身融入自然，世间之事变幻无穷，应把握自己，世俗万物只是对自身的一种扰乱，故“丧己于物，失性于俗者，谓之倒置之民”。

三、逍遥游

“游”是庄子自由观念的重要观点，如“游乎四海之外”、“游无何有之乡”、“游乎尘垢之外”、“游心乎德之和”、“游乎天地之一气”等。这种游是灵魂与精神世界中的，即心灵的自由活动。要实现这种“游”，有两个条件：一是无待，二是无为。无待必须无为，而无为正是要达到无待，人与天地万物浑然一体。反之，有待其实就是有为，就是自身依赖于外物，受限于外物，因而不能独立自存。只有摆脱束缚与限制，超越有待与羁绊，才能达到独立的精神自由状态，才能成为“至人、神人、圣人”，故庄子在《大宗师》提出“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现实中的人总会面临各种危机与压迫，人的心灵常常不自由，人的生命也时常无法安顿，因此不能达到“逍遥游”。面对现实世界中各种人力无法改变的东西，庄子主张“安命”。“命”首先意味着生命，然后才是生命体所遭遇到的各种不能违逆的情景，这就是命运。作为生命体的人必然有生死，这是一种命，所以庄子说：“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

作为生命体的人而存在于世间，任何人都无法彻底摆脱世俗的困扰，因此这两种解决方式交错地呈现在《庄子》中。庄子一直面临着如何解决两者冲突的困境：一方面，为了保持高洁的志向与精神的自由，他拒绝出仕，并对肮脏龌龊的社会现实进行严酷的批判与嘲讽；另一方面，为了维持作为生命体的人的存在，穷困潦倒的他又不得不向生活低头，贷粟于监河侯。理想层面与现实层面的冲撞下，从超脱到随俗，既有对理想自由境界的憧憬与向往，又有对现实社会的愤慨与无奈，这样的观念使得庄子注定是一个挣扎于现实与理想之间的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