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岁这一年，李鸿章迎来了人生事业的转折点。

这一年是1861年。此前，太平军准备移军进攻上海，这使得上海的士绅、买办们惶惶不可终日，他们集体写信给当时统兵抵御太平军的曾国藩说，只要湘军愿意来保卫上海，我们愿意每个月提供60万两白银给您作为军费。

大明远胜于大清（于大清桂林叠彩区）

60万两——这对于长期苦于军费短缺、部队时不时因为缺饷而哗变的湘军统领曾国藩来说，无疑是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于是，曾国藩提出想让自己的弟弟曾国荃带兵前往上海，没想到曾国荃此时正统兵围攻天京（南京），急于拔得攻灭天平天国首功的曾国荃对此并不感冒，而担心湘军夺得巨额军费愈发壮大、威胁中央统治的清廷，则发出上谕称：

“何地无才？不必湖南之人充勇，湖南之人始能杀贼。嗣后各直省（总）督（巡）抚及各路统兵大臣，务当认真选将，就地取材，各就各省按照湖南募勇章程妥为办理。”

在清廷看来，当时大清帝国内部对于湘军独大、“无湘不成军”、“湘军将帅半天下”的现实已经具有很深的戒备心理。为了减弱清廷的猜忌心理，本来想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曾国藩无奈，只好决定改派一位非湖南人的将领另外统兵前往上海。

也就是在这时候，在曾国藩手下当幕僚、才干出众的李鸿章（1823-1901）最终脱颖而出，成为前往上海的领兵大将。

李鸿章是曾国藩幕僚中的佼佼者

虽然不是湖南人，但李鸿章与曾国藩却渊源很深。

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与曾国藩都是道光十八年（1838年）的进士，有同榜之谊，这在科举时代是一种非同寻常的门派关系；另外李鸿章的哥哥李瀚章，则也是曾国藩的幕僚。而24岁就考中进士、曾经授为翰林的李鸿章原本就才华出众，是曾国藩幕僚中的佼佼者，可以说，在曾国藩眼里，李鸿章是当之无愧的“自己人”。

有鉴于清廷对于湘军和湖南人的猜忌，于是，曾国藩决定选派作为安徽合肥人的李鸿章另外组建新军前往保卫上海，顺带夺取这一长三角的饷源重地。

于是，在曾国藩的全力支持下，李鸿章迅速赶往合肥，并很快就募集起了4营安徽子弟兵。考虑到李鸿章组建的这支新军力量薄弱，于是，曾国藩又调拨了自己的两营亲兵和从湖南新招募的4营新兵，以及由程学启率领的两营太平军降兵，一起拨付给了李鸿章的新军。短短几个月间，从1861年底到1862年3月，这支新军就正式成立。

而这支由安徽人李鸿章统率的新军，日后将拥有一个显赫的名称——淮军。

淮军的崛起，碰到了一个好时机。

1862年4月，上海士绅们花费了整整18万两白银，雇佣英国轮船将7000多名淮军士兵运送到了上海，在当时上海巨额财赋的供养下，淮军这支起初也是跟湘军一样，主要靠着刀剑长矛打仗的军队，很快就在李鸿章的远见卓识下，迅速西化、现代武装起来。

当时，尽管距离第一次鸦片战争已经过去二十多年，湘军也与太平军交战多年，但当时大清帝国内部无论是八旗兵、绿营兵还是各地的团练武装和湘军，尽管有少量洋枪洋炮，但主体武器仍是采用刀剑长矛，与曾国藩等相对传统守旧的知识分子相比，更注重功利实效的李鸿章，迅速走在了大清帝国的军事最前沿。

在上海的财赋支持和李鸿章的锐意改革下，从1862到1864短短两年间，淮军从一支仅有7000人的军队，迅速扩张成了一支7万人的部队，并且拥有洋枪4万杆和4个专门的开花炮营。整个1860年代，淮军先后购买洋枪达十多万杆，并且还聘请外国教员操练军阵，设立上海操炮学堂等现代军工机构，从而使得淮军在建军的短短两年间，就实现了中国军队的第一次近代化转型、崛起成为大清帝国内部最为精锐强悍的部队，并先后攻克由太平军掌控的苏州、常州、镇江等战略要地，极大促进了太平军的败亡。

李鸿章组建的淮军部队

就在淮军冉冉升起之际，为攻灭太平天国立下首功的湘军，却开始盛极而衰。

1864年8月，湘军曾国荃部攻破天京（南京），太平天国覆灭。但所谓“狡兔死、走狗烹”，眼见曾国藩此时拥兵高达三十多万、功盖天下，清廷对于湘军的猜忌心理也达到了最顶峰，为了避免清廷猜忌，于是就在太平天国覆灭当月，湘军统帅曾国藩决定激流勇退、自裁兵权。

1864年8月，曾国藩将由自己直接统率的核心湘军25000人全部裁撤，随后又将由自己的亲弟弟曾国荃等人掌控的十多万湘军部队遣散；1864年11月，曾国藩又自己奏请停征了作为湘军军饷的厘金、亩捐；此外，曾国藩还让弟弟曾国荃主动“抱病离职、回原籍调养”。

在一系列狂风暴雨般的自裁兵权中，清廷终于对曾国藩稍稍放心了，尽管自裁嫡系湘军，但曾国藩却留了个心眼，极力保留了作为湘军衍生派系的左宗棠的楚军和李鸿章的淮军，就在写给李鸿章的信中，曾国藩说：

“湘军强弩之末，锐气全销……淮勇气方强盛，必不宜裁，而湘勇则宜多裁速裁。”

尽管决定自裁湘军，但曾国藩早已看中李鸿章，并将其视为自己最好的接班人。在曾国藩看来，李鸿章虽然有才，但却不像左宗棠、沈葆桢那样狂妄自负，尽管都是从曾国藩的幕僚门下衍生出来的派系，但左宗棠和沈葆桢却不听老曾的话，还经常跟他对着干，只有李鸿章虽然也跟曾国藩这位老师闹别扭，但关键时刻李鸿章总是比较照顾老曾的面子，是个比较可靠的“接班人”。

1864年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湘军大部分被裁撤，然而此时，北方的捻军仍然高度活跃，1865年，满蒙贵族中最后一位名将僧格林沁被捻军所斩杀，至此，在满族与蒙古族中，清廷再也遣派不出像样的精兵强将与叛军作战了。

在此情况下，曾国藩再次担负重任，率领各路军队北上平叛，但苦战一年多却没有捻军的办法，于是，1866年，李鸿章顶替曾国藩出马北上剿捻，并在两年后的1868年平定捻军之乱。

如果说1864年平定太平军，让湘军“狡兔死、走狗烹”盛极而衰，但1868年平定捻军之乱，却让淮军步步走上了巅峰。

尽管处处提防、敌视汉人势力的崛起，但历史来到1868年的当口，清廷已经无法阻止汉人势力的崛起了。

在太平军和捻军轮番作战、几乎灭掉清朝老命的动荡中，以湘军、淮军为代表的汉人势力开始全面掌控了清朝的地方军事、行政和财政大权，逐步造成了晚清时期总督巡抚的地方专政、分权局面。

1840年时，当时大清全国13位总督中，共有7人是满族、4人是汉族、2人是蒙古族；由于担心汉人夺权，因此清廷中央一直对汉人处处戒备，然而随着太平天国之乱的出现，满人的无能，使得清廷不得不大量倚赖汉人以镇压太平军和捻军，到了太平军被平定后第二年的1865年，当时全国11位总督中，其中汉族已达8人，满族仅有3人，另外当年任命的23位巡抚（相当于省长），则全部是汉族。

随着汉人势力的冉冉升起，满清中央与地方的集权之争，以及满汉的民族势力均衡的改变，也使得清廷无法再像逼迫曾国藩遣散湘军一样来对付淮军了，因为作为当时大清帝国最为骁勇善战、并且第一支完成近代化转型的军队，相对于已经腐朽没落的八旗兵和绿营兵，到“剿捻”结束时已经拥有30多支部队、8万多人马的淮军，已经是大清帝国的顶梁柱和常备军，难以取代了。

有了军权和枪杆子，李鸿章自然在帝国内部稳坐泰山。

也就是在这时候，由李鸿章和他的淮系人马全力主推的洋务运动，开始了。

作为洋务运动的开宗派，湘军的曾国藩是始创者，左宗棠等人是跟进者，然而真正的发扬光大者，却是出自湘军、自创淮系的李鸿章。

1861年，曾国藩率先在安徽开办安庆军械所，随后，李鸿章又先后创办上海洋炮局、苏州洋炮局，并在此基础上整合成了江南制造总局；1866年，左宗棠在福建创办了福州船政局，李鸿章后续又相继创办了天津机器局和金陵机器局，至此，晚清四大军事工业（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金陵机器局）正式成立，除了左宗棠的福州船政局隶属湘系外，另外三大军事工业都隶属李鸿章的淮系，1885年左宗棠去世后，福州船政局最终也被李鸿章的淮系势力所控制，至此，淮军也全面掌控了晚清时期、中国几乎最重要的军事工业。

除此外，李鸿章和他的淮系人马还先后创办了上海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漠河金矿、上海机器织布局等一系列近代民用企业，从而成为了晚清时期洋务运动的集大成者和领军集团。

而作为为晚清朝廷力挽狂澜、支撑社稷的两大主力，湘军与淮军的交锋点，在1870年，到来了。

1870年6月，由于外界盛传在天津的法国天主教堂对收养的中国婴儿孩童进行挖眼剖心，天津民众聚集抗议，法国领事丰大业却开枪杀人，随后激起民愤，丰大业等二十多位法国人被天津民众报复殴杀，史称“天津教案”。

事情发生后，时任直隶总督曾国藩却决定袒护洋人，于是将20位中国民众斩杀，并流放了25位同情民众的清朝官吏，曾国藩的做法引得国内舆论大哗，“自京师及各省皆斥为谬论”，转瞬间，作为“中兴名臣”的曾国藩，一下子成了举国唾骂的“汉奸、卖国贼”。

天津教案发生后两个月，1870年8月，被慈禧派往江南一带抑制湘军势力的两江总督马新贻，又在阅兵之后、在重兵拥护的众目睽睽之下被当场刺死，这就是后来史称的“刺马案”——面对教案“外忧”和湘军势力蠢蠢欲动的“内患”，清廷最终决定借重与湘军向来互不服气的淮军势力，来抑制湘军。

于是，1870年，清廷将李鸿章上调为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并率领淮军北上预防法国海军借故闹事、北上侵扰；慈禧还下令将李鸿章的大哥李瀚章提拔为湖广总督，从而利用淮军势力在南北两面夹击湘军——与此同时，曾国藩则被南调为两江总督，这一方面是对曾国藩的贬抑，另一方面，则是让曾国藩南下稳定南方的湘军旧部，因为当时朝野舆论普遍认为，指使刺杀马新贻的，或许正是湘军内部所为，而要搞定这一切，就只能让湘军的创始人、老帅曾国藩出马搞定了。

曾国藩经此打击心情失落，两年后的1872年，曾国藩最终在两江总督任上猝然去世。

湘军创始人曾国藩

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南北对调，也象征着淮系势力的北伐和全面超越湘系。

从此，淮军势力也从江淮一带，北上拓展到了黄河以北，此后一直到1900年八国联军进军北京的近30年时间里，李鸿章开始极力扩充淮军势力，使得淮军势力得以全面掌控了清廷的内政、军事和外交。

在手掌兵权之外，李鸿章在1870年担任直隶总督和北洋通商大臣后，不仅控制了清廷京畿地区的内政大权，而且控制了外交事务：当时清廷对外的外交部门本来是总理衙门，但当时驻京的外国使节普遍信任李鸿章，每次有事总是直接绕过总理衙门，直接找李鸿章商谈，在此情况下，李鸿章以北洋通商大臣的身份，逐渐跃升成为清廷的实际第一外交大臣。

而在1870年天津教案后，曾国藩的名声更是一落千丈，李鸿章则一跃成为满清的第一重臣，对此，曾国藩有一次曾经讽刺李鸿章“拼命做官”，而自叹缺乏为官之道，甚至后悔说，自己在镇压太平天国之后剿灭捻军无功，早就该及时退隐，以致后来在处理天津教案时自我取辱，“皆系画蛇添足”。

随着李鸿章崛起成为晚清第一重臣，在他的周围也逐渐聚集起了一批安徽老乡、幕僚、门生和亲戚，至此，在以李鸿章的淮军为军事支撑的基础上，淮系集团开始形成，并逐渐发展成为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军事、买办和官僚集团。

当时，淮军在全盛时期军队高达200营、十余万人，并且拥有马队和炮队，这在晚清军队中是独一无二的。由于军队人数远远超过被裁抑后的湘军，这就使得在1870年后，淮军控制的地盘逐渐从最开始的江苏、浙江、安徽等地南北四散发展，到后面，淮系势力先后控制了直隶、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福建、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四川和台湾等16个省的地方总督和巡抚大权——在李鸿章的提拔和保荐下，淮系先后共有38人当上了总督、巡抚和中央的尚书、侍郎，另外还有1300多人先后当上了各省的提督和总兵，在李鸿章的不断布局下，淮军最终也成为了影响晚清朝政最为强大的一股势力。

至此，淮系的势力之盛，除了湘系的左宗棠等人外，已经没有对手。

尽管淮军步步崛起，但内部危机也在不断加重。

与曾国藩在组建湘军过程中注重人品修为、以天下兴亡为己任不同，李鸿章在组建淮军的过程中，则与曹操一般、不重品德而注重才能。

当时，曾国藩“所重用的人才，在于取其稳慎沉着，有大才而能含蓄，有深志而能坚持……而不喜佻达躁进之士，于素不安分者，则极加讨厌”，也因此，后来从曾国藩幕府中走出了像李鸿章、左宗棠、黎庶昌、郭嵩焘、薛福成、刘蓉、李元度、吴汝纶、王安定、王闿运、俞樾、陈奂、李善兰、徐寿、华衡芳等独当一面的优越人才，曾国藩也因此被盛赞为“知人之鉴，超轶古今”。

与此相反，李鸿章的选人标准则比较功利，李鸿章曾经说：“孔子不会打洋枪，今不足贵也。”“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耳！我无利于人，谁肯助我？董子‘正其谊不谋其利’语，立论太高。”

在功利主义的导向下，淮军选拔的人才尽管也出了不少名将，但很多在当时也被舆论所诟病，例如淮军名将程学启“战守方略，能当大敌”，但也“矜夸忌嫉，不能容物”；郭松林“勇悍亦著闻于时”，但却“贪财好色，暴戾恣雎”。

就在这种功利主义优先的氛围中，1874年，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和时任陕甘总督、大学士左宗棠，就是否要收复新疆，爆发了一场空前论战。

这，就是晚清著名的“海防”、“塞防”之争。

当时，左宗棠耗时七年终于平定陕甘回乱，但新疆却被从中亚入侵的阿古柏趁机占据，并建立了一个“哲德沙尔”汗国；而俄国人则趁机占据了伊犁一带。眼看着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历时百年才平定的新疆，却将沦落异族之手，已经62岁的左宗棠抱病请缨，表示将亲率大军西征，为祖国收复新疆。

与此同时，1874年，日本海军3000多人趁机入侵台湾，尽管大清帝国最终遏制了日本人的野心，但在李鸿章看来，相对于那个远隔万里的新疆来说，台湾和大清帝国的海防，才是最为关键的军机重务。

就在呈报清廷的《筹议海防折》中，李鸿章说，大清帝国应该放弃新疆，转而专注“海防”。因为在李鸿章看来，当初乾隆皇帝统一新疆只是“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已为不值”，而大清国力有限，应该将有限的经费专注于办海军、用海防，因此放弃新疆“于（大清）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

对此，李鸿章提出，应该将左宗棠准备出征新疆的西征军“可撤则撤，可停则停，其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

对此，左宗棠予以了严厉反驳。左宗棠说，巩固“海防”，和收复新疆的“塞防”，必须“二者并重”，因为在他看来，乾隆皇帝征服新疆，“拓地二万里”，祖宗基业和祖国领土岂能自行放弃？

最终，在左宗棠的强烈坚持下，清廷准许左宗棠带兵出征新疆，历经7年征战，由左宗棠指挥的湘军部队最终收复新疆，为中华民族立下了不世奇功。

左宗棠是曾国藩死后湘军的领军人物

尽管在收复新疆问题上缺乏远见卓识，但李鸿章仍然高屋建瓴地提出了海防的至关重要性，1875年5月底，朝廷正式批准建立南洋、北洋两支水师，并下命沈葆桢、李鸿章分别督办南洋、北洋海防事宜，中国近代海军的建设由此开始步入正轨。

但1884年的中法马尾海战，使得隶属湘系的福建水师毁于一旦，中法战争结束后，清廷痛定思痛，最终决定以北洋海军为主，“大治水师”，此后，1885年，清廷海军衙门正式成立，到1888年，拥有大小25艘战舰、号称亚洲一流的北洋海军正式成军。

当时，尽管淮军和淮系势力不断坐大，但先后平定陕甘回乱、收复新疆、立下不世奇功的左宗棠部，也使得湘军和湘系势力逐渐回升，不仅如此，左宗棠在慈禧的默许和运作下，还一度进入军机处，成为湘军抗衡淮军的领军人物。

在慈禧看来，让淮军和湘军相互制衡，让汉人内斗，是稳定满人统治的杀手锏，因为只有平衡，才能让清廷成为不倒翁。

就在这个时候，1883年12月，法国为了控制清朝的附属国越南，开始进攻驻扎在越南山西的清军，从而掀开了中法战争的序幕，战争刚开始时，李鸿章先是主战，随后在法国人的攻击下，又变回主和。

对此，清廷中以张之洞、张佩纶、陈宝琛等人为首的清流党人，毫不客气的抨击李鸿章说：

“岁糜数百万金钱以制机器而养淮军，正为今日，若并不能一战，安用重臣？”

在慈禧等人看来，尽管清廷需要倚靠李鸿章和左宗棠这些淮系和湘系势力，但为了抑制淮系和湘系的势力，清廷也在暗中扶持清流党人，对汉人势力进行钳制。所谓清流党人，指的是当时一些有声望而无实权的士大夫，他们以御史和翰林的身份经常议论时政，遇事敢言、不畏权贵，到中法战争时期，逐渐形成了以张之洞、张佩纶、陈宝琛为首的清流党人。

在李鸿章看来，慈禧利用清流党人钳制汉人势力，加上湘系左宗棠等人的声势，这无疑是对淮系势力的重大挑战。对此，李鸿章一方面训斥清流党人是“挑斥多端”，另一方面又攻击左宗棠主张抗击法国，是“倡率一班书生腐官大言高放，不顾国家之安危”，不过是“掠一时美名”而已。

鉴于清朝国力衰微的实际情况，加上自己也有意保存实力，当时，李鸿章趁机怂恿清廷接受赔款议和条件，并指出如果不接受议和，“战后亦必赔偿，为数更巨”，慈禧当时六神无主，召见满人大臣奕诉哭着说：

“不愿再经咸丰故事（指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咸丰皇帝逃离北京），但亦不愿大清江山由我而失，而我示弱”。

奕诉对此说：“可以打”，慈禧说，“打就打到底”。于是，慈禧召见重臣开会，听取大家意见，没想到半晌竟没人敢吭声，最终，老将左宗棠站起来说：

“中国不能永远屈服于洋人，与其赔款，不如拿赔款做战费”。

慈禧流了眼泪，最终决定与法国开战。

尽管淮军领袖李鸿章一味退缩，然而淮军的各路将领在时局危亡下却奋勇向前，在慈禧的安排下，清流派张之洞被派往担任两广总督，另外，左宗棠则以钦差大臣身份派驻福建督战中法战争。

在张之洞和左宗棠的全力支持下，1884年8月，清军在老将冯子才等人指挥下，协同黑旗军和左宗棠派出的恪靖定边军一起，共同取得了镇南关大捷，并一举收复谅山。

当时，左宗棠也派出“恪靖援台军”东渡台湾支援台湾军民抗击法军，与此同时，作为淮军老将的刘铭传也被重新起用，1884年7月，刘铭传成功偷渡到台湾，随后，刘铭传以福建巡抚身份督办台湾军务，并率领台湾军民奋勇抵抗法军入侵，在1884年10月率军取得了“淡水大捷”，与法军在台湾岛内形成了对峙局面。

在此情况下，李鸿章趁机提出“乘胜即收”的主张。1885年6月9日，李鸿章代表清廷，与法国在天津签订了《中法会订越南条约》，中国放弃越南、承认其归法国保护，并同意允许法商进入中越边界开埠通商，中法战争，最终以“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惨淡收场。

9天后，1885年6月18日，内心不胜悲愤的左宗棠提请辞去军职。9月5日，台风袭击福州，整日风雨大作，而为大清国耗尽毕生心血、在曾国藩死后扛起湘军大旗的左宗棠，也终于走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1885年9月，全力支持抗法战争的左宗棠最终去世，临死前，73岁的左宗棠向儿子口授上达清廷的遗疏，他说：“此次越南和战，实中国强弱一大关键，臣督师南下，迄未大伸挞伐，张我国威，遗恨平生，不能瞑目！”

弥留之际，他的儿子听到左宗棠在迷糊中喃喃自语说：“哦哦，出队！出队！我还要打！我还要打！”

作为湘军最后的领袖人物，左宗棠最终抱恨离世，而在与湘军互斗的大战中，李鸿章也笑到了最后，因为在左宗棠死后，大清帝国的政坛内部，也就只有淮军一家独大了。

尽管组建起号称亚洲一流的北洋海军，但出于门派之见、在中法战争中拒绝援助左宗棠和湘军作战、隶属淮系的北洋海军，从一开始就危机重重。

1891年，李鸿章赖以自豪的北洋海军6艘军舰再次访问日本，7月5日，日本军官在横滨登舰参观，发现北洋海军的舰炮没有擦干净，士兵们还随意在炮筒上晾晒衣服。

不仅如此，从建军开始就随意散漫的北洋海军，每年在照例南巡时，还经常在香港和上海到处嫖娼、赌博，当时，北洋海军的士兵经常利用军舰来载客跑运输赚钱，并且还利用舰队的豁免权从朝鲜走私人参，导致军风军纪日益败坏。

当时，北洋海军有规定总兵以下各军官必须常年住船，不建衙门，不建公馆。但实际上，一到晚上，北洋海军至少有一半的军官和士兵就上岸住宿，其中“济远”舰的管带方伯谦不仅在陆地上大量购买房产，而且还在舰队经常去的地方娶了两房姨太太“金屋藏娇”。不仅如此，作为北洋海军的头头，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有一次还因为跟方伯谦同时看上了一个妓女，导致两人为此闹得不可开交。

北洋海军官兵

就在这种日益败坏的军纪中，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了。

对于当时淮军的军容军帽，就在淮军奉调出征东北时，有目击者记载当时大清帝国的军队军容说：

“余见其人黧黑而瘠，马瘦而小。未出南城，人马之汗如雨。有囊洋药具（鸦片烟枪）于鞍，累累然；有执鸟雀笼于手，嚼粒而饲，怡怡然；有如饥渴蹙额，戚戚然。”

在这种大清帝国从陆军到海军的全面萎靡不振中，1894年，以北洋海军和淮军陆军为主体的清朝军队与日军展开对战，结果在海陆两条战线上均全面溃败，到1895年2月11日，日军对北洋海军的最后阵地刘公岛发起总攻。

当时，被围困在刘公岛内的北洋海军弹尽援绝、士气低落，军队中的部分外国军官和牛昶炳、严道洪等中国军官纷纷表示要向日军投降，作为北洋海军的当家人，尽管平时治军不力，但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却在最后时刻显示出了自己的气节，他先是要求军官们将北洋海军残存的军舰全部炸沉，但军官们不同意；丁汝昌又下令要求军官们带领残存军舰做最后战斗冲出威海口、希望侥幸能保存几艘战舰，但军官们也不答应。

当时，北洋海军听说已经没有援军后，开始出现哗变，丁汝昌见大势已去，为了防止有人盗取帅印降敌，于是下令将自己北洋海军提督印章截角作废，并亲自下令炸沉旗舰定远舰和快船靖远舰，以免资敌，1895年2月11日夜，丁汝昌最终在镇远舰中服用鸦片自杀殉职，当时，北洋海军的投降派在丁汝昌死后，又逼总兵官杨用霖出面投降，杨用霖严词拒绝，随后回到船舱内，大声朗诵文天祥的诗句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然后拔出手枪击穿自己喉咙自杀殉职。

提督丁汝昌和总兵杨用霖相继自杀殉职后，1895年2月12日，北洋海军剩余官兵遂向日军投降，其投降被俘官兵达5000多人，没有战斗就投降资敌的军舰达十多艘。

随着北洋海军的全军覆灭，清廷最终于1895年4月，命令李鸿章在日本签署了《马关条约》，屈辱地结束了甲午战争。

而北洋海军的殒灭，也成了淮军败亡的象征。

甲午战争惨败之后，在朝野内外的一片谴责声中，李鸿章从权力的巅峰迅速滑落，当时，光绪皇帝虽然并未将他治罪，但却命令免去他的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一职。

在光绪皇帝和支持光绪的帝党成员看来，正是李鸿章的淮军在海陆两条战线的全面溃败，最终才导致了清朝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而作为后党（慈禧）的中坚力量，免去李鸿章的要职和实权，也是趁机打击后党（慈禧）力量的关键，于是，1895年后，李鸿章迅速从帝国的第一权臣，沦落成大权旁落的“伴食宰相”。

鉴于淮军等各路军队的溃败，就在甲午战争在进行时，不甘堕落的光绪皇帝就在德国军事教官汉纳根的建议下，准备另建一支10万人的新式陆军，随后，清廷指派淮系官僚、广西按察使胡燏棻组建新军，胡燏棻奉旨后立即招募了10营兵勇，称为“定武军”，在天津小站进行新法操练。

而定武军，正是日后大名鼎鼎的北洋新军的源头和由来。

到了1895年10月，清政府改派胡燏棻督办卢汉铁路，从朝鲜归来的袁世凯随后奉命接管了定武军，并改名为“新建陆军”，由于袁世凯日后出任北洋大臣，因此“新建陆军”也被称为“北洋新军”。

而北洋新军在袁世凯的操控下，也在清末民初，逐渐衍生出一个日后主宰中国达数十年之久的武装政治集团：北洋军阀。

随着北洋新军的建立，在甲午战争中惨败的淮军也开始了裁并工作，到了1895年6月，淮军大部分被裁，但幸运的是，当时隶属于淮军系统的直隶提督聂士成部的“武毅军”18营不仅保留了建制，相反还扩充到了30个营。另外，淮军中的章高元8营、贾起胜8营、吴宏洛6营，以及罗荣光、周兰亭等炮队，也作为北洋海防守军被保存了下来。

对于聂士成“武毅军”的残留，李鸿章也寄予了厚望，他写信给自己的老部下聂士成说：

“甲午一战，淮部声威亏损已甚，犹幸台麾奋起，望实兼隆，重整旌旗，是所属望。”

随着淮军在甲午战后的日渐陨落，为了新建一支军队保卫大清帝国，清廷在训练袁世凯的北洋新军、扩充聂士成的武毅军等基础上，到1899年，初步建立起了一支新的军队：

武卫军。

当时，武卫军共分为“前后左右中”共五军：其中以聂士成的武毅军为武卫前军、董福祥的甘军为武卫后军、宋庆的毅军为武卫左军、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为武卫右军，荣禄新募部队为武卫中军。到1899年6月，武卫军正式成军。

但是庚子事变的爆发，也将淮军最后残存的精锐摧毁殆尽。

1900年6月，八国联军开始进攻天津大沽炮台，驻守在此的淮军罗荣光率部奋勇抗战，最终在力不敌众的情况下自杀殉国。

大沽炮台失守后，淮军最后的精锐部队、聂士成的武卫前军（武毅军）也与八国联军展开了激战。在武卫前军大将、直隶提督聂士成的率领下，从1900年6月下旬到7月上旬，聂士成指挥部队与八国联军展开了多次激战，当时，“聂军奉命攻天津租界，血战十余次，租界几不支。西人自谓与中国战，无如聂军之悍者。”

聂士成（1836-1900）：淮军最后的精锐战将

为了铲除聂士成和最后的淮军部队，1900年7月9日凌晨，英国、法国、美国、日本、俄国等五国开始集结兵力直扑天津八里台，并将聂士成的部队团团包围，聂士成随即率军奋勇还击，在战斗中，帝国主义联军部队见久攻不下，于是悍然使用了毒气弹向武卫前军（武毅军）发起攻击，在毒气弹的攻击下，武卫前军（武毅军）前线部队开始后退，这时，聂士成却跃马立于桥头，并手刃逃兵说：

“此吾致命之所系，逾此一步非丈夫矣！”

说完，聂士成带着部队士兵奋勇冲锋向前，“遂殒于阵”。

对于聂士成悲壮牺牲的最后情况，直隶总督裕禄在战后的奏报中说：

“洋兵四面环击，枪炮如雨。该提督两腿均受枪伤，犹督兵不许少退。营官宋占标劝令退后将息，该提督奋不可遏，仍复恃刀督战，又被敌枪洞穿左右两腮，项侧、脑门等处，脐下寸许被炮弹炸穿，肠出数寸，登时阵亡。其营官宋占标亦随同殉难。经弁兵等将该提督尸骸夺回。”

聂士成战死后，天津、北京相继沦陷，随后慈禧裹挟光绪皇帝南逃山西，至此，淮军最后的精锐部队也几乎全军覆没，其余部队也四散零落，建制不复存在。从1861年底筹谋建军到1900年几乎彻底陨落，淮军近40年的浩荡风云也逐渐落下帷幕。

天津八里台之战，成了淮军精锐最后的绝唱。

而在1900年庚子事变与八国联军的激战中，当时清廷最后一支精锐武装“武卫军”五支部队中：由荣禄直接统领的武卫中军在溃散后被裁撤，董福祥的武卫后军也在董福祥被撤职后随之瓦解，宋庆的武卫左军则被严重削弱，聂士成的武卫前军也在天津八里台之战后没落。

在武卫军其他四支军队几乎同时溃散或陨落的同时，作为武卫右军的袁世凯的北洋新军，却被时任山东巡抚袁世凯精明的带到了山东，当时，袁世凯参与了南方各省的“东南互保”、没有掺和到与八国联军的对抗中，因而得以完整的保存了武卫右军（北洋新军）的势力。

不仅如此，袁世凯的武卫右军（北洋新军）非但没有损失，而且人数在庚子事变后还扩充到了2万人，进而跃变成为了当时北方最大的一支武装部队，这也为后来袁世凯的崛起和逼宫清廷、篡夺辛亥革命果实奠定了军事基础。

继承淮军而兴的北洋新军

而在聂士成几乎全军覆没、袁世凯却保存实力的同时，在庚子事变中狼狈逃窜的慈禧，则以光绪皇帝的名义急电李鸿章进京，继续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并配合庆亲王奕劻与各国进行和谈。

1900年7月17日，当时被派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从广州启程北上，临行前，他泪流满面地对同乡的下属说，淮军最后的精锐中，聂士成已经阵亡，剩余淮军也已“零落，牵制必不得力”，“我能活几年，当一日和尚撞一日钟，钟不鸣，和尚亦死矣！”

当时，李鸿章泪流满面的样子，让所有在场的人都刻骨铭心，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位大清帝国的顶梁柱，如此当面痛哭流涕。

此后，自诩为大清帝国的破窟窿到处“裱糊”的李鸿章，再次临危受命，参与了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

随后，李鸿章对慈禧上了道奏折，痛心的建议说：

“今议和已成，大局稍定，仍望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譬诸多病之人，善自医调，犹恐或伤元气，若再好勇斗狠，必有性命之忧矣。”

此后，清廷果然彻底向列强屈服，甚至公开提出，以后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就在签订《辛丑条约》，和议向列强赔款价息9.8亿两白银后，1901年11月7日，久病吐血的李鸿章，最终以钦差大臣的身份，死于北京任上，时年79岁。

李鸿章的死，标志着淮军的彻底陨落

垂危之际，躺在病榻上的李鸿章，突然睁大眼睛，嘴唇喃喃颤动，流下了眼泪，似乎想说点什么，当时他的幕僚周馥见此情景，流着眼泪安慰李鸿章说：

“老夫子，有何心思放不下，不忍去耶？公所经手未了事，我辈可以办了，请放心去罢！”

身边的人也纷纷说：“未了之事，我辈可了，请中堂放心！”

李鸿章流着眼泪，最终气绝，“目乃瞑”。

死讯传到慈禧那里，慈禧当场就流下眼泪说：“大局未定，倘有不测，再也没有人分担了。”

在慈禧看来，那位不辞辛苦和骂名，始终为她和大清帝国四处奔走的淮军干将已逝，以后，还有谁会像李鸿章一般尽心尽力，为她和大清帝国卖命呢？

而李鸿章的死，也标志着淮军的彻底陨落。

李鸿章死后，作为淮军余系，袁世凯统率的北洋新军开始在晚清政坛日益崛起，当时，由李鸿章在1885年创办的北洋武备学堂培养出了不少人物，而淮系在李鸿章死后，也仍然残留下了部分精英。

于是，袁世凯倚靠着网罗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曹锟、段芝贵等一系列北洋武备学堂的精英，不断结党营私，最终混成了晚清末期执掌大权的显赫人物。

淮军已灭，属于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的时代，开始了。

参考文献：

季宇、叶海鹰：《淮军》

田玄：《中国近代军系丛书：淮军》

马平安：《曾李交谊与晚清政局》

项顺贵《试论淮军与湘军的差异》

房德邻：《封建大吏与晚清变局》

李英全、关伟：《论晚清淮军的军购对中国军事近代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