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清政府整体实力的上升特别是海上力量的增强是统一台湾的重要基础。从海陆关系的角度看，清朝和郑氏之间属于陆权与海权之间的政权斗争，其背后是经济实力、军事力量和民心士气的对决。海军是海权的重要支撑，地理位置对海权发展亦有重要影响。郑氏一直依赖强大且富有经验的水师，早在郑成功时期就以海上力量和海外贸易支撑军事斗争。但郑成功在大陆军事上的失败使其整体实力大减，据台后虽然依靠对外贸易网络和发展农业生产维持统治，但几乎不再具备统一中国的实力。随着清王朝力量的上升，郑经和郑克塽更无力匡复大明、一统中原。郑氏据台后，以台湾海峡形成的“汪洋万顷之隔、波涛不测之险”为屏障抵御清朝势力的扩张，阻碍了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然而，这一自然地理上的优势随着清朝水师的组建和发展逐步流失。在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的训练和管理下，清军水师战斗纪律性增强，熟识海战规律和战法，具备了强大的海上作战能力。郑氏在海上力量方面的领先态势不再，与清朝在政治、经济、军事整体实力上的差距日益悬殊。与康熙励精图治、致力于实现国家统一相比，郑氏集团后期内部矛盾激化、吏治混乱、疏于军备、民心不稳等问题日益突出。1683年，施琅率军攻台，其中战船达300余艘，海军官兵2万余人，与郑军不相上下。在有利自然条件的配合下，经过激战，清军击毁郑军战船200余艘，歼1.2万多人，顺利攻占了作为台湾本岛门户的澎湖，控制了制海权，取得了对郑氏政权的全面战略优势。澎湖海战改变了郑清对峙的僵持局面，不仅大幅削弱了郑氏的海上力量，瓦解了台湾本岛的防御体系，而且重创了郑氏集团的信心和斗志，使其完全丧失了原先和谈的筹码。面对新态势，清政府继续执行“剿抚并用”的政策，利用军事压力最终迫使郑氏以和平方式投降归顺。

其次，以实力为基础的战略态势决定了清郑和谈的结果。清王朝入主中原之初，为平定内乱、稳定施政，在处理郑氏政权、实现大一统的问题上提出和谈的基本方略。康熙初年多次派遣使者与郑氏谈判，要求郑氏抓住时机，通权达变，削发登岸称臣。当时郑经政权依恃强大的水师力量和难以跨越的海峡天险，在策略上抬高要价，提出“依朝鲜例”，不愿削发和对清朝称臣纳贡。清郑双方在谈判原则和目标上存在明显的差距和分歧，使得和谈一直毫无成果。对此，清政府并未放弃以和平方式统一台湾的政策，而是根据形势发展对郑氏政权的地位给予更加灵活的考虑，甚至一度放宽到允许郑氏集团不登陆，并承认其对台湾的统治权。然而，郑氏集团始终不同意以削发称臣的方式受抚，还进一步提出台湾是“于版图之外，别立乾坤”的说辞，偏安心态表露无遗。对此，清政府从“大一统”的立场出发，认为“台湾大多为闽人，和朝鲜、琉球的情况根本不同，因而绝不能允许依照外国例，而‘别立乾坤’”。“三藩之乱”期间，郑氏侵入大陆东南沿海，占据厦门、泉州、漳州等地与清军形成拉锯之势。清政府为解决台湾问题曾考虑“不削发”“不登岸”的条件，要求郑氏退回台湾，并主张双方以澎湖为边界开展贸易交流，但郑经进一步抬高和谈筹码，要求划拨沿海岛屿归其所有，坚持不放弃海澄，导致和谈破裂。总体上看，郑清双方前后共计十次和谈形势的变化与双方实力对比和战略态势紧密相关。当郑氏控制台湾海峡制海权，甚至对大陆东南沿海形成攻势时，其拒绝招抚的能量则大，要价便高；当17世纪80年代初郑氏集团势力逐步式微，特别是经澎湖一战丧失台湾海峡制海权后，和谈的主动权完全被清政府掌握，郑氏集团经反复权衡后最终决定接受清朝的全部条件归降。

郑清浅、墨成章小说名（郑清文）

1683年郑成功之孙郑克塽正式向清将施琅请降，归顺清廷。施琅拒绝了郑氏仍居台湾的要求，要郑氏将人民和土地全部划入清朝版图，官兵遵制削发并迁至内地听从安置。清政府以强大实力为基础，采取“因剿寓抚”“剿抚并用”的策略，在郑氏地方割据22年后收复台湾，实现国家大一统。康熙曾称，“今台湾降附，海贼荡平，该省（福建）近海地方应行事件自当酌量陆续施行”。统一台湾后，清朝重新开放海禁，两岸民间往来和经贸交流从此日趋密切。1684年，清王朝设立台湾府，归属福建省管辖，下辖三县（台湾、凤山、诸罗），形成统一后台湾的最初行政设置。清朝统一台湾，有效维护了中国的领土完整和海疆安全，强化了中国大陆对台湾的全面影响，促进了台湾的经济社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