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秋，还没有到上学年龄的我，在庙合村七年制学校的一年级做了一名插班生。当时教室里没有桌凳，为了方便学生写字，大队部让泥水匠在教室里砌了数排土台子，外面裹上水泥。这就是村里学校最早的课桌。每排七八个学生共用，类似于宿舍的大通铺，凳子由学生从家里自带。当时班里学生的年龄差距特别大，最小的是我，只有六周岁；最大的是强娃，十八岁。差距整整十二岁，同一个属相。

每天，我们在土台子上写字，下课和放学的时候，满身是土，将身上的土拍拍，顿时尘土飞扬，但被尘土包裹的却是一张张笑嘻嘻的脸。大家都一样，谁也不嫌谁脏。冬天的时候，因怕冷，有些同学竟然成个月不洗脸，以至于鼻梁上都有一层厚厚的垢痂，家长、老师也不管，同学们也习以为常，熟视无睹。许多同学就这样腆着一张脏兮兮的脸，每天快活地在家和学校之间跑来跑去。

1979年秋，我正式成为一名小学一年级学生，这一年，学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是将教室里的土台子全部扒掉，摆上了课桌，但我的印象好像没有新课桌，全是旧的，不知是哪儿淘汰下来的，也没有凳子，但这已是巨大的进步了！

赵忠诚（赵忠诚介绍）

小学低年级留给我的印象似乎没有什么学习任务，整天在下课之后就是疯玩，玩法五花八门，有些玩法现在根本就没人玩，但当时却给我们带来了无尽的乐趣。不必说放学之后在大自然里的无穷乐趣，单就在课中和课间，就有无尽的玩法在等着我们。冬天，教室里没有任何取暖设施，又八面漏风。同学们一个个冻得吸溜着鼻涕，响声此起彼伏，一个个鼻孔下面就好像有两条虫子在爬进爬出，没有纸张去揩，卫生纸在当时是奢侈品，讲究些的同学用手绢去揩，不讲究的同学就用衣袖去揩，时间长了，那衣袖就黑硬黑硬，油光光的。有时上了不到半节课，老师就问：“冷不冷？”学生大声齐呼：“冷！”于是，老师就让学生跺脚，教室里顿时响起一阵阵咚咚声，如同战鼓擂动。同时，教室的土地上就扬起一片尘土，伴随着的，还有同学们的一片嬉笑声。几分钟以后，麻木的脚慢慢恢复了知觉，又重新开始上课。下课的铃声刚响，同学们就冲出教室，女生常玩的游戏是跳绳，或一种叫跳马城的游戏；男生最常玩的游戏是“挤努努”，一个同学背靠墙壁，肩膀顶在凸出的砖柱上，然后一个接一个地背靠墙壁用力挤向前一个同学，人越来越多，有时还喊着五花八门的号子，奋力向右挤，最后，靠近砖墙的那些同学就有人被挤得受不了了，哭着喊着从队伍里挣出来，一旦成功挣出，马上就喜笑颜开，又到队伍后面去挤别人。就这样不断有人被挤出来，又不断有新生力量在后面发力。短短几分钟，游戏就达到了高潮。刚才快被冻僵了的身体此时也恢复了热力，同学们玩得不亦乐乎，以至到上课的时候，需要老师往教室里赶，这时，有些同学已汗流浃背了。

1980年前后，冬天特别寒冷，村里的涝池里结了厚厚的一层冰，用砖头也敲不开来。每天早上，踩着厚厚的霜花来到学校，一边读书，一边啃着书包里那个冻的硬梆梆的馍馍。天寒，食物热量低，衣服又不大保暖，尽管同学们在早上不断活动，但到了早上最后一节课，一个个已是饥肠辘辘，盼着能早点放学回家吃饭，但那时连老师也没有手表，全校的时间基本依靠那只马蹄钟和校长的手表。早上最后一节课是最漫长的，没有计时工具似乎让人陷入一种无望的境地。这时，太阳不仅给了我们温暖，也给了我们灵感。不知是谁，在下课的铃声里，在同学们匆匆回家的脚步声中，在黑板下方用粉笔划出了阳光斜切下来的印迹。从此，我们有了自己的钟表，尽管这只钟表随着太阳照射角度的不同需要不断调整，但我们毕竟不再处于一种无望的等待中了。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古代有一种计时工具叫日晷，原理竟和这如出一辙。

一年下来，黑板下方划满了密密麻麻的竖线，那是一年中太阳在每天同一时间留下的脚步，那是我们对时间的等待，也是青春年少时对时间的挥霍；是关于饥饿的记忆，也是希望和煎熬。

小学高年级时，学校里开始流传一个画图的智力题：平面上两个套在一起的方框，四角分别用直线连起来，将此图用三笔画成，不能重复。这是我们接触到的第一道趣味智力题，看起来简单易操作，于是，同学们的参与热情很高，但全校师生画了几年，依然无解。现在看来，这根本就是一道无解的趣味题。

春节过后，杨柳的枝条一天天变绿了，直到有一天，有同学将变得柔软的杨柳枝条折下一段，轻轻地将树皮和木质部分扭分离，扔掉木质部分，只留下外面完整的树皮，将一端压扁捋顺，放在嘴边就能吹响。这是孩子们的春笛，也是春天到来的号角。

整个小学时代，在春天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每年3月5日的学雷锋，那个永远戴着棉帽子的年轻的解放军战士在每年的3月都会和我们相遇。这一个月，我们常常停课，扛着红旗，唱着《学习雷锋好榜样》的歌曲，大张旗鼓地去扫街道，或给孤寡老人、五保户打扫卫生。三月份的作文，似乎永远都是以好人好事为主题的《一件小事》。3月12日，还有一件必做不可的事，就是植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小学五年级（当时的小学是五年制）的时候，老师说：“你们今年就要毕业了，植下一棵树，作为你们的毕业纪念，等你们长大成人之后，回到母校，还可以看到你们栽的这棵树，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可能是老师的话极大地激励了我，我和同学赵忠诚选了一棵最大的槐树苗，共同栽了下去，非常用力，树坑挖得很深，水也浇得不少。此后，我就经常去看这棵树，但一天天过去了，树却没有发芽，快到夏天的时候，我才确信，这棵树根本就没有活，心里沮丧极了。我不知道，我的同学赵忠诚是否也去看过这棵没有成活的树苗；他的心情是否和我一样。

然而，老师为我们勾画的愿景并没有实现，这片槐树林在不久之后，就不知因什么原因被铲除了，自然，那些成活了的树也没有摆脱噩运。

六一儿童节，全公社的学生都要到凭信初中去看文艺演出。这一天一早，全校师生打着红旗，唱着歌，一路浩浩荡荡地向凭信初中的大操场走去。但看了多年的演出，现在连一个节目也没有记住，能记住的，只是凭信初中的大操场里人山人海，彩旗招展。

六一儿童节过后，很快就到了收获麦子的日子。当时收麦时学校要放假两周，不同年级的学生都有不同的勤工俭学任务。在生产队集体耕种时期，每个生产队的学生都由一个老师带领着拾麦。道路上、收获过的麦田里，到处都可以看到拾麦的学生。每天，学生将拾到的麦子缴到生产队的打麦场上，并登记重量，学校在收假之后对超额完成任务的学生要予以奖励。包产到户之后，学校不再安排老师组织学生勤工俭学，大部分学生都在家里给家长帮工，家里劳动力多的学生才外出拾麦，但不管是帮工还是拾麦，学生都参与了劳动。一个收麦季过后，个个学生都晒黑了。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学校忽然对教学工作重视了起来，要求四五年级的学生必须上晚自习，当时，教室里还没有通电。于是，每天傍晚时分，同学们就从家里拿着五花八门的油灯来上自习了，有用墨水瓶做的，有用药瓶做的；燃料也是五花八门，有用菜油的，有用煤油的，有用柴油的，最糟糕的是用废弃的机油，点燃之后，一股黑烟扶摇而上。一间教室，二三十盏油灯，就是二三十盏污染源，一节晚自习下来，个个同学的鼻孔都变黑了。好在到五年级的时候，教室里就通电了，两个一百瓦的灯泡，把教室照得如同白昼。

我是1984年夏天小学毕业的，当时，小学是五年制，也没有义务教育的说法，小学升初中要通过考试，班里有三分之一的同学没有考上初中，有的选择了补习，有的直接选择了停止学业，回家参加了农业生产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