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14年的索契冬奥会上，韩国就将活字印刷术作为一种文化宣传，大力营造活字印刷术是韩国的传统文化。

这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争议，韩国对于活字印刷术发明权的争抢一直都是不遗余力的，或者说是对中国人熟知的发明权的争抢不遗余力，像是浑天仪、豆浆等等，韩国人声称它们的发明权应该归属于韩国。

毕升活字印刷术时间（毕升活字印刷术的制作过程）

因为韩国的一本古籍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上最古老的金属活字印本，于是韩国人便声称自己是活字印刷术发明的祖先。

随着韩国人的不断吆喝，还真就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韩国学者敢于宣称"起源国"在于有"活字实物"、"印刷物文物"两手证据。

一手证据是《白云和尚抄录佛祖直指心体要节》(下称《直指》)。

按照韩国文献记载，公元1234年，晋阳公崔怡在江华岛用铜活字印成《古今详定礼文》。在公元1395年和1397年，朝鲜至少还用木活字印刷过明朝的律令和李朝太祖李成桂的传记。

朝鲜大规模铸造活字始于李朝，太宗十一年（公元1403年）命置铸字所，按宋刊本字体铸10万字，称“癸未字”。世宗二年（公元1420年）铸“庚子字”；世宗十六年（公元1434年）铸“甲寅字”；世宗十八年（公元1436年）又铸“丙辰字”。此外又创制了铁活字，印成《西坡集》、《鲁陵志》、《醇庵集》等书。

朝鲜此后很长时间都侧重金属活字印刷，铸有大量活字，据一些学者考证，朝鲜铸造铜、铁、铅等金属活字先后达34次（另一说认为多达40余次），其中33次为政府所铸。

这些金属活字绝大部分因战争等原因而毁弃，或熔铸为新活字。如今韩国学者所引据的最重要证据，是公元1377年用金属活字印刷的《白云和尚抄录佛祖直指心体要节》。

从上述文献记载和实物证据来看，在使用金属活字的印刷活动中，朝鲜确实有可能比中国更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1年将《白云和尚抄录佛祖直指心体要节》认定为世界上最早的金属活字印刷品，在当时也有事实根据。

韩国驻华使馆官方网站称:2001年6月，《直指》终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最古老的金属活字印刷品;2005年9月韩国政府资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清州为《直指》举行了大型纪念活动。

《直指》作为韩国金属活字的"孤证"，受到了超越国宝的尊崇，宣传攻势十分了得，前总统金大中亲自参加了古印刷博物馆的活动，清州市和庆州市有"直指路"、"直指桥"等等。

可见，韩国人已经把活字印刷当作发展旅游业的金字招牌。

为了打造这个金字招牌，韩国前后动用了数以亿计的金钱。

仅仅是2000年的清州国际印刷出版展览会和清州古印刷博物馆开馆十周年庆典，韩国政府便投入150亿韩元举办。

另外一手是他们根据《梦溪笔谈》的记载对毕昇的泥活字进行了还原，发现了他们认为毕昇活字印刷术存在的一些"问题"，例如"易碎"、"不牢固"等等。

韩国学者提出，毕昇的方法仅仅还只停留在理论阶段，只是一个设想，并没有付诸实施。

北宋沈括的著名笔记《梦溪笔谈》卷十八“技艺”中。有一段早已被中外著作反复引用了无数次的记载，其要点如下：

北宋庆历年间（公元1041年至1048年），布衣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他用泥做成活字字模，然后用火烧使之坚硬。用“松脂蜡和纸灰之类”加热熔化冷却后作为固定黏合材料（可反复使用）。

这是世界上关于活字印刷术的最早记载，这一点为国际学术界所公认，韩国学者也无异议。

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科技大学科学史研究室，在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等单位的协助下，曾进行了泥活字印刷术的模拟实验，证明《梦溪笔谈》中记载的毕昇泥活字印刷术是完全可以实际操作使用的，而不是如某些韩国学者所宣称的，沈括记载的毕昇泥活字印刷术“只是一个想法”。

从《梦溪笔谈》对毕昇泥活字印刷术的记载中推测，在毕昇之前已经有人尝试过木活字的印刷，但因木活字的种种缺点而放弃了。

300年后木活字的想法才重新复活，元代王祯于公元1297年至1298年间创制了第一套木活字，并用它印制过《旌德县志》。

木活字最大规模的应用是在清代，公元1773年，乾隆下令刻了一套木活字，共253500个字（许多常用字要刻多个复本——这一点毕昇那时就知道了），并用它印刷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134种共2300余卷。

木活字的缺点是对木料的要求极高（否则受热、受潮、受挤压都可能变形），而且印刷多次之后木字就会磨损。

泥活字固然没有这些缺点，但金属活字岂不更好？

15世纪后期，铜活字在中国江南开始流行。然而，对比各种情况来看，铜活字在中国的境遇并不太好。

明朝的华燧是尝试铜活字印刷术商业化的最重要人物之一。他创办了“会通馆，前后印制了15种书籍，共约1000卷，这些书籍历来被藏书家视为珍品，，流传至今的大多成为了国家保存的珍贵版本。

到了清朝，朝廷也曾造了25万枚铜活字，并在1728年用这些铜活字印刷了巨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然而这套铜活字却在16年后被熔化用来铸造钱币了！

在捍卫中国活字印刷发明权方面，中国专家学者纷纷著述，推出数以百计的文章，更撰写出一系列学术专奥运会开幕式上的活字印刷表演著，例如张秀民、韩琦的《中国活字印刷史》、潘吉星的《中国金属活字印刷技术史》、邹毅的《证验千年活版印刷术》等等，阐述了活版印刷史上的诸多疑难问题，对"韩国为活字印刷术的祖先"这一论调进行了有力回击。

北京大学现代出版研究所所长肖东发教授更是指出，由于采取了"打印"方式，韩国的金属活字最初每天仅能印10页，经过多年改造后达到韩国金属活字印刷顶峰的"甲寅字"一天也只能印40页，速度上远落后于采用"刷印"的中国的泥字、木字及金属字印刷术。

面对韩国的两手证据，中国提出了"活字实物"、"印刷物文物"和"印刷发展史"三方面的证据。

依照《梦溪笔谈》中的记述，后人完全可以再造毕昇当年发明的活字，清朝就有苏州李瑶、安徽泾县翟金生用毕昇遗法制泥活字证明可行。

而在当代，北京印刷学院课题组在2002年完成了这一工作，对韩国学者"易碎"、"常使活字掉下来"等质疑作了明确的否定。

该课题组按照《梦溪笔谈》"薄如钱唇"的描述制作了1.2厘米高和0.6厘米高两种规格的活字，经专业测试和印刷试验，不存在"易碎"问题。

该课题组介绍，韩国学者制作的活字易碎可能是因为太薄或者烧制工艺不成熟。

至于韩国学者质疑"常使活字掉下来"，课题组根据当时配方松香、蜂蜡和纸灰，只要粘药用量配比合理，固版和拆版的效果都很好，黏着力也不差。

课题组认为，韩国学者提出的问题实际上是由于使用了不良配药，或者是固版所用的粘药与毕昇原法不同。

除了今人对活字的"复活"，出土文物对中国四大发明也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21世纪初不断发现比韩国《直指》要早得多的印刷本，宁夏贺兰山山嘴沟石窟里发现的西夏(1038-1227)文献甚至详细记录了参与印刷各个工序的人员名单。

西夏文泥活字专家孙寿龄通过对武威出土的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多年的研究后证明了《维摩诘所说经》是泥活字印刷版本，这一学术实践的研究成功，证明了泥活字印刷术源于中国。

对于活字印刷的争论十分激烈，并由此开过世界的学术会议。

孙寿龄坚信自己的研究和判断，他从武威出土的这件文物认定，中国才是泥活字印刷的鼻祖。

为了拿出更有说服力的证据，他根据北宋大科学家沈括所著《梦溪笔谈》中关于毕昇发明泥活字印刷术的记载，选泥、制料、刻字、烧制，排版印刷，他用自家做饭的土炉子烧制泥活字。

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在烟熏火燎中经受了一次次失败的考验。最后，从炉灰中用皲裂的双手扒出了3000多个既难写又难认的西夏文陶字，又用毕昇之法摸索印书，终于用自己亲手刻出的字印出了《维摩诘所说经》(下卷)。

这一成功，以确凿的事实向世界宣告:中国是活字印刷的发明国。

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权属于中国，这一点毋庸置疑，韩国不可能将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权从中国夺走。

《白云和尚抄录佛祖直指心体要节》的印刷，毕竟晚于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300余年。就算朝鲜首先使用了金属活字，那也只是在毕昇活字印刷术的基础上所做的技术性改进或发展，这和“发明活字印刷术”不可同日而语。

中国人在活字印刷术上的发明权不可动摇，韩国充其量只能夺得“铜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权——实际上也可能再次失落，因为关于在中国境内新发现更早的活字印刷品的报道，近年络绎不绝。

而韩国费力多年打造起来的“发明印刷术”的现代神话，最终必将成为见证中华文化传播世界的小插曲——他们引为证据的文献，不都是汉文汉字的吗？

不过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对于像活字印刷术等等的传统文化、优秀技艺的传承和重视，我们是不是现在做得还远远不够，才让他国有了可乘之机。

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可是现在却大多停留在了书本、博物馆、少数研究机构层面。

不能每次等到别人宣示主权时才想起来进行捍卫，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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