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8月24至25日，“聚落与社会一新实践与新思考”研讨会在石峁遗址召开，32位中青年学者从实践和理论两方面展示了聚落考古的新进展和新思考，引发对聚落考古学在中国史前考古中应用的新关注。

1953年，聚落考古的首倡者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戈登·威利将聚落定义为“人们在其生活的景观中安置自己的方式”，在阐释其经典的秘鲁维鲁河谷聚落调查的意义时，指出聚落考古的目的是：“对遗址的自身结构、位置和遗址间的空间关系作出分析，并期望以此为基础，发现建设并生活在这些聚落中的社会的信息。”点明聚落考古的真意是从遗址和遗存的空间关系中获取人类行为和社会组织的信息。英国考古学家克拉克1977年出版的聚落考古经典著作干脆就以“空间考古”为名。

《聚落与历史重建——秘鲁维鲁河谷的史前聚落形态》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出版

张光直先生自20世纪50年代起便成为推动聚落考古学发展的重要学者，将其提升为以考古资料分析古代社会的最重要的方法，并指出：“考古学家的首要任务是划分家户、社群和集团，而不是依据物质遗存的时空分布情况划分区域，因为如果没有社会做背景的话，文化遗存就毫无意义。”如他所言，聚落考古一般被分为三个层次：克拉克称之为微观层次、半微观层次和宏观层次；炊格尔称之为单体建筑、社区和区域形态，即张光直所言的家户、社区和集团，被普遍接受。

受到马克思主义经典社会发展理论关注氏族组织的影响，中国史前考古学很早就开始了社区层次的聚落考古研究，重视对单个聚落的全面揭露和依据房屋布局对社会组织的分析。石兴邦、严文明和巩启明等先生对仰韶文化半坡遗址和姜寨遗址第一期聚落的分析都是经典案例。张光直1984年访问北京大学，在关于聚落考古的讲座中，系统介绍了相关概念和不同层次的研究，极大促进了聚落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

刘莉完成的博士论文为西方聚落考古理论与方法系统运用于中国考古资料分析的先驱，以弗兰纳瑞等人的精彩经典之作《中美地区早期村落》为范本，分家户、社群和区域三个层次，使用酋邦、聚落等级、“限制理论”模式和“等级—面积”分析等西方流行的理论和方法，描述了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历程。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中外合作的多学科区域聚落考古蓬勃开展，包括伊洛流域、安阳地区、商丘地区、颍水流域、日照地区和赤峰地区等调查项目成果斐然。此后，2001年开始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区域聚落调查和研究成为重要内容。

“聚落与社会一新实践与新思考”研讨会在石峁遗址召开

近年来，各层次聚落考古均有新的进展，也面临新的需要探讨的问题，这些在本次研讨会上均有体现。

在区域层次，系统聚落调查的开展日益广泛，覆盖了以前的空白地区。会中介绍的新案例包括宁夏海原南华山地区考古调查，共发现菜园文化遗址点120余处；浙江余姚姚江河谷先秦时期聚落调查确认了从井头山时期到东周时期的聚落分布变迁情况。各地区系统调查资料的日益丰富，使得大范围内文化兴衰和文化互动的讨论有了更切实的依据，张弛2017年关于中国史前文化格局的改变与青铜时代全球化的形成的精彩讨论即以中华文明探源项目中的各地区域调查成果为基础。

区域聚落考古最初的基本目标是发现聚落等级化，据此讨论社会组织结构，会中对上海地区良渚文化聚落形态的研究即属此类，明确了该地区以福泉山为中心的聚落等级。如何在此基础上结合多学科研究，深化对聚落间关系的认识，是区域聚落考古面临的重要问题。张海对河南禹县瓦店遗址周边聚落研究中，分析了不同遗址的植物利用情况；对牛河梁遗址群各地点的可视域分析发现河谷为可视域重叠区，为重要仪式廊道；乔玉对伊洛地区的研究中讨论了各遗址可耕地能够供养的人口规模。这些都是区域聚落调查资料的深入开发利用。会中也有这样有新意的研究，如仲召兵对良渚遗址群内玉器制作和使用情况的空间分布的讨论，提出良渚社会存在玉器等重要资源的政治性分配；崔天兴陶寺文化聚落群镞类制品的生产及意义的研究则出陶寺遗址对镞类制品的生产和控制问题。

在单个聚落层次，赵海涛对二里头遗址道路网的发现和彭小军对城河遗址总体布局的新认识是都邑和大型中心聚落考古的成功实践，提示出聚落考古的整体思维对大遗址发掘的重要性。但会中引起广泛关注的是如何判断遗迹的共存性问题。赵辉先生多年前即首先倡导依据“地面”判断遗迹的共识性。会中王芬也指出，陶器类型学建立的时间标尺精度不够，对遗址布局的演变过程的探讨，要依靠对关键遗迹的精细地层学分析，尤其要关注壕沟等存在时间长、埋藏过程丰富的遗迹的精细发掘和结合整个聚落演变的整体性分析。郭明建也提出对各类遗迹“抽丝剥茧”式的耐心解读是聚落考古将来的发展方向之一。

美国学者希弗自20世纪70年代起就对遗址形成过程做了精深的研究，其1987年出版《考古材料的形成过程》堪称经典，至今仍对我们的田野工作有重要价值，陈胜前等近年来多有阐发。民族考古学研究和实验考古是认识遗址形成过程的重要方法。前者的范例是宾福德1978年发表的对阿拉斯加纽那缪特人的开创性研究，国内相关研究比较欠缺。关于后者，会中温成浩介绍了国外对红烧土房屋形成原因的实验考古研究，国内也已经开展了类似工作。

家户层次的讨论，会中只有李默然依据遗物空间分布对雕龙碑遗址家庭结构转变进行讨论，提出虽然核心家庭是基本生产单位，但同一扩展式家庭内的核心家庭可能会互助，贫富分化主要体现在扩展式家庭之间。这与乔玉对尉迟寺遗址900余件保存在房屋居住面上的陶器的空间分析得出的结论相似。家户层次的研究尤其依赖于良好的考古背景，保存完好、遗物丰富的房址并不多见，对已发表的雕龙碑、尉迟寺、查海、白音长汗等遗址的深度研究非常让人期待。

张光直先生北京大学聚落考古学演讲已近40年，聚落也早已成为中国史前考古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但日益丰富的考古资料和科技手段的发展仍然让我们相信，新思考和新实践可以打开聚落考古的新局面。（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