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符号学：智域与意义世界的边界”专辑

主持人：胡易容、陈振鹏、杜杨玲、陈翰衢

一种学术范式的价值，不仅取决于其辉煌历史，更取决于这门范式对于当代重要问题的解释力和对未来的启示。这并不是对时髦的浅表迎合，而是对时代大问题的核心回应。回看学术的历史，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每一次根本性学术进步都与社会大变革息息相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个年代，他们一边实际指导、参与社会运动甚至战斗，一边写出了关于人类社会进步的鸿篇巨制，这些作品至今影响并指导着世界上人口最大国家的发展道路。“无用”的学术和“有用”的问题从来不矛盾，也从来交相辉映。

符号学以结构主义的名义兴起的年代，它不仅构成了语言符号的理论框架，也成为了最具有学科穿透性的思潮，无论是自然科学领域的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还是人文、社会领域的基本思路都受此影响。如果把结构主义思潮作为符号学的一个鼎盛时期，今天的符号学可能正在寻求一个后结构主义、后语言学时代的新的路径。这个新的路径必然伴随着今天的社会宏大问题与意义追索的解答。其中，人工智能的第三波浪潮及当今总体技术的爆发，是可能导致人类与自然、人与物质的意义关系的重大变革的原因之一。

符号学与人工智能的关系渊源深厚。符号学的分支在向数理化、计算化发展中成为认知学的重要源头，也是今天人们提及的人工智能历史上的“符号主义”。尽管逻辑符号主义已经过时，但无可否认的是，上世纪的认知科学发展，以及七八十年代的人工智能热影响了一批符号学家。他们将人类符号处理过程与动物、机器相类比，并结合跨学科知识以图突破心智之谜。此后，符号主义随着上世纪人工智能进入了低谷而成为“过时”的观念，但符号学与逻辑哲学的关联和影响却持续至今。二十世纪90年代后，得益于计算、神经科学的突破，人工智能重新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扑面而来，而且这一轮直接影响到当今时代的每一个领域：从经济到社会、从伦理到科学，大至国家战略，小到个人就业。图灵时代的测试和早期的中文屋对于今天的人工智能已不是一道不可逾越的壁垒。问题在于，对于今天的符号学来说，新一轮的人工智能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更是文化和价值层面的。

对于今天的文化符号研究者来说，我们能做何种工作？坦白地说，我们还难以确切地回答，但有一点异常明确的是，人工智能在全面渗入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时，其涉及的意义问题是亟待回答的。人的主体性和价值尊严是所有人文学者千百年来不断追问并试图建构的对象。在某种意义上讲，从柏拉图到康德、黑格尔、叔本华，再到卡西尔都是在做同一工作。只不过，今天符号学者在以“符号”来为人的主体性作注时，是否还能如卡西尔那般自信地得出相同的结论——人还是唯一的符号动物吗？西比奥克和其他发展出动物符号学的学者，小心翼翼地将动物的各种表现纳入了一个可能探讨的“边缘”或过渡地带。然而，就在生物的符号性尚未完全达成共识的当今，技术文明完全未给理论以任何喘息机会，直接将问题转成了“非生命体是否可能具有符号主体性？”

能否回答“人工智能”引发的理论问题，将是当今文化符号学自证的最有力方式之一。而所有的这些问题，在符号学视域最集中的碰撞是“意义及其交流”。本期专题所选的篇目，正是从“符号意义”的角度，审视人工智能发展引发的人类自身的主体性意义确证的探讨：

在学科及其基础理论层面，苟志效从AI符号学学科自身出发，强调了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在符号识别上的差异性，论证了AI符号学学科存在的合理性与价值性。赵毅衡从“元符号升级”的角度抛出了人工智能的“元问题”，认为未来如果人工智能获得了人类特有的元符号“无限升级”能力，人类将面临自身的意义方式、元符号方式都只能臣服于电脑的超高效率元符号化文化的巨大危机。另一篇论文中，他在对比讨论皮尔斯“真知目的论”与维纳“反馈目的论”的基础上，明确符号学的基础是一种“真知目的论”，传播必须以真知为运动目的。蒋晓丽从技术哲学视角、技术与符号互动层面从海德格尔思想切入，探讨了人工智能时代“人-技术”关系这一技术哲学的基本命题，认为人与技术不再是简单的、线性的对抗，而是融合了“互构”与“互驯”，并在二者基础上不断衍生的复杂博弈。

在符号认知与机器情感方面，路卫华从认知科学的角度，回应了人工智能中对符号含义的争议问题，他认为符号的含义是源于认知主体对符号系统本身的理解与想象。徐英瑾从具身性和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探讨了人工智能伦理学的研究现状及缺失，主张人工智能伦理学的核心不仅关涉“心智”的设计，还应包括对人工智能体的“身体”的设计规范，“身体图式”在伦理编码进程中应起到基础性作用。谭光辉从智能中情感、心智、认知提出人工智能“可能情感”的可能性以及数字技术和人文学科交叉合作的新动向。视觉认知是机器学习的一个重点拓展方向。徐英瑾以维特根斯坦关于视觉问题的核心论点“感知-语义连续论”为出发点，探讨了“机器视觉”的视觉模块处理输入信息的组织原则，认为高层语义知识有着在必要时干预低层感官运作的“特权”，为机器视觉的研究提供了一条可能的思路；胡易容、杨登翔从视觉透视符码的科学逻辑与人文经验角度，回应了人工智能主体的局限性，并提出了机器并迄今尚未发展出“自在自为”的主体性。

人工智能与传播符号学的历史关联方面，陈振鹏全面梳理了有关人工智能思想谱系的发展脉络，对人工智能概念的哲学内涵与相关哲学争论作了初步探讨。杜杨玲重点从符号逻辑延伸到认知体验层面阐释了智能传播运作的历史、现状与趋势。韩永进着重研究了技术与符号的互动关系, 对技术的符号本质、结构、发展模式追本溯源。

从当前人工智能的符号交互与应用前景的探讨入手，陈曦受皮尔士符号学启发，提出了“人类思维再造性”以及“人机分野”等观点，并将其视为指导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基本准则。薛雅月、汪莉从符号互动主义出发，探讨AI 符号下运用社交软件互动的变化。陈炳宇还透过符号学视角，详细阐明了新闻写作机器人所存在的图文符号机械依存、语句符号独立僵硬和符号意义指代不明等问题。

特别说明：人工智能作为当今“后人类”发展迹象的大问题，本专题的收录难免挂一漏万，但这一努力并不会就此停止。本工作小组目前正在选编一组同名文集——《智域与意义世界：人工智能的符号学观察》，请各位专家老师推荐、自荐大作。可以是此前发表的相关论文，也可以是未发表的新论。联系人：陈振鹏（13668813893@163.com）。

徐英瑾，具身性、认知语言学与人工智能伦理学

徐英瑾，维特根斯坦的“感知—语义连续论”和机器视觉研究

谭光辉，“可能情感”的可能性与“数字人文”研究的新动向

杜杨玲，从符号逻辑到认知体验:智能传播系统化运作的历史、现状与趋势

苟志效，论AI符号学的认识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