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8年10月21日，由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和深圳大学文学院联合举办的“早期中国文本研究的理论问题”学术研讨会在深圳大学举行。以下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师蔡丹君的会议发言。

文本研究是什么：

早期文本研究的理论与任务

蔡丹君

“文本”原是西方学术术语中的旧词。自上世纪50年代起，诸多西方文艺理论如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派、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文化研究等都在谈论文本，哲学、历史、文化之间的互动也常基于“文本”而进行。近年来，西方汉学家将文本理论引入到早期文本研究中，中国古代文学这门传统学科的发展也受此影响，迎来了新的气候。面对变化，首先就必须对文本的理论背景有总体的梳理和把握，同时也要了解当前早期文本的相关研究。

一、文本问题发生的文献学本质

文本问题发生的本质属于文献学范畴。威廉姆斯和艾伯特合著的《文献学和文本研究导论》认为，文本是一种拥有物理实体的存在。作者求诸于文字和纸笔以记录情感与思想，而记录或者传递的过程中，这些文字会因为作者修改等原因，在手稿、打印稿上出现差异。文献学旨在追踪文本的历史特征，追踪文本在过去时间里产生的变化以及不同变化之间的关系。

汉学界的文本研究多关注于文本问题的发生。如鲍则岳的代表性著作有两部：《汉语写作系统的起源与早期发展》，和《中国早期手稿阅读》是关于中国早期抄本尤其是汉代马王堆帛书等的研究。其他诸如柯马丁从出土文献角度来讨论《诗经》形成、倪健基于敦煌文献的相关研究、李孟涛关于早期简帛书法标记风方面的研究等。

要指出的是，文本的稳定性，并非是文本发生问题的核心。英国学者L.D.雷诺兹《抄工与学者：希腊、拉丁文献传播史》强调“文本史不能从教育史和学术史中割裂出来”。揭示出文本产生部分异动的情况，主要还是为了说明文本所经历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将文本置放在一个更为复杂的动态环境中来考察，也即考虑文本的物质语境。

这类研究非常丰富，如田晓菲的《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和《烽火与流星：萧梁王朝的文学与文化》两部著作都在强调手抄本文化的物质语境。孙少华、徐建委合著的《从文献到文本：先唐经典文本的抄撰与流变》序中认为我们应该告别真伪两端的简单判断，而真伪之间寻求研究的空间，去探索“文本的编纂过程与内部结构的关系、同一文本的渐次新变、不同文本之间的互动等。这些问题不是为准确理解文本的内容服务的，而是关注于文本本身，乃是从材料的清理中，发现古人的意图。”

二、言语、互文性与书写：文本建构的诸问题

在目前国内文学研究中，文本研究常被理解为作品分析，使用的方法其实是过去的文学鉴赏方法。事实上，文本的内部研究所讨论的主要是文本建构的诸问题，与文字、书写、话语等概念之间构成关系。

文本内部建构诸问题的发端，来自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在他看来，语言并不仅仅是命名已存的概念，而应该说每一种语言都是根据各自的不同结构需要来建构独特的意义世界。从语言到文本通常有两条途径，一是结构主义，一是符号学。

文本自身显现的方式，就是互文和互文性，它是指“一篇文中交叉出现的其他文本的表述”，是“已有和现有表述的易位”。罗兰·巴特《从作品到文本》中区别了作品与文本，他说：“文本是复数的……而作品是一元论的产物，而文本恰恰是要清除一元论的幽灵。”

文本的书写理论，来源于“隐喻”这一修辞学概念。“隐喻”与西方文化的源头——对《圣经》的解读关系最为密切。在书写理论方面，贡献最大的是雅克·德里达，他的三部重要著作：《写作与差异》《论文字学》《哲学的边缘》核心讨论的是书写如何对语言进行操控。

文本建构研究方面的成果可各举一例：赵培《类文献的早期形态及成立之研究》中将《尚书》的异文层次分为了“共时文本”和“历时文本”，就借助了索绪尔语言学的概念。程苏东《写抄本时代异质性文本的发现与研究》将文本生成的参与者网罗在了一起，分为了四个角色：作者、述者、抄者和写手。田晓菲《烽火与流星》第四章中“春花飘落始自何时”一节探索描写落花意象的起源和寓意。

三、“作者”观念的颠覆与“文学成就史”的改写

罗兰·巴特《作者之死》与福柯《什么是作者？》是最早重估作者的意义的篇章。福柯提出了“作者功能”概念，用于替代传统意义上的作者概念。当作者权威消失，那么作品就会成为另一种存在，它不再是作者的生产之物，它的意义不再来自作者。

对作者问题的看法，严重冲击了延续百年的“文学成就史”撰著模式。传统的文学史向来是名家名篇的历史，对所谓的名家名篇何时成为名家名篇、又是被何人出于何种原因定为名家名篇，则还缺乏深度的挖掘。曹道衡先生曾鲜明反对“作家+作品”的文学史叙事模式，刘跃进先生提出了“文学史的多种可能性”。迈出改变的一步，将是艰难的。随着文本相关专题研究的积累，从真正意义上改写“文学成就史”或许能成为可能。汉学家在讨论早期文本作者问题时，常加入比较的视野，或许能给我们一定启发，如亚历山大·比克罗夫特《古希腊和古代中国的作者问题和文化认同：文学流通模式》等研究。

四、历史主义与文化记忆：文本研究的学科跨越

在早期文本研究领域，人们已经逐渐在打破传统的文、史、哲和考古学科的区分，而是以相对通融的视野来对待各个领域的现有成果。历史主义与文化研究等理论中涉及到文本的内容，也频繁被早期文本研究借鉴。

海登·怀特是新历史主义代表人之一，其著作《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形式的内容：叙述话语与历史再现》所讨论的实际上是关于叙事结构问题。扬·阿斯曼和阿莱达·阿斯曼提出“文化记忆”的概念，将哈布瓦赫“集体记忆”的概念定位为“沟通记忆”,并致力于探讨记忆如何通过时间的考验，达成世代之间的传递，进而形塑群体的认同。他们企图解释记忆传承的机制，解释的对象从口传文化的社会，乃至使用文字、图像、仪式等。扬·阿斯曼和阿莱达·阿斯曼强调记忆的成本——遗忘是常态，记忆是例外，因此记忆工程是将这些文化内涵以体制化的方式保存下来，并由专门人员加以维护——比如祭师、教士或读书人。

这些理论被频繁吸收到早期文本理论中。如尤锐在人大中国古代文本国际研究中心举办的工作坊中谈及战国的史学转向与潮流，将之定义为阐释性历史取代信息型历史。史嘉柏《文献之声:战国文本中的引〈书〉材料研究》一文通过对战国文本中的“书”类引文的详细分析，认为当时同样的仪式拟古主义者对保存古代材料以及新的仿古文体做出了贡献，较之阅读《书》篇，他们更在意文本中的口头记忆。文本也被置放于文化中进行考察。如王靖献《从仪式到寓言：七论早期中国诗歌》《钟与鼓——口头传统中作为套语诗的》等。

以上梳理了文本理论所覆盖的几个方面，并举例当前早期文本研究的成果，从而让人们相对清晰地懂得“文本研究是什么”。

（本文是《早期文本研究中理论方法的区分与整合》的压缩版，原文约3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