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评论》2023年第4期（总第70期）

王锐，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文明等级论’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影响与批判研究”（20CZS046）。

20世纪 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出现了所谓“思想淡出，学术兴起”的现象。其连锁反应除了对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与基本问题意识产生较为广泛的影响外，就史学界而言，开始兴起了一股研究晚清以降中国学术变迁历史的热潮，涌现出不少体大思精的佳作。其荦荦大者，或是通过个案研究来接续那些从表面上看已然“断裂”的学统；或是借用西方最新的社会科学理论来梳理学变与世变的关系，以引人思考所谓“学术社会”在现代中国之命运；或是着眼于细致考证前人之生平与交游，借古人之酒，浇今人心中之“块垒”；当然，还有立足于中国自身发展，着眼于未来中国学术文化建设，探析近代学术流变，扬榷前人论学得失。这些研究不但推动着相关领域研究的进展，其效应甚至早已溢出专业领域，从一种学术潮流变为文化风潮，影响着不少以学术研究为志业者（包括不少文史爱好者）的基本价值观与自我定位。因此，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已成为当代中国文化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虽然有论者总是强调今日的学术研究和过去的所谓“学统”相断绝，但实际上由于所谓“中西古今”之辨是贯穿现代中国的大问题，是那些具有原创性的学术研究必须要面对之物，所以现代中国的学术发展从问题意识到基本方法，虽然表面上所使用的名词或话语在不同时期各有不同，但从本质上看却自有其一以贯之之处。因此，研究中国近代学术史，某种程度上既是在论古，又是在思今。此外，研究前辈学者的学思历程，其实也是在关照、反思我们这个时代自身的学术行为，越能细致、完整地呈现近代中国学术的状况，就越能引发人们思考自身的学术理想与治学方式，推动整个学术研究的良性发展。这或许就是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最主要的现实意义，也是相关研究成果广受关注的重要原因。

就此而言，今天需要在秉持“先因后创” ——大量继承前人优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着眼于未来中国文化的发展与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建设，以更接地气和更具理论深度的问题意识，对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关键问题、关键事件、关键人物、重要思潮展开更细致深入的研究。在这个意义上，张凯于 2021年出版的《经今古文之争与近代学术嬗变》一书就显得尤为重要。张凯自言其著述关怀：“近十年来复兴与重建中国文明主体性的呼声蔚为风潮，当是守成与开心的关键。理解与同情作为整体的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以源流互质的方式探索近代学术的多元出路，贯通经史，虚实相济，或能认知中国学术流变的实情，以国故整理科学，会通中西，为当下建构中国学术本位提供有效的思想资源与知识参考。”这同样是笔者这些年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与学术史的主要出发点。因此，笔者认为该书不但呈现出更为丰富立体的近代学术史图景，而且书中的研究方法与基本旨趣也十分引人注意，值得在该书的基础上进行引申性的思考。

一、历史图景：显学与潜流

陈寅恪在抗战期间尝言，清末的“今文公羊之学”，之后“递演为改制疑古，流风所披，与近四十年间变换之政治，浪漫之文学，殊有联系”。想要全面考察晚清以来的政治与文化形势，则不可不明晰清末以降纷争日益繁多，解释层出不穷的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间的复杂关系。张凯亦指陈：“‘今古文辨义’是清末民国学界出入经史、分殊中西的重要枢纽。”该书以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在近代中国的流变及其被诠释状况入手，通过梳理和阐释廖平、蒙文通、刘师培、柳诒徵、宋育仁、钱穆、章太炎等人对此问题的不同看法，分析经学在近代政治与文化转型下的命运，经学与作为现代社会科学组成部分的历史学（而非中国传统学术分类中的史学）之间的复杂关系，探讨中国传统学术在近代中国逐渐“失语”的原因及其后果，并通过叙述这些历史，思考在今天中国与世界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如何重建中国的人文传统，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各种论争与观点有哪些可以作为我们今天思考的基本起点或思想资源。总之，该书所讨论的话题固然已被许多学者关注过，但张凯在展开研究时运用大量史料进行了史实重建工作，使其历史叙事极为厚实，而其问题意识与理论思考却是关照现实与未来的。

在这个意义上，该书最为明显的特色或许是着眼于那些长期以来为人们所忽视的近代学术因缘，将那些处于“潜流”状态的史事与学说完整呈现出来。而要做到这一点，至少需要一些方法论与历史观层面的自觉。诚如张凯所言：“史学脱离经学而独立，作为整体的经学系统退出历史主流，现代学术分科逐步建立，此为近代学术转型的关键环节。”在此情形下，受到晚近 30余年来现代化史观的影响，人们在展开学术史研究时很容易将“现代学术分科逐步建立”视为近代学术史的主题，然后依据这一主题，重点叙述、挖掘、阐发相关的史事和人物与学说。更有甚者，正所谓“不破不立”，中国近代史上的“现代学术分科逐步建立”绝非温情脉脉之事，而是伴随着主导这一过程的人不断对其眼中有碍于这一过程的各种机构、人事、学说展开各种形式的抨击与批判；而被抨击与被批判的那些群体及其学说在这一过程中影响力越来越小，话语权越来越弱，甚至被建构成某种具有负面形象的标识。就此而言，这既是一个新的学术话语体系及其机构从建立到成为显学与主流的过程，又是那些生存空间被挤压得越来越小的学说与人物逐渐沦为潜流的过程。关于这一点，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章门师生日益淡出北平学术界，成为傅斯年等人眼里有碍于“现代学术”在中国生根发芽之流，就是最典型的案例。

而依据这一流向来展开近代学术史研究，在晚近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以在近代中国掌握大量学术资源的胡适、傅斯年师生为枢纽，将他们的相关活动作为理解中国近代学术史的主线，将他们对于中国历史与文化的认识视为理解中国古今学术的主要标准。所谓史料与史实层面的扩展，无非就是把与他们有较为紧密关系的人物、史事与学说纳入这样的学术史叙事中。如此一来，既然基本的史观与价值立场已然给定，那么即便有史料与史实层面的增量，从建立整体的历史理解与思考学术遗产的角度而言，无非只是叠床架屋，在同一标准下不断进行再生产而已。

因此，张凯在该书中强调的“考察中国学术近代传承的多元路径”，“以现代知识与学术体系的方式承续与转化中国文化义理、制度与历史事实的有机联系”，其主要做法就是挖掘那些长期以来被前文所谈到的“显学”所遮掩的史事、人物与学说，通过将他们清晰呈现出来，形成一个审视近代学术变迁的视角：该书从廖平于晚清中国遭逢百年未有之变局的背景出发思考重建今文经学之思虑与主张始，通过考辨著名的“康廖公案”来分析廖平自身的治学旨趣；再进至辛亥革命之后廖平与刘师培在四川国学院中的学术交锋及其影响，由此让该书另一位主角蒙文通登场；进而详细分析蒙文通在与民国学界各派学人的互动过程中，如何一步步建立自己的学术体系，同时旁及近代四川另一位独具特色的学者宋育仁关于重建国学体系的思考。

随着对蒙文通活动经历的追踪，张凯又讨论了在晚年曾与蒙文通颇有往来的章太炎于九一八事变后国难日亟之时呼吁借读史读经以拯救人心、唤起救亡之志的曲折过程；复以蒙文通参与其中的关于如何用现代学术理念看待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讨论为例，探讨民国学术流变的基本特征及其内在逻辑。可以说，如果从头至尾通读该书，就会发现它提供了一条较之先前同类主题研究著作颇为不同的叙事框架，揭示了不少如果仅以“现代学术分科逐步建立”为标准则很难被充分认识到其意义的史事与学说。就此而言，该书固然是在进行近代学术史的史实重建工作，但它绝非那种没有主体意识与内在逻辑的史实重建，而是有重点、有主旨，将深挖个案与宏观思考结合起来的史实重建。可以说，注意挖掘这些某种程度上处于潜流的历史因素，将那些看似并无关联的史事衔接起来，梳理其渊源流变，并凸显其学术意义与文化意义，这是该书对于推进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最大的贡献。

进一步而言，要想将近代学术史中的潜流及其丰富的意义呈现出来，除了展开新的历史叙事，还需探讨近代学术史上的参与者们是如何通过叙述先前学术的流变而彰显自身学术之特征，这个过程当中导致其影响各不相同的内因与外缘都有哪些。换言之，即通过一种“去熟悉化”的工作，一方面解剖那些看似影响甚广的论述，另一方面打开历史空间，使那些确实存在但却处于“边缘”状态的史迹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

在该书第三章，张凯以“近代今文学系谱的生成与演化”为主题展开研究，力图“在晚清以来政治与学术的互动中，历时性考察近代学人关于今文学派分的叙述，当能在近代学术发展变化的来龙去脉中考察学人本意，把握近代今文学系谱的演化与生成”。说起“系谱”（大多数情况下或许应叫“谱系”），不禁让人想起近代西方经典诠释史上的“谱系学”。在著名的《论道德的谱系》一书里，尼采强调要想建立完善的道德论述，必须对主流的道德观进行一番历史的考察，注意到那些具有支配力的观念，“不管它的起源是什么，总是不断被那些掌握权柄的人改头换面，根据他们的需要加以歪曲；在生物界中发生的一切都是征服和战胜，因此所有的征服和战胜也就意味着重新解释与重新正名，在这一重新解释与正名的过程中，以往的‘意义’和‘目的’就会不可避免地被掩盖，甚至被全部抹掉”。简言之，通过分析话语形成的过程及其外力，将“道德”的“不道德性”予以揭示。到了与尼采的方法论一脉相承的福柯那里，他强调要将看似逻辑严整的文献视为不同种类的“话语”和“陈述”，思考其中的非连续性、断裂性与差异性。以此解析话语的占有过程、话语的基本特征与话语的实践作用，以及陈述是如何展开的、如何被不同语境下的人以不一样的方式使用的。通过这些研究，揭示话语、语境与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

在中国近代学术史的演进过程中，除了公共领域的思想论争，在学术论辩过程中或许没有出现太多如尼采与福柯所描述的那种激烈而决绝的话语冲突，但谱系学所揭示的话语与权力的复杂关系也是存在的。关于今文经学的论述，先是戊戌年间声名鹊起的康有为借助其公共影响力阐述自己的观点，随后知名度较之乃师更上一层楼的梁启超敏锐地捕捉到近代中国学术思潮与政治变迁之间的关联，将今文经学演变与近代中国的政治运动结合起来，其叙述框架影响深远。与之相似的还有以反对今文经学闻名于世的章太炎将今文经学诠释为依托主观、近乎荒诞之物。由于这些人物在近代中国的影响力，即便是学术主张与其相左者，在论述今文经学时也时常参考其基本思路与主要结论。而张凯所要揭示的是这些关于今文经学的论说产生于怎样的历史语境之中，除了那些广为人知的服膺之声，时人如何看待这样的论说，这些论说表面上是想张扬儒学精义，但却如何渐渐地开启近代以来甚嚣尘上的反传统之风。通过这样的谱系学梳理，张凯引出了近代另一种关于今文经学的论述——廖平及其门生的今文经学论。通过梳理他们的经学主张，张凯提醒人们注意：“在道咸新学之内，学人对清代学术脉络的认知本有异议，今文学内部的分歧丝毫不逊于经今古文之争。以康有为或者廖平为核心构建的两条近代今文经学谱系，实开启了传统学术近代转型的两种路径。康有为引领的今文学运动以公羊学为中心，开辟晚清思想界革命，为传统学术的外在转向拓宽道路；廖平弟子对近代今文学系谱的重构，不仅丰富了对晚近学术流变的认识，更揭示出传统学术内在深化的可行路径。”可见，张凯对近代学术史上之潜流的挖掘，在运用类似谱系学的方式将历史复杂性呈现出来的同时，实喻以探究“传统学术内在深化的可行路径”之意。而要想实现这一目标，除了对历史图景的深入广泛铺陈，更需在此基础上进行一番理论的思考。就此而言，该书另一个重要意义也就凸显而出了。

二、研究旨趣：蒙文通的思想遗产

中国学术传统向来注重探讨政教兴衰与人伦日用，即便是着眼于分析性与天道的宋明理学，其最终目的也是在申说其关于政道、人心与风俗的主张。因此，有洞见的学术史研究，除了要求作者对相关材料十分熟悉之外，还需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与世道人心的维系有一种休戚相关之感，否则极难体悟前人论学之语的本旨与心路。此即陈寅恪所说的“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比如清末章太炎在一系列文章里分析中国学术史的关键内容，其核心关切即目睹西学东渐、传统衰微之景，思考如何通过全面阐释中国传统，汲取那些可以为未来中国文化重建提供思想资源的内容，进而使中国传统再获新生。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里强调：欲识清学，需明宋学，不识宋学则无以识近代。这种论断，实与他因新文化运动以来反传统之风日炽，中国乡村社会趋于解体，社会道德出现紊乱状况等问题的极度焦虑息息相关。

在《经今古文之争与近代学术嬗变》一书中，张凯在分析近代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流变的同时，时常流露要从近代学术史演进脉络出发思考当下中国学术发展之意。比如讨论宋育仁的经史思想时，他指出：

融汇民国时期各派文化主张与史学的多元方法与宗旨，既可考察近代经史转型的复杂内涵，更可反思进而丰富时下史学研究的方法与旨趣，构建文化精神、历史传统与文明走向之间的能动关联，使史学研究成为文明主体性确立的源头活水。

在考论蒙文通与民国学界关于古史研究的互动时，张凯认为：

考察民国学界古史研究的多元旨趣，似乎暗示经学‘义理’与历史事实二者之间并非截然对立，诚有珠联璧合的可能。以此为线索，不仅能为认知近代学术提供新的视角，或许还能为时下古史研究走出新史料的扩充与理论无法突破的无奈局面提供思想资源。认知中国学术流变的本意，以国故整理科学，沟通中西，更是当下建构中国学术本位的重要途径。

在对比蒙文通与柳诒徵二人经史思想的异同时，张凯认为：

现代科学学术体系的建立实为不得不然的时代趋势，但若以单一的现代学科观念去理解、判断中华文明，难免不落入以西方历史法则裁定中国历史走向的窠臼中。中华悠久的文明历程呈现出多元价值系统，近百年的曲折可视作坎坷且切身的文化经验。在中国历代学术流变的脉络中考察民国学人融汇古今中西，沟通义理之学与经史之学的有益探索与苦心孤诣，当有助于创造具有中国主体性、多元而非单一的学术体系，并在世界学术中独树一帜。

用中国传统的术语表达，《经今古文之争与近代学术嬗变》可以说是一本史事与义理兼顾之作，这也是该书又一个引人瞩目的特征。而要想真正实现从历史研究中汲取思想资源，为思考著者提及的这些现实问题提供参考，窃以为关键之处在于研究者要对中国学术的整体特征及其近代命运，以及当下学术文化的现实局面有清晰而自觉的认识。简单来说，即要求研究者有自己的学术宗旨，并且这一宗旨是从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中生成出来，而非奉某种与中国历史进程关系不大的域外观念为圭臬，用一种俯视的姿态来点评近代学术。

然而，从中国历史文化遗产当中树立自己的学术宗旨，又需清楚区别所谓“门户”与“宗主 ”之辨。在《浙东学术》一文中，章学诚强调：“学者不可无宗主，而不可有门户。”章学诚以明清之际宗程朱与宗陆王者之间的关系为例，认为应当承认彼此之间虽各有立场，但并不决然排斥对方。那种视对方学术如同洪水猛兽的做法，明显有门户之见存焉，既难以窥见一个时代学术的全貌，又不能明晰自身的学术传承究竟为何。因此，在研究学术史时，那种主观性极强的门户之见切不可存。引申而生的，近代以来讨论学术史者多喜用“派分”来描述历代学术沿革，这其实遮蔽了某一种学术流派内涵与外延的复杂性，以及不同学术流派之间的动态关系。而持“派分之见”者，往往或多或少的有门户之见衡于胸中，以便按照某种主观标准来评判不同学术流派。

但另一方面，在展开具有理论性的学术史研究时，研究者也不能毫无自己的价值立场与治学旨趣，否则很难在掌握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分析、评判诸家学说，最多以一种近乎乡愿的姿态，认为某个时期的所有学术都处于“无可无不可”的地位，以一种“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态度去展开研究。如此一来，即便是进行史实重建工作，也很难认识到不同学术流派之间或显或隐的对话与互动关系。所以，章学诚所说的“宗主”在学术史研究中是需要存在的。当然，如何在“宗主”与“门户”之间建立恰当的区隔，其实是很考验研究者的学术心性与分寸感的事情。

不难看出，张凯在分析晚清以降的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时，特别着眼于挖掘近代四川学者的言说，以廖平为起点，以蒙文通为重点，旁及宋育仁与四川国学院诸生。再具体一点，可以说蒙文通的学术主张是张凯审视学术流变的重要参考，是该书考辨近代经学沿革时所欲“发潜德之幽光”的对象。比如关于近代学者对今文经学的理解，张凯指出：“蒙文通重构近代今文学谱系，表彰廖氏《春秋》之学，志在复古求解放，由廖平以今古讲两汉，进而以《春秋》论先秦。20世纪30年代，蒙文通由经今文学入史，以经御史，以《春秋》之义区分‘撰述’与‘记注’，弘扬儒学义理史学。”在讨论近代经学史学化的过程时，张凯提醒人们注意：“蒙文通以家法条例辨析学术源流，不仅着眼于一经之义，更关注六经之间的整体关联，形成统一宗旨的今文学说。蒙文通治学恪守以家法条例澄清两汉周秦儒学的原貌，以穷源溯流的方式阐述经学流变，实现‘通经明传’再‘明道’的抱负。”在讨论重建国史体系之时，张凯认为：“蒙文通抉原经史，由今古上溯齐鲁，确立孔学嫡派与本意，孔子以《春秋》讲大义、重制度、明王道。儒学以六经为依归，确立了千古不易的典范，才使得中国史籍丰富，历史编纂学发达。”可以说，要想透彻地了解本书主旨，必须先对蒙文通的经史思想有所认识。

从中国近代学术史与思想史的角度看，蒙文通既以新的形式继承了廖平和刘师培的经史思想，又在与民国时期不同主张的学者展开互动与论辩的过程中不断完善自己的主张，同时著书立说，逐渐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经史论述，以此回应近代以来的世变与学变。也正是因为有着这些经历，蒙文通的学术主张既具有极强的原创性与现实感，又体现出一定的包容性。

因此，要想更深入理解蒙文通的经史思想，或许应该先把握蒙文通关于儒学与世运的整体思考，主旨既明则具体内容便不难体会。张凯指出：“蒙文通梳理历代学术流变，源流互质，建构儒史相资的能动系统。”在笔者看来，“儒史相资”正是把握蒙文通治学旨趣的关键之处，也是理解他改造今文经学、阐述现代史学的重要基础。“儒史相资”的概念见于蒙文通出版于抗战时期的《儒学五论》一书，其完整表述为：

倘曰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盖以推本历史经验，撰为应物之良规。《诗》《书》《礼》《乐》者，先代之成宪也，删而订之，以诵以说，于后言之，史也固资乎儒；以先言之，而儒也亦资乎史。世益降，史益变，而儒亦益变，儒史相资而不穷，为变不可及，所至亦富矣。

由师承关系观之，蒙文通之师廖平以善治经学闻名于世，然其经学观点多有变迁。在谈及自己对师说的认识与择取时，蒙文通强调自己深受廖平早期借分疏礼制以辨别今古文经学各自主旨的理路，并言及廖平在《今古学考》中的治学方法与主要结论启迪自己以典章制度为切入点考订周秦文献，重建古史面貌。他的这番认识自然与近代学术由经学转向史学的整体风气颇为相符。但关键之处在于，蒙文通声称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是为了“推本历史经验，撰为应物之良规”，还认为能被称为良史的著作必须“资乎儒”，即除了要在史实层面符合史学基本规范外，更需要在义理层面（或曰道义层面）广取儒学精义。他把儒学置于历史进程之中来考察，同时又将儒学作为一种标准，来衡量历代史事的得失，将历史性与道义性相结合，使“道”不离“事”，因“事”而见“道”。这样既能避免脱离事实的迂远之论，又能防止摒除道义的冷峻之言。这一观点虽是在《儒学五论》里表述出来，其实也是蒙文通长期以来思考经史关系与儒家学说历史命运的理论基础。

所以，蒙文通虽将治学重点由经学转向史学，但在分析中国古代史学沿革的《中国史学史》一书里，他却这样定义史学：

中国则所尚者儒学，儒以六经纬依归，六经皆古史也。祖述尧舜，宪章文武，遵先王之法，为奕世不易之规。此故志新乘所由绳绳靡绝者欤？则称中国为历史之国家可也……诚以析理精莹，则论列足采；视天梦梦，则去取斯昏。故哲学发达之际，则史著益精；哲学亡而史亦废。

在分析宋代史学时，他又强调：

夫言史而局于得失之故，不知考于义理之原，则习于近迹，而无以拔人生于清正理想之域，固将不免于丧志之惧。然苟持枵大无实之论，惟知以绳墨苛察为击断，是亦曲士庸人之陋，则又乌可以语至治之事哉？

可见，依蒙文通之见，在历史研究当中展开对义理层面的探寻，辨析历史进程与价值理念之间的互动关系，非但不会妨碍人们对于历史脉络与历史本相的把握，而且还能从更为宏观的、多层次的角度洞察历史形势，使掩盖在纷繁复杂史事背后的影响历史变革的核心要素呈现出来。而一部优秀的史著也要彰显极强的价值关怀与经世之志，并将探寻义理之本原和对具体史实与时代大势的准确把握结合起来，使人能于读史之时产生一种道德感与使命感，由此出发思考那些关乎一国之文明兴衰与政治发展的大问题。

总之，张凯在书中呈现的治学旨趣，既有现代史学规范所要求的内容，更颇为明显地显现出对蒙文通学说的继承与发扬。明晰蒙文通的这些观点，对于完整理解该书内容极有助益。这种跨越数十年的学术互动也是“先因后创”的绝佳例证。如果我们承认蒙文通是在近代中国文化转型之际力求重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让史学在文化建设过程中起到应有的作用，那么该书所体现出来的意义也就不止于推进了近代学术史的研究，而是为今天人们思考历史学如何摆脱烦琐考证与碎片化现象，在符合学术规范的前提下彰显历史学的社会意义提供了良好的示范。因为著者在书中叙述近代经学流变时所提出的那些引申思考，是今天每一个关心中国文化未来发展的人必须直面的大问题、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