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也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需要健全非遗保护传承体系。

2020年9月22日，在国家“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天津大学教授冯骥才以《建立国家非物质保护的科学体系》为题发言，指出我国的非遗保护应当从“抢救性保护”进入“科学保护”的新时代，“从建立国家非遗档案、规范管理到学科设置与人才培养是一个科学体系”。冯骥才在发言中的关键词——科学保护、建立档案、人才培养，与当前非遗保护的实践密切相关。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非遗保护工作起步较早，在非遗传承人口述史记录与非遗建档工作中作出了诸多努力，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

传承人口述史实践与理论构建回顾

2004年，我国正式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成为缔约国，随后针对非遗建档工作开始了中国特色实践。其中，传承人口述史概念的提出以及在这一理念方法推动下开展的非遗项目记录、建档等一系列保护工作，是我国非遗进入科学保护阶段的重要经验。

传承人口述史的实践工作，最早始于2004年冯骥才主持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中的重点项目——“中国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调查认定和命名”。2007年，他将口述史方法应用于天津大学实践课程，并着手成立科研团队进行木版年画传承人口述史调查，编撰《中国木版年画传承人口述史丛书》。他在该丛书的序言中指出，“口述史对于非遗的田野调查是最得力的、必不可少的工具性的手段；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最重要的抢救手段和保护方式。”

随着非遗保护工作的推进，冯骥才在2010年提出，“口述史的方法记录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口述史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结合起来，是我们的一个新思维。”在口述史调查项目中，他带领团队相继出版了《中国木版年画传承人口述史丛书》《天津皇会文化遗产档案丛书》，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木版年画数据库建设及口述史方法论再研究”。2015年，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成立“中国传承人口述史研究所”；2016年，《传承人口述史方法论研究》出版，填补了非遗保护领域口述史田野调查方法和实践的理论空白。

本文作者冯莉（右）正在访谈唐卡画师罗布益嘉。

传承人口述史的田野调查与整理方法

传承人口述史调查是非遗保护工作的重要环节之一。采用口述史方法，运用录音、文字、图片和视频记录方式，对传承人及其传承的非遗项目做科学的记录，旨在为非遗保护工作确立清单、建立档案，为长远的学术研究提供科学依据和基础资料。

在口述史调查工作中，首先要明确对传承人概念的理解。传承人范畴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传承人见诸我国各级政府正式公布的代表性传承人名录。这些传承人是其所在社区、群体中技艺高超、传承有序的代表。广义的传承人，则是指在社区中传统文化的承载者和实践者，其特点是集体性的传承实践。

对传承人的访谈是一项科学严谨的工作，首先应区分非遗项目的不同类型，根据调查的类别，灵活选择记录方法，在传承语境中对传承人的文化记忆和技艺进行动态过程性记录。如面对工艺类传承者，不仅要记录传承内容和流程细节，更要进一步关注其思想观念以及在技艺中的表达。同时，要尽力掌握地方专业术语。对于传承者而言，掌握了地方专业术语，就像手中拿了一把通向传承秘密的钥匙。而对访谈工作者来说，能听懂和尽量多地使用专业术语，是做好访谈工作的重要基础。

访谈信息整理要做到完整真实。非遗保护工作从调查到建档的过程中，资料整理是重要的步骤。从口述到文字、录音以及音频档案，需要社区、传承者和非遗保护工作者一起完成文本的整理。口述史文本的初步整理为建档工作提供了科学真实的证据，而口述史的文字记录整理过程也十分复杂。首先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是要将访谈录音转录成文字毛坯稿。毛坯稿要逐字逐句进行整理，包括口述者的语气和情感表述，尽量用拟声词记录语音，肢体动作的演示也应标注出具体的场景并加以说明，准确描绘访谈的语境和最大限度还原访谈内容。对一些不确定的信息和方言俚语，不仅要与口述者仔细核对，还需要文献的考证。此外，在将口语资料转为文字信息的过程中，需要注意学术伦理。对涉及个人隐私、纠纷、家族秘密等相关内容，整理人员应在征得口述人意见后，协商保留或删除。

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规定了非遗调查建档的目的是为了共享信息资源。这是我国依法科学进行非遗保护的政策法规。2015年，原文化部下发《关于开展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作的通知》，第一次在国家层面规定了对传承人进行抢救性记录的工作性规范。

在此期间，即2013年，由冯骥才主持、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实施的《中国唐卡文化档案》获批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该项目为我国非遗文化特别是涉及少数民族文化的科学普查建档提供了实践案例经验。

《中国唐卡文化档案》采集唐卡图像现场。冯莉供图

科学保护：人才培养是关键

进入“十四五”时期，面对丰富的非遗资源和更重的工作任务，我国需要更多的机构和人员参与到保护工作中，其中包括社区和群体参与调查和建档工作。科学调查记录和建档工作跨学科互涉领域，需要多学科、多主体参与。目前非遗保护的基层单位存在人员老化、专业人员少、业务人员岗位培训和继续教育不足等困难。新时期的非遗保护工作，资源普查、田野调查、资料整理、建档等工作技术性、学术性和实践性较强，人员知识储备和技术能力都应进一步加强。

我国非遗进入科学保护时代，迫切需要理论支持和专业人才。2021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了加强高校非遗学科体系和专业建设，支持有条件的高校自主增设硕士和博士点；2021年10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天津大学设置全国首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交叉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今年4月28日，天津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教材编写工作正式启动。诚如冯骥才在启动仪式上表示，对于非遗教育来说，要牢牢把握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建立完整的知识体系和严谨而明晰的理论体系；二是将田野教育作为非遗教育独特的方式，因为田野是最重要的工作场域和工作方法；三是要与培养目标紧密结合，不仅要培养研究人才，更要培养管理人才。

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非遗保护的科学体系，不仅需要国家层面的政策推动和支持，更需要社会多方参与。这对于我国切实提高非遗保护传承工作水平，不断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发挥非遗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在重大国家战略中的作用具有现实意义。

（作者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民间文化论坛》执行主编、天津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方向博士）